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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鉴文中大才子赴延安深造 回莞抗日壮大党组织
http://dgds.sun0769.com  2016年03月07 10:03

    在上个世纪30年代,作为东莞本土学子,能考入中山大学,绝对算得上人中翘楚。袁鉴文就是这样一位学生领袖,他在莞中时就做体育部长,带领球队四处比赛;考入中大后,又北上参加学生运动;其后更是追求革命远赴延安,不仅在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学习了如何组织青年运动和群众工作,还入读中央党校深造,学习了党建工作和马列主义。
    被组织派回家乡抗日后,袁鉴文把一身所学全部付诸实践,为日后东莞建立抗日根据地、组建抗日武装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学生时代:积极参加抗日运动     

    袁鉴文1914年出生,是东莞东城温塘人,2007年去世。袁鉴文的儿子袁国新对父亲一直很崇拜,所以仔细研究过父亲生平。他介绍说:“我父亲一直很出色,他在东莞中学读了初中和高中,其中高中三年都担任体育部长。他喜欢打篮球,是篮球队的教练,又爱打抱不平,所以威信很高。”在袁国新收藏的一张老照片上,袁鉴文和球队的伙伴穿着球衣并排而站,英气逼人。“他组织的篮球队,打遍东莞无敌手。”袁国新自豪地说。在史料记载中,中学时代的袁鉴文除了爱打篮球,还在学校组织过革命大同盟,团结一大批同学进行爱国活动。 

    1935年秋,袁鉴文考入中山大学,并于1936年6月参加了中共外围组织中国青年同盟。袁国新说,“当时党中央为了抗日需要,在国民党统治区停止了共青团的活动,转而组织中国青年同盟,作为外围组织。我父亲加入中青后,就经常寄一些革命书籍到莞中,有时还回来办读书会。”
    1936年12月中旬,东莞中学学生陈富根在校内张贴“西安事变”传单,拥护张学良、杨虎城将军的抗日主张,国民党东莞当局为此逮捕东莞中学学生会主席王鲁明,学校开除了王鲁明学籍,严令陈富根、麦祖荫、黄庄平等11名学生退学。袁国新说:“陈富根一直在我父亲家中长大,他当时预感要出事,就给我父亲打电报,说我爷爷去世了。父亲回到香港,却发现爷爷并没有什么事,就猜到东莞这边出事了,他不敢再回中大,于是去了北平。”

抗战老兵袁鉴文(右二)与家人合影

心向延安:先后入读抗大和中央党校

    1936年底,袁鉴文离开中山大学到了北平,开始参加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的抗日救亡活动。1937年6月,他在北平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由组织安排赴延安学习。
    “他参加抗大学习,应该是第二期学员,当时第二期是1月到9月,他是6月去的,实际上只学了3个月。不过,他说他是中大出身,那些学习内容对他来说比较简单,接受起来快。他亲口跟我说过,最后一个月学的是组织青年运动和群众工作,对他影响很大。”袁国新回忆道。
    那一期的抗大毕业生有3人被安排去中央党校继续学习,袁鉴文就是其中之一。“在中央党校,他学习了党建和马列主义,又学习了半个月的地下工作,包括接头、反跟踪、被捕后如何对付用刑。”再次毕业后,1938年1月,袁鉴文被派往武汉长江局,听从工作分配。

回莞抗日: 大力发展学生党员壮大党组织     

    1938年2月底,袁鉴文回到东莞工作。4月,中共东莞中心支部改组为中共东莞中心县委,县委书记姚永光,组织部长袁鉴文,宣传部长兼武装部长王作尧。袁鉴文负责在县城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
    “当时东莞才30多个党员,又没有产业工人做基础,我父亲决定从学生开始入手,因为他们比较能接受新事物,抗日热情高,能量大。”据袁国新介绍,袁鉴文当时去了东莞中学,发现学校里有两派学生,一派主张读书更重要,一派主张抗日更重要。“父亲把两派统一到了抗日的大旗下,发展了3批党员,共10人。”
    当时东莞当局已经相继成立了县青年抗敌同志会、妇女抗敌同志会、工人抗敌同志会,袁鉴文就派人进入这些组织,夺取实际领导权,这样,全市就都被动员起来了。随后,袁鉴文又派十几个宣传队到农村宣传抗日思想,把农民也动员了起来。于是中共东莞县委的妇女支部、学生支部、工人支部就都顺势建立起来。“用了2个多月,他就把局面打开了。”

    党员发展得很快,袁国新的母亲也于1938年4月入党,“她当时还不满17岁,入党就参加了党员培训班,学习发展党员,也因此认识了我父亲。”
    袁国新说,就这样快速发展了半年,东南特委给中央的汇报就提到,东莞县委成了广东最大的党组织,人数最多。“广东这么大,为什么东纵的发源地在东莞,就是因为这里有一个强大的党组织。有了这么多的人才,后来成立东莞抗日模范壮丁队的时候,才能一下子就有100多号人。” 

组织武装: 从模范壮丁队到东江纵队   

    1938年10月,袁鉴文参与组建东莞抗日模范壮丁队,任政治指导员。这支队伍是中共广东地方组织在广东省最早组建的一支抗日武装。
    据袁国新介绍,莞城被日军占领后,东莞县委与广东省委失去联系,包括东莞壮丁常备队和模范壮丁队在内的300多人的队伍该何去何从,县委内部出现了两种声音。“县委书记姚永光担心部队被打散,想跟着国民党的部队撤离,王作尧和我父亲则希望自行撤退到宝安。”11月28日,王作尧、袁鉴文率模范壮丁队队员五六十人向屏山水口转移。姚永光、何与成率模范壮丁队队员70多人随颜奇率领的壮丁常备队撤到了新界。“晚上行进,王作尧走在前面,结果两班人走散了,失去了联系,我父亲找了一个星期,才从一个同志那里知道,姚永光和颜奇去了香港。”
    日军穷追不舍,王作尧只好命令部队把武器埋在了深圳的一个村庄里,找船渡港。袁鉴文得知后,也赶去了香港。“父亲到了九龙,通过警察局找到东莞同乡会,安顿好了部队。我爷爷在香港有些根基,所以家里就成了东南特委的联络站。廖承志后来表扬了东莞半年来发展党组织的功绩,但也认为部队撤离到香港是错误的,应该留在东莞坚持抗日。所以,姚永光就留在了香港,王作尧和我父亲返回内地。东宝联合县委成立后,父亲做了副书记和组织部长,王作尧则专心负责军事。”
    “后来,叶挺将军回到广东,据说准备在东莞开展游击战。模范壮丁队还剩下的一些人,加上姚永光、颜奇的人马,组成了叶挺的广东东路守备军指挥部警卫营。王作尧那边剩下的人则取消了模范壮丁队的番号,成立了东宝惠边人民抗日游击大队。结果才一个月,国民党就把叶挺调去了新四军,剩下的警卫营就编入了曾生的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
    到了12月下旬,中共东莞中心县委改组,成立中共东宝联合县委,县委书记张如,组织部长袁鉴文,宣传部长兼武装部长王作尧。“到了1943年,王作尧和曾生的两支队伍再次合并,就成了东江纵队,这两支队伍里其实都有模范壮丁队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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