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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解放初期的一些情况
http://dgds.sun0769.com  2016年03月15 10:03

袁卫民

    中共东莞市委党史研究室:袁老,您是东莞解放初期的领导者,也是东莞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参与者、亲历者,今天我们上门采访您,了解一下东莞解放初期的那段历史。

    一、关于东莞支前工作

    问:1949年9月,东莞县成立东宝支援前线司令部,您负责支前的民工工作,当时东莞的支前工作是如何开展的?

    袁卫民(以下简称袁):由于解放初期我的工作调动频繁,参加支前工作时间很短,大约至11月中旬结束,约一个月,有些东西记得不太清楚了。解放初,我在东莞当副县长,11月2日召开全县解放庆祝大会后不久,陈昶从两广纵队调回来任东莞县副县长,我则调至莞城市(镇级县辖市)兼任市长,主要工作在莞城。到莞城没多久,就去广州参加全省城镇工作会议。会议开了很久,大约半个月。我在莞城镇工作也不长,大约半年,到1950年5月左右,调到六区当区长,兼太平镇长。莞城市市委书记由张生担任,市长由袁仲接任。又没多久,大约至1950年冬天,从东莞抽调到宝安搞土改试点。当时东莞、宝安两县属珠江地委管辖,珠江地委在宝安搞土改试点,作为珠江专区的试点。宝安搞完试点后,我再回到东莞县六区。

    问:当时的支前工作主要做些什么?

    袁:支前工作主要是配合南下部队解放广东。当时主要是四野部队、两广纵队、粤赣湘边纵队这三支部队;之后解放万山群岛,部分部队经过东莞。东莞的支前工作主要是从粮食、禾草、民工这几方面去支援部队。

    问: 1949年9月、10月初,中共江南地委提出“五万民工,十万担公粮”的号召,东莞是如何响应这号召的?

    袁:当时县的几个领导分工,祁烽和我驻莞城,杨培到石龙,卢焕光到水乡和六区。当时祁烽负责全面,我协助祁烽负责处理一些日常事务。南下部队经过东莞去解放万山群岛时,我接触过两批部队,一批是四野部队,一批是两广纵队。当时来一批部队就会预先派人来联系,提出需要粮食、禾草、民工的具体数字。我们接到任务后,马上与各区联系。各区乡事前已发动群众做好支前工作,动员党员、团员,通过农村各个农会组织、民兵组织和妇女会等组织做好支前工作,筹集粮食、禾草、组织民工等。

    问:当时粮食都在富农、地主手上,农民没有多少粮,你们是如何筹粮的?

    袁:当时刚好是秋收季节,可以征粮。解放初期我们接管了国民党政府的粮仓,所以还有些存粮。另外,我们动员各乡筹粮。用分配任务的形式给各个区、乡做好筹粮工作。所以部队还没有到时,各个区乡已经发动筹粮,做好准备。部队一到,就按部队需要的数字上交。

    问:1949年10月至11月,共筹粮多少?

    袁:具体数字记不清楚了。当时群众十分热情。县组织工作队下乡动员,也发动许多学生参与。当时东莞中学学生也组织宣传及下乡发动群众支援前线工作。莞太线沿途还设茶水站,部队经过时,敲锣打鼓欢送,相当热烈。当时支前司令部有个办公室,负责日常工作。地址在旧县府附近的一个祠堂里,具体地址记不清了。

    二、关于全县解放庆祝大会

    问:1949年11月2日,东莞各界人民在莞城庆祝新中国诞生及全县解放,您作为大会主席团主席,请问东莞为何迟至11月2日才举行庆祝大会?

    袁:这个时间不算长。因为解放初期东莞有接管、支前等工作,比较忙。另外,社会治安不够稳定,如土匪攻打一区(常平)政府驻地。当时我的爱人曾玲在一区当区长。东莞解放没多久,县的领导也分头去石龙、水乡、虎门等地做工作,所以庆祝大会没有马上召开。

    问:当时你是筹备团主席,筹备过程如何?

    袁:我负责筹备庆祝大会,县政府还有许多同志参与。当时祁烽已调至宝安县沙头角任中共沙深宝边界工委书记。杨培、卢焕光都不在莞城,杨培在石龙,卢焕光在水乡,县领导只有我一个人留家。本来他们计划回来参加庆祝大会,但临时有事不能回来,等到庆祝大会结束后才回到莞城。结果只能参加当天晚上的晚会。

    问:当时游行队伍前面举着国家领导人的画像,如毛泽东、朱德等,请问当时是请谁画的?

    袁:当时是宣传部、报社的同志帮忙。一个是曾以,后来调去佛山,他参加过大会。另一个是冯毅,在报社,当时是《黎明报》,后来改为《东莞日报》。具体记不清楚。

    问:据我们了解,当时游行用的画像是粤赣湘边纵队东江第一支队第三团的一个叫黄琨的同志画的,是吗?

    袁:我不记得了。

    问:当时的游行路线是怎样的?

    袁:从中山公园(今东莞人民公园)——东正路——万寿路——市桥路——西正路——振华路。

    问:晚上联欢时,杨培、卢焕光有讲话吗?

    袁:有,晚上在公园内开庆祝晚会,白天庆祝大会有各区乡的群众参加,晚上只有莞城的群众参加。卢焕光、杨培作了讲话。

    三、关于东莞土地改革运动

    问:从1950年冬至1953年4月,东莞县进行了土地改革运动。东莞是如何开展土地改革运动的?土改工作是否以南下大军为主?

    袁:1950年冬,我去宝安搞土改试点,当时东莞由吴震乾带队,直到南下干部到来才结束。1951年4月刘劭清到东莞,任县委书记,马伦南下到宝安。

    1950年冬,当时全省各地都搞土改试点,不是很成功,搞成夹生饭。1950年11月至1951年5月,东莞县也在二区一个乡搞过试点,叫连平乡。其实,东莞全面铺开搞土改是在刘劭清到东莞后,我也从宝安回来,1951年5月正式在全县展开,至1953年4月结束。

    全省的土改工作要求以解放军为主。当时陶铸当省委书记,提出解放军挂帅。东莞是一三一师挂帅,师政委蒋润观兼任东莞县委书记。不过土改的具体工作还是由刘劭清同志负责。当时,部队调了三个团的政治处主任当区工委书记搞土改,分别是三九一团、三九二团、三九三团。三九一在六区,由梁成德当书记。三九二团在三区,张月当书记。三九三团在一区,张永生当书记。师直属机关负责八区,由王晓航当书记。各团和师直属机关抽一批营、连、排干部和战士安排在这四个区和当地干部组成土改工作队搞土改。珠江地委在地专机关调林若、李株园、钟忠带一批干部到五区、七区、四区三个区和当地干部组成土改工作队搞土改。林若在五区当书记,李株园在七区当书记,钟忠在四区当书记。剩下二区,由县安排干部开展土改。当时我在六区当区长兼太平镇镇长,在六区参加土改。

    四、关于东莞的社会主义“三大改造”

    问:从1953年开始,东莞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当时东莞如何实行社会主义“三大改造”?

    袁:对农业改造,我了解多一些,因为当时我分管农业。对于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我不太清楚。在我上次写的文章《东莞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以及同自然灾害的斗争》里讲得很清楚,你们可以看看。其实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主要是引导和发动广大农民走互助合作化道路,将小农经济转变为合作社的集体经济,将个体的小农土地所有制变为合作社的集体所有制。整个过程是从土改复查结束(1953年4月)后才开始,也就是说1953年4月开始搞合作互助组,直到完成高级社会主义合作社。1956年秋冬完成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从低级到高级,从点到面,分期分批发展,约3年半左右。总的来说,东莞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是健康的,是比较成功的。

    问:1954年2月,全县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大朗竹山乡宣布成立,为什么选择在大朗竹山乡?

    袁:搞农业生产合作社最初是林若。当时县委、县常委分工负责联系各区。林若负责农村工作,联系四区,大朗竹山在四区,他在竹山搞初级社试点。1954年,我当农业生产合作部长,1953年底,我当宣传部副部长兼一区书记时,在一区横岭村搞合作社试点。全县第一个初级农业合作社是1954年2月成立的竹山社。第二个是1954年4月在一区横岭成立的横岭社。林若当县长后,没有负责农村工作。我当县委农业生产合作部部长时,主要负责农业生产合作化工作,各个区也有区委专职副书记抓合作化运动。到1954年夏收前,东莞共有10多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也就是说各个区都有一个重点社。

    问:东莞开展的合作化运动是否有试点?

    袁:最初互助组合作化工作比较细致。当时搞互助组时下乡干部有“三同”(同食、同住、同劳动)。通过大会宣传和个别串联发动搞起来。合作社发展比较正常,一般是通过大会宣传发动,组织党员、团员、比较好的互助组长、骨干集中训练学习,通过他们到各乡再进行个别串联发动,再慢慢组织起来。群众比较热情。特别是沙田地区,那里田多人少,有些农户没有耕牛,要求组织起来比较迫切,甚至有些我们没有去发动的,他们自己组织起来(当时称之为“自发社”,以后加强领导,逐步纳入正轨)。在开展合作化运动中,我们强调贯彻落实有关合作社的各项政策,强调“入社自愿,退社自由”。发展基本是健康正常的,没有大乱子发生。

    问:当时县委有没有制定相关文件?

    袁:有,关于合作化大会,县委召开多次。当时县里开会讲话,都有文件保存。关于合作化运动的情况,陈少威(女)同志比较了解,她一直在合作部当干事,后来当县农村部副部长。曾在竹山跟随林若搞合作化试点,一直在合作部工作。

    五、关于东莞“反地方主义”

    问:1957年,在第二次反“地方主义”中,对照省委和惠阳地委的关于反“地方主义”进行检查,认为东莞的地方主义严重,时任县委书记、县长的您被认为“本身也有一些地方主义情绪”、“应该负一定责任”,请问当时东莞的反地方主义的情况是怎样的?

    袁:不太清楚。东莞县的反地方主义是张焕熙负责,他当时任县委副书记。1957年至1958年之间,召开县委扩大会议,县机关单位领导和各区区委书记也参加会议,点名批评,再作检讨。当时县委有几个人被点名批评,我(时任县委书记、县长)、曾玲(女,时任县委常委)、祝如亮(时任县委组织部副部长)、邝枝(时任县委合作部副部长,后来调去增城)被点名批评后要写检查。后来,没有说我是地方主义,只是说我是小圈子(指与以上三个人形成“小圈圈”)。而邝枝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祝如亮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六、关于东莞的水利建设

    问:1956年10月,你任东莞县委副书记,分管农业。当时县委领导的主要精力重点放在农村,自然灾害对农业影响很大,县委县政府采取哪些得力措施克服自然灾害影响?

    袁:当时张如当副县长,主要分管水电局。水电局里有很多技术人员,对全县各个地方水利情况很了解,如哪里需要搞水库,哪里需要搞堤围,水电局都作出规划,再上报县委,经常委讨论再进行动工,资料由水电部门提供。当时东莞的水灾很多,1953年、1957年、1959年都有大水灾。1959年全县只剩4条堤围没有崩溃,分别是挂影洲围、东莞大围、桥头围、石龙围。1959年的洪水是百年一遇的大洪水。

    问:水灾这么多,当时东莞的粮食够吃吗?

    袁:受灾主要是水乡,平原、山区没有什么影响。1959年晚造获得丰收,这一年粮食不困难。东莞粮食最困难是1960至1961年。对于全省来说,东莞算比较好。问:上世纪50年代,东莞人民兴修水利,开挖运河,先后修筑了一批大、中型水库。当时你们怎么会想到开挖运河?

    袁:1957年12月,我在东莞运河工程指挥部任总指挥,张如、陈新当副指挥,是开挖运河时成立的一个临时机构。当时水库、运河由我管,属农业范围,具体业务由水电局管。

    问:当时为什么会想到挖运河?

    袁:挖运河主要目的是解决东莞12万亩埔田的水涝灾害。当时寒溪水流域一带的埔田,每年只能插一造秧苗,因为头造有龙舟水淹没,无法插秧,只能插晚造一造。挖运河的起点是东城峡口。第一期挖到厚街赤岭,再流出东江。以排除寒溪水域一带的埔田内涝积水。又利用运河的淡水冲淡沙田的咸水以防咸,同时用挖运河的泥筑东莞大围进行防洪。第二期延续挖到厚街、沙田。我负责的那一期全长约19公里。

    问:当时是谁提出挖运河的?

    袁:当时水电局提出计划,上交县常委讨论。经常委会讨论再决定动工。县常委会讨论通过后,成立机构去负责抓这个工程,叫东莞运河工程指挥部。这个工程很大,最多的时候有1万多民工参加,搭工棚住下来。当时指挥部也在运河工地搭工棚办公,作为干部,有空时我也参加挖河工作。整个运河开挖从1957年12月动工,1958年5月1日通水。

    问:1959年5月,东莞连降暴雨,出现特大洪水,灾情严重,县委大部分领导成员分赴各重要堤围指挥抗洪。当时东莞是如何开展抗洪斗争的?

    袁:1959年东莞特大洪水,我负责挂影洲围。县委常委分工到各堤围抢险。张焕熙负责福隆围。组织部部长丘贵胜负责京西鳌围。每人带一批干部去防洪抢险。林若、张如留在石龙总指挥部指挥。洪水来时,全县机关干部停止办公。由各个常委带着干部去防洪抢险。崩堤后进行复堤,并安排解决灾民的食宿。防洪抢险大约有十几天时间,记得我负责挂影洲围,属三级堤围,质量比较差的。防洪抢险时,我一个星期都没睡觉,晚上组织巡逻队不停地在堤围巡逻,如果一旦发现险情,马上抢救。白天备足防洪抢险器材物资,如沙、石、木杉、麻包袋等。当时挂影洲围堤内许多地方出现浸漏浊泥水(群众称为牛皮涨),我们及时组织群众把烂泥挖走,填上石子和沙,防止堤内泥土被洪水冲空而崩堤。记得当时挂影洲围边出现过两处大的险情,一处是外堤崩塌,我们组织群众抢救,在周围打桩到海底,填上沙包、石包去堵住,保护堤围不被洪水冲崩。另一处是堤围中间出现白蚁窝,是因筑堤时有些树头没挖出,时间长给白蚁蛀通了。堤中空了,洪水压力大,空心堤面的泥土便塌下去,当时塌下有一个人那么高,禾桶(打禾装谷的大木桶)那么大。我们马上派人下去把白蚁挖走,再往里面填沙包、石包去补堤,才确保了堤围安全。

    七、关于东莞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问:东莞如何开展“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东莞当时“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有哪些典型案例?

    袁:1958年,中央提出“多、快、好、省”的总路线,搞“人民公社化”、“大跃进”运动。公社化开展像刮一阵风一样快,一传达完中央文件后,各个区马上就成立公社。县领导挂名当公社书记。我负责四区、五区,我爱人曾玲在莞城区。

    问:东莞当时“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有哪些典型案例?

    袁:大跃进期间,由上而下刮起了一股浮夸风。1958年上半年,东莞是比较实事求是的。早造的收成从下而上核实产量上报省。上半年只报亩产390斤左右,是比较实在的。当时省委书记处书记欧梦觉到东莞检查,说东莞产量低,连400斤也不够。因为1958年早造时,有些省份浮夸风已经刮起,广东省也有部分地方也刮起浮夸风。外省有些地方浮夸风刮得很厉害。湖南已经刮起了平均亩产2000斤县了。当年夏收后,省委书记处书记赵紫阳亲自带全省各县委第一书记去参观湖南的“双千斤县”。回来后,要求贯彻中央的“三面红旗”,要大搞起来。于是,1958年晚造的浮夸风刮得很厉害。秋收没结束,各县要报产量,各县都报大数。地委书记马伦亲自主持电话会议,各县委书记和分管农业的县委书记参加。当时东莞县委书记林若和我参加电话会议,我是分管农业的县委副书记。会议上,逐个县点名上报,先由山区报,即先让连平县、和平县开始上报,连平县报800-1000斤。当时山区产量很低,只有200多斤,竟然报1000斤,因此,其他县就不敢少报了,都报1000斤以上。东莞县委书记林若也不敢少报,报了1200斤。

    又有一次,省开劳模会议,各个县都参加。东莞派了县委办公室主任马战生参加会议。各县又要上报亩产量,大家都报大数,结果马战生报1500斤,省委奖了一部汽车和一面锦旗。那部汽车是苏联产的嘎斯69,可坐7—8人。会议结束后,马战生把汽车从广州开回东莞。当时,县委觉得这个数太大了,但又舍不得不要那部汽车,因为当年东莞县委只有惠阳地委配给我们用的一部旧的吉普车。后来,林若写了一封信给马战生带给省委,并给省委退回了奖旗,汽车就留在县委用。其实,当时各个县很清楚是报大数。报纸的报道也十分厉害,有的说亩产2000-3000斤,这都是造假的。在大跃进盛行时,各地虚报夸大宣传粮食产量,报纸上刊登的关于“放卫星”的照片,其实是在收成前,将几块田成熟了的稻谷挖起,搬在同一块田里,密密地垒起来,然后上面坐一个小孩,拍张照片来登报纸,宣传粮食产量高。所有这些都是造假的。

    晚造后,又搞起了大炼钢铁,用铁去炼钢。因此,各地方把铁门窗拆下来炼,砌土高炉来烧铁,到山上砍伐了许多大树做柴。其实,当时基本炼不到什么钢,反而破坏很严重。还有,当时“瞎指挥”,各地推广深挖土,再放塘泥来种禾,又推广高度密植插秧。当时东莞没有按要求全面搞,因为农民是有经验的,不会全照着去做,只是怕顶不住这股浮夸风而做样子应付一下。

    采访时间:2013年9月16日

    采访地点:深圳市福田区袁卫民家

    采 访 人:林俊强、蔡瑞芬、刘磊、陈肖媚

    整 理:蔡瑞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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