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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解放战争时期东莞党史的几个问题
http://dgds.sun0769.com  2016年03月14 17:03

陈立平

    粤赣湘边纵队史是东莞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纵队东江第一支队第三团在东宝地区的活动,是全国解放时期东莞党史的重要内容之一。刚才叶主任提出要继续深化粤赣湘边纵队史的研究,实际上我们可以理解为深化东莞党史的研究,尤其是解放战争时期的党史研究。多年来,我们在这方面的研究不断深入,不断发掘新的史料,不断解决了一些疑难问题。目前,还有几个比较重要的疑难问题,我在这里跟大家汇报和探讨一下。

    一、1946年7月至1948年3月这一阶段东宝党组织的名称是“特派员”还是“指导员”

    我们目前编纂的东莞地方党史书籍、资料,对1946年7月至1948年3月这个时期的中共东宝地区党组织,采用“东宝县指导员”这一名称。但我有些疑惑,这名称究竟是“东宝县特派员”还是“东宝县指导员”?1946年6月全国内战爆发后,中共广东区委决定:在地方党组织方面,除琼崖党的各级组织照原建制活动不变外,在广东大陆各地设立党的特派员,党的组织转入地下活动。根据这一决定,广东省大部分地区包括东江地区的南北岸、九连地区、粤中区、广州地区、潮汕地区、南路地区、西江地区、湛江市等地区党组织,都实行特派员制,甚至当时受广东区党委领导的闽粤赣边区、桂柳地区的党组织也实行特派员制,上述地区所属的各县党组织也相应实行特派员制。我们查阅了惠州市委组织部、惠州市委党史办公室、惠州市档案馆联合编纂的《中国共产党广东省惠州地区组织史资料》(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惠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等21个党史部门联合编纂的《中国共产党东江地区历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版),都把东江南岸地区所属的各县党组织包括东宝地区党组织的领导人称为“特派员”。深圳市史志办编纂的《中国共产党深圳历史》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也明确称这一时期的东莞党组织为“东宝县特派员”。为何东莞的党史资料却称之为“东宝县指导员”呢?其依据是杨培在解放战争时期写的一份报告以及20世纪80年代所写的回忆文章,他称自己为东宝地区副指导员,祁烽是指导员。解放战争时期杨培写的那份报告最早发表在东莞党史办1988年7月编印的《东莞烽火》第12期,题目为《东宝地区两年零七个月的斗争概况及目前形势与任务》,时间为1946年11月至1949年6月,这是记载内容的时间,并不是成文时间。作为解放战争时期的党史资料,我认为这份报告很重要,但感到遗憾的是,从严格意义上讲,杨培这份材料不是原汁原味的历史文献,虽然是1949年6月16日在工作队会议上作的报告,又有陈华同志当年的记录稿,但是在《东莞烽火》第12期发表时是经过综合整理而成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文后的注释是这样写的:“本文根据杨培1949年6月16日在工作队会议上的工作提纲和有关档案资料整理而成,整理时参考了陈华同志当年的记录稿,并经杨培同志审阅。”这就表明,这份报告是“整理而成”的。因此,这篇历史文献在发表时有可能被修改过。至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找到陈华同志当年的记录稿进行核对,如果哪位老同志收藏有记录稿,请提供给我们。只要找到陈华的记录稿,那么这一时期东宝地区党组织的名称问题就有可能解决了。

    二、解放战争时期后期东宝地区党组织的名称叫“东宝县委”还是“路西县委”

    以往我们东莞的党史资料包括党组织史料一直称“东宝县委”, 2005年,我参加筹建广东东江纵队纪念馆,在东莞市博物馆搜集史料时,无意中发现了一份中共江南地委于1949年9月1日发出的一份《通令》。《通令》明确指出:“原有路西县委及路西县政府取消,分别成立东莞临时县委、宝安临时县委、东莞县人民政府及宝安县人民政府。”这是我们第一次发现解放战争时期有“路西县委”这一名称。这一时期东宝党组织究竟称东宝县委还是路西县委?我们知道,抗战时期东宝地区有个“中共路西县委”,成立于1944年9月,至1946年6月东江纵队北撤时撤销,抗战时期的路西县委与解放战争时期的路西县委是两码事。按推理,假如解放战争时期广九铁路以西地区有党组织“路西县委”,那么广九铁路以东地区也应该有党组织“路东县委”。但我们查阅惠阳地区党组织史资料时,发现1948年4月至1949年1月惠阳、惠东分别成立的是中共惠阳县委和惠东县委,之后合并为惠阳县委,并没有“路东县委”这一名称。我们再查阅其它历史文献,发现除了《通令》里出现“路西县委”名称外,其他地方没出现过。由于杨培等几位当事人的回忆都说这一党组织的名称是东宝县委,因此我们最终采用了杨培等人的提法。究竟是路西县委还是东宝县委,这个问题我们今后还需继续研究。

     三、有无“路西县人民政府”名称

    杨培的回忆文章《战斗在东莞》曾提到:解放战争后期“成立东宝县人民政府,县长由我兼任”。因此,我们编写的党史资料一直采用“东宝县人民政府”这个名称。直到2009年我室编辑《东莞解放战争纪实》一书时,我和刘韦玲、余厚姬查阅了不少历史文献资料,最后得出一个结论:应该把“东宝县人民政府”改称为“路西县人民政府”。对这个问题达成共识后,我们在《东莞解放战争纪实》以及最近两年出版的史书如《中国共产党东莞历史》(第一卷)等,都改称“路西县人民政府”。我们把这个机构名称改过来是有充分依据的,其中有几份颇具说服力的材料。第一份是粤赣湘边纵队东江第一支队第三团和路西县人民政府联合发出的《关于借粮解决南下大军的给养问题的通知》,这个通知的页眉印有“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纵队东江第一支队第三团”,“路西县人民政府”两行横排名称。第二份是1949年8月10日《华商报》第三版刊登的一篇通讯《路西工作干部学习城市政策》,其中有这样的一句话:“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纵队×部,与路西县人民政府,于8月5日假××举行庆祝八一建军节大会”。第三份,就是前面提到的中共江南地委于1949年9月1日发出的《通令》,《通令》明确提出:“原有路西县委及路西县政府取消”。第四份是粤赣湘边纵队东江第一支第三团政治处编的“七一”二十八周年纪念特辑,文章标题为《“七一”二十八周年纪念在路西》,其中指出:“7月1日,我团和路西县政府在×××驻地,举行隆重的庆祝大会”。根据这几份关键的历史材料,完全可以证明解放战争时期“路西县委”这个名称在东莞党史上是存在的。

    四、关于解放战争时期东莞水乡党组织领导人问题

    主要是1949年七八月间大步村党支部书记祝如亮上调水乡区委工作后,由谁接任大步村党支部书记的问题。目前《大步村党支部地下斗争史》采用祝如亮的回忆资料,表述为“大步支部书记由祝志球同志负责至解放前夕,解放前夕至1950年由祝裕辉同志担任支部书记。”对于这一观点,老同志有两派意见,一派以祝裕辉为代表,认为当时接任大步村党支部书记的是祝裕辉;另一派以祝志球(祝窝球)为代表,认为接任大步村党支部书记的是祝志球。2008年,我们到麻涌参加水乡区武装斗争史座谈会时,听到两派老同志的争论,当时我在发言中指出:“在座的老同志当年参加革命不是为了升官发财,今天大家为工作职务问题而争论不休,影响了老同志之间的感情。为了把这个问题弄清,请祝裕辉和祝志球同志分别写一份材料给市委党史研究室,今后由党史研究室召集你们开个专门的座谈会解决此事。”座谈会结束后,祝裕辉送来了回忆材料,明确指出自己是1949年7月接任大步村党支部书记职务;祝志球等数人到党史研究室直接反映了有关问题,并送上在东莞解放初期写下的水乡区党组织机构人员一览表,否定祝裕辉的观点。党史研究室后来由于其他原因未能找老同志座谈解决这一问题,以至影响了水乡党史和武装斗争史的编纂和出版。建议今后在适当时机,趁一些当事人还健在(祝志球已去世),召集他们开个专题座谈会,把这个问题弄清楚。

    五、关于刘发如起义问题

    虽然我们掌握了一些史料,但因这个问题比较敏感,所以一直没有在东莞党史资料上记载。我们曾接触到一些史料,指出1949年9月间,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统战部曾委派叶文津(道滘人),秘密做刘发如的统战工作,动员他起义。在1991年1月内部出版的《道滘镇志》也有记载。《道滘镇志》指出:“1949年9月,叶文津奉党的指示,为了和平解放东莞,他只身回老家道滘乡,深入匪巢,策动刘发如,他当时任广州卫戍区司令部地方团队第三支队支队长,叶衍龄(凤凰九)任广州水巡队警备司令。在叶文津的发动下,刘发如、叶衍龄管辖的3000人马,中队长以上头目都亲自签名投诚起义,因此和平解放东莞。”据我们目前所掌握的史料分析,当年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很有可能派人与刘发如联系,动员他起义,但刘发如最终没有起义。这一史实,还有待今后继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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