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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人民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贡献
http://dgds.sun0769.com  2015年09月08 10:09

陈立平

    【摘要】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东莞地处华南重要战略位置,成为东方主战场的组成部分,东莞人民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付出了巨大牺牲,作出了历史贡献。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东莞抗日军民参与抢救国际友人和盟军飞行员,并向盟军提供重要军事情报,为建立和巩固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作出了特殊贡献。东莞抗日军民卡断广九铁路中段,为牵制日军对太平洋地区的扩张,配合盟军在太平洋战场的反攻作出了积极贡献。东莞人王宠惠参与联合国的创建、《开罗宣言》的起草以及联合国宪章的制定,为打败德意日法西斯和建立战后国际新秩序发挥了积极作用。

    【关键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东莞人民  历史贡献

    发生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是人类历史上一场规模空前的正义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团结一致,英勇奋战,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了人类的尊严,赢得了世界和平。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东莞人民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历史贡献。

    (一)东莞地处华南重要战略位置,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的组成部分,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付出了巨大牺牲,作出了历史贡献。

    第二次世界大战由德、意、日法西斯发动,日本法西斯是发动这场战争的急先锋。1931年9月18日,日本悍然发动侵略中国东北的战争。以“九一八事变”为起点,中国人民在东北的局部抗战,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1932年1月28日,东莞籍的中国军队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与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一起,发动了震惊中外的淞沪抗战。他们指挥十九路军将士浴血奋战一个多月,毙伤日军10000余人,迫使日军四易其帅,打破了日本侵略中国速战速决的计划和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十九路军有不少东莞籍官兵,他们在淞沪抗战中表现十分英勇,为中国局部抗战作出了贡献。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把局部侵华战争发展为全面侵华战争。以卢沟桥事变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场的起点,中国开始全国性抗战,首先在世界东方开辟了反法西斯的主战场。

    东莞濒临南海,地处珠江出海口,位于香港、广州两个南方大城市中间,广(州)九(龙)铁路横贯全境,具有重要的战略位置。日军占领广州、香港后,把广九铁路作为交通运输大动脉,把这两座大城市作为支撑其在中国大陆作战和太平洋战场的中转站。因此,在中国抗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中,东莞成为敌我双方争夺的一个战略要地。

    东莞人民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付出了重大伤亡代价。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后,对华南的军事战略要地实行空中轰炸。东莞境内的虎门要塞一带以及广九铁路沿线石龙、茶山、常平、塘厦、樟木头等镇,成为日机轰炸的重要目标。日机空袭轰炸的次数和投弹数量,仅次于清远县和广州市,排在广东全省各市县的第三位,造成了东莞人口的严重伤亡。日军占领东莞近7年的时间里,对东莞地区的“扫荡”、“清乡”达数十次之多,其中华南地区最大的一次万人大“扫荡”就发生在东莞。日、伪军在“扫荡”和“清乡”中,杀害了许多东莞民众。其中日军于1941年8月3日(农历润六月十一日)制造的道滘“六一一惨案”,就有300多名民众伤亡。东莞人民在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战斗中,也付出了巨大牺牲,其中1938年10月下旬的怀德保卫战,东莞抗日自卫团和民众牺牲了300多人。据中共东莞市委党史研究室2015年5月的最新统计数据,抗日战争期间东莞军民伤亡61000多人(国民党军队在东莞地区作战伤亡1000多人未计入东莞人口伤亡数据),财产损失5900多万元(国币,按1937年比价),间接经济损失无法统计。

    东莞是华南敌后抗战的重要战场,东莞抗日根据地是全国19块抗日根据地之一东江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东莞是华南抗日劲旅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的发源地。1938年10月15日由中共东莞中心县委组建的东莞抗日模范壮丁队,是东江纵队的最前身。东莞人民踊跃参加东江纵队,其中担任东江纵队大队级干部的有30多人。东江纵队在作战中总共牺牲2500余人,其中有东莞籍干部、战士700余人。东江纵队对日、伪军作战总共1400多次,重要的战斗有27次,其中10次发生在东莞地区。在东莞地区发生的这10次重要战斗中,有被日军称为“进军华南以来最丢脸的一仗”——百花洞战斗,有致使日军大队长败归后剖腹自杀的梅塘反击战等。延安《解放日报》曾多次报道东江纵队在东莞敌后战场进行的重要战斗和取得的战绩。

    《人民日报》2015年7月7日“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78周年特刊”中的《回望血与火的十大战场》一文,登载了平型关大捷、百团大战、台儿庄战役等十个战例,其中排列第七的是在东莞地区发生的百花洞战斗,并把这场战斗列为人民抗日游击队伏击战的典范,由此可见东莞敌后抗战在全国抗战中的影响。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当天,朱德以中国解放区抗日军总司令的名义,命令日本侵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投降。其中指出:“在广东的日军,应由你指定在广州的代表至华南抗日纵队东莞地区,接受曾生将军的命令。”[1]这就表明了东莞敌后抗战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所处的历史地位,也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出东莞人民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最后胜利所起的历史作用。

    (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东莞抗日军民参与抢救国际友人和盟军飞行员,并向盟军提供许多重要的军事情报,为建立和巩固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作出了特殊贡献。

    1941年12月8日,日本悍然发动太平洋战争,偷袭美国海空军基地珍珠港,随即突袭香港。12月25日,日军占领香港。在美国的大力推动下,1942年1月1日,中国与美、英、苏领衔签署了《联合国家共同宣言》,标志着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正式成立。

    香港沦陷后,东江抗日根据地军民根据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的指示,营救出被困的中国文化界知名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被俘的国际友人以及英国官兵、还有一些作战失事的美军飞行员,总共800多人。这场被称为“抗战以来(简直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2],得到了国际和国内各界人士的赞扬,对巩固和发展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参与组织这场闻名中外的秘密大营救,有东莞籍的王作尧、何鼎华。王作尧时任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副总队长兼参谋长,何鼎华时任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宝安大队政治委员。他们负责组织从港九至宝安沿途的交通接应、武装警戒、掩护转移和筹粮补给等工作。此外,在大岭山抗日根据地活动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第三大队第一中队(代号“虎门队”),也跟随副总队长兼第三大队大队长曾生,来到宝安阳台山抗日根据地白石龙村以及大亚湾畔的石桥坜等地,参与接应和护送从香港抢救出来的人士。

    1942年11月下旬,美国第十四航空队(飞虎队)一架战斗机从桂林飞往香港轰炸日军的军事设施,返回时被两架日机追击。双方在东莞龙和乡的长岭皮(地名,今属深圳市光明新区)至大冚村之间的上空激战,美军飞机被击落于东莞龙和乡田心村(现属黄江镇梅塘社区)塘头角,一名飞行员跳伞降落在田心村花公山上。田心村的群众将这名美国飞行员救起,替他剪去头发,换过当地衣服,化装成中国普通老百姓的模样,送到大坑这个非常隐蔽的地方藏起来。十几天后,联系到国民党军队,由两名士兵护送这名美国飞行员到东莞常平圩,暂时安顿在金城酒店内。随后,在该酒店懂英语的老板周环(常平桥梓村人)协助下,再护送到樟木头石马东莞县国民政府临时驻地,使这名美国飞行员安全返回桂林的部队。[3]

    中共东莞县委和东江纵队在东莞各地设立秘密情报站,千方百计获取许多重要军事情报,提供给在华美军总部和美国第十四航空队。其中有:1944年12月虎门及周边日军巡逻船只情况;1945年2月在东莞桥头附近失事的日军飞机上的重要文件资料;1945年4月樟木头日军仓库图;1945年5月广九铁路日军工事图,日军在东莞石龙以南、太平、虎门等地工事图,等等。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45年春,广州江村和东莞的情报站分别侦察到番号为“波雷”的日军部队出现在广东惠阳淡水一带[4]。“波雷”部队(日军一二九师团)原驻武汉与长沙之间,是日军一支精锐的机动部队。日军当时得悉美军准备在中国东南沿海登陆作战,故迅速命令“波雷”部队兼程南下广东应对。为防止行踪暴露,他们昼伏夜行,电台完全停止工作。美军正苦于“波雷”部队突然消失,无从侦测之际,对东江纵队送来的这份情报,如获至宝。对此,美国第十四航空队司令官陈纳德、在华美军总部以及华盛顿方面给予高度评价,多次致电东江纵队司令员曾生:“我们对你们近来关于敌军及其活动,驻地和番号的报告特别感到喜悦,这些情报是重要的,实际上他是有生命力的,因为它揭露了敌人的企图和活动,帮助了我们的指挥当局取得更好的结论和计划”;“华盛顿对发现一二九师团及其消息致以庆贺”;“你们关于一二九师团的报告很优越,总部致以谢意”[5]。这份极其重要的军事情报,为盟军对法西斯作战的部署和行动提供了有力的帮助,促使盟军取消了类似欧洲战场诺曼底登陆突袭的华南登陆计划,改为直接进攻日本本土。故此,这一情报,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局,尤其是亚洲、太平洋战场的结束方式和结束时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三)东莞抗日军民与日军展开通车与反通车的斗争,卡断广九铁路中段,为牵制日军对太平洋地区的扩张和配合盟军在太平洋战场的反攻作出了积极贡献。

    1943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接连取得胜利。11月,苏联红军在欧洲战场全面转入反攻,英美联军也加强了太平洋战场对日攻势。日军为挽救其在太平洋战场的失利,急需打通平汉、粤汉和广九铁路,以巩固广州、香港两个中转站。

    其时,广九铁路沿线的敌我态势是:日军一个师团(第一0四师团)、伪军一个师(第三十师)控制着广九铁路的前后两段;国民党部队的一个地方保安团及一个支队共1000余人,控制着广九铁路中段;共产党领导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在广九铁路西侧创建的大岭山、阳台山两块抗日根据地,发挥了拱卫广九铁路中段的作用,使这条交通大动脉始终无法通车。尤其是东莞大岭山抗日根据地和宝安阳台山抗日根据地,对日、伪军控制广九铁路造成极大的威胁。日军多次惊呼广州、香港之间的铁路地区是“治安之癌”。[6]

    1943年11月11日,日军发动打通广九铁路战役。这个战役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占领广九铁路沿线各据点;第二阶段对广九铁路两侧的抗日根据地实行“扫荡”,以巩固广九铁路沿线据点,保障铁路正常通车。国民党军队在日军的强大攻势下撤退,广九铁路中段遂陷入敌手。11月17日,日、伪军出动9000余人(号称万人),对东莞大岭山抗日根据地实行“万人扫荡”。11月下旬,日、伪军对宝安阳台山抗日根据地实行“多路围攻”。这两个抗日根据地军民,经过一个多月的顽强战斗,粉碎了日、伪军的大规模“扫荡”,收复了大片失地,巩固和扩大了根据地,使日军荡平广九铁路两侧抗日根据地的企图落空。

    日军对东宝地区的大“扫荡”被打破后,为确保广九铁路畅通,派重兵驻守广九铁路沿线。计有日本海陆空军8000人以上,伪军1万人以上(三个正规师和地方团队),总共2万余人[7]。东莞县伪政府为强化广九线“治安”,在常平、横沥、樟木头、企石等地增设伪警察分驻所。1943年12月2日,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改称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随即派出主力第五大队、第三大队和独立第三中队(代号“飞鹰队”),挺进广九铁路樟木头至平湖段的两侧,在中共地方组织和人民群众的配合下,频频向广九线上的日、伪军出击,并与日、伪军展开通车反通车的斗争。

    东江纵队在广九铁路中段不断开展破袭战,同时发动东莞民众破坏铁轨和枕木,阻止日军通车,并数度攻入宝安的深圳、平湖,东莞的天堂围、林村、樟木头、常平、横沥等火车站,逼近广州市郊,总共破坏广九铁路60%以上的里程,使日军的广九铁路“全线通车”计划始终未能实现。对此,美国的《美亚杂志》曾作过这样的记述:“虽然日军已控制了铁路两头有两年多,但他们还不能使一列火车畅行全线。”[8]

    东江纵队和东(莞)宝(安)地区的人民群众,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严重地威胁日军的广九铁路交通线和广州、香港两个后方基地,起到了打乱日军作战部署、牵制日军行动的作用,从而支持和配合了东南亚人民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和盟军在南太平洋的对日作战。

    (四)东莞人王宠惠参与联合国的创建、《开罗宣言》的起草以及联合国宪章的制定,为彻底打败德意日法西斯和建立战后国际新秩序发挥了积极作用。

    1943年11月23日,中、美、英三国首脑会议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中国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出席。开罗会议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最重要的国际会议之一。这次会议商讨联合对日作战计划、击败日本后如何处理日本等问题,会后发表了著名的《开罗宣言》。

    东莞籍的国民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王宠惠[9],作为中国代表团的重要成员,参加了开罗会议。会前,他主持拟定出席会议的方案。在会议期间的具体谈判中,他是中方主要负责人。

    《开罗宣言》是一个争取独立自由、和平民主的宣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最重要的宣言之一,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开罗宣言》的形成和发表,除了美国方面的积极推动之外,中国起到了重要作用。中、美、英三方参加《开罗宣言》的起草者分别为王宠惠、霍普金斯、贾德干。在草拟和讨论《开罗宣言》的过程中,王宠惠据理力争,维护中国国家主权,使《开罗宣言》明确宣布日本攫取中国的领土如东北、台湾和澎湖列岛,必须归还中国。这就为收复由于1895年日本强加于中国不平等的《马关条约》而割去台湾、澎湖列岛等提供了国际法理依据。

    历经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生灵涂炭,建立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旨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国际机构,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早在1943年10月30日,中美英苏四国就共同签署《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向全世界宣告,四国将继续对德、意、日轴心国的作战,直至其无条件投降,并根据一切爱好和平国家主权平等的原则,建立一个普遍性的国际组织,以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参与发起创建联合国,是20世纪中国对外关系史上的重要事件。在这一过程中,王宠惠发挥了鲜为人知的重要作用。

    开罗会议之后,王宠惠投身到拟定建立联合国的中方文件的起草工作中去,他首先主持国内关于集体安全问题的讨论,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构建新集体安全的十五点建议,成为中国外交决策层的主导意见。中国国民政府参与构建联合国的方案,基本以王宠惠拟定的方案为根据。

    1945年4月至6月,联合国制宪会议在美国旧金山举行,中国是会议发起国之一。出席联合国制宪会议的中国代表团有10人,由国民政府任命,团长(即首席代表)宋子文,代表团成员顾维钧、王宠惠、魏道明、李璜、张君劢、董必武、胡适、吴贻芳、胡霖。会议期间,王宠惠参与制定联合国宪章,所提出的一些宝贵建议,被吸收到宪章之中;主持宪章条文的中文本最后审核和文字润色;作为中国全权代表之一,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1945年10月24日,联合国宪章生效,联合国正式宣告成立。1946年1月1日至2月14日,首届联合国大会在英国伦敦举行。中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之一,显著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

    联合国的诞生,是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以及所有爱好和平国家共同努力的结果,以联合国的成立为起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新机制开始形成,对战后世界局势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作为联合国的创始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对此作出了重大贡献,而王宠惠作为中国代表团的重要成员,在其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作者系中共东莞市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副研究员)



[1]《朱总司令命令冈村宁次投降》,《解放日报》1945年8月16日。

[2]《胜利大营救》,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版,第4页。

[3]中共东莞市委党史研究室调研组:《关于抗战时期黄江镇田心村民众救援美军飞行员的访问记录》,2015年7月24日。另据《东莞常平镇桥梓村志》,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99页。

[4]袁庚:《东江纵队与盟军的情报合作及港九大队的撤出》,《香港抗战——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论文集》,香港康乐及文化事务署2004年3月编印,第254页。袁庚为东江纵队联络处(特别情报部门)处长。

[5]黄作梅:《我们与美国的合作——关于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与盟邦美国在打击共同敌人战争中合作的报告》,《东江纵队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79~680页。

[6]转引自《东江纵队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7页。

[7]曾生:《一年来的对敌斗争》,《前进报》1945年1月1日。

[8]《东江纵队与盟国在太平洋的战略》,《美亚杂志》(1944年7月),《解放日报》1944年9月11日全文译载。

[9]王宠惠,1881年12月生,广东东莞虎门人,世界著名法学家,中华民国首任外交部总长。1937年3月至1941年4月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兼代理行政院长,1941年4月改任国民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1948年6月任国民政府司法院院长,1950年春去台湾,1958年3月在台北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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