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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广备军第二营的建立
http://dgds.sun0769.com  2016年03月15 10:03

陈官妹

    抗日战争时期的广九铁路警备军(惯称广备军),是一支伪军部队。中共莞太线敌后工委为了壮大自己的抗日武装力量,趁广备军驻虎门彭寿民团扩充兵源之机,于1943年春组织了一支由抗日游击队和厚街一带的自卫队组成的队伍,插入广备军彭寿民团新编的第二营。其主要任务是:打入伪军部队,利用敌人攻打国民党独九旅之机,占领广九铁路沿线,发展抗日游击区;同时伺机缴获广备军军部的枪械,以充实自己的力量。广备军第二营这支由中共莞太线敌后工委控制的武装队伍是怎样建立的呢?

    1942年秋冬之间,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军政训练班和前进报社在我的家乡——东莞厚街双岗官美厦村的“横墩”草田里办班和办报。那时,我和妻子李耀合为游击队作掩护,并且每天都不顾生命危险,越过莞太线以东的敌占区桥头乡为游击队购买粮食、纸张和生活用品,为抗战做了点事。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政委尹林平、副总队长兼参谋长王作尧、军政训练班政治指导员林鹗、政治部保卫科长何维(李筱锋),还有莞太线敌后工委的方兰、王步尧等40多人早已认识了我,非常了解和信任我。

    1943年春,中共莞太线敌后工委获悉伪军广备军要扩军,于是派武装委员林淦(林光)同志找我商量组织一支武装队伍,意图打入广备军。当时,林淦同志给了我一元六角钱到虎门广备军团部活动。我接受了党组织交给我的任务,便到涌口乡找在乡自卫队做事的表哥王沛打听此事,并和他一起步行到虎门太平镇。在太平镇的街上刚好碰见王沛的表兄弟梁安(虎门伪侦辑队队长),从他那里获悉确有此事,便由梁安带领我们去广备军团部,见到了团长彭寿民。由梁安介绍相识后,我们在烟床上交谈,彭寿民一连打了六口大烟给我抽。为了迎合敌人,我只好硬着头皮一口气把大烟抽完。彭寿民对此内心有点佩服。王沛在旁夸我身边既有人追随,又有枪支,管辖着竹溪水一带所有的自卫队,并且有智有谋,把我胡乱吹嘘了一番。这正符合彭寿民的心意,但是他还是放心不下。在交谈中,彭寿民得知王沛是王国(又名王详、拿国)的胞兄。王国原是国民党军的副团长,与彭寿民曾是同僚,互相了解信任。这样谈了很长时间,彭寿民找不出我的破绽,最后同意了我率队加入广备军的要求,并委任我当他的特务连连长。料想不到此事就这样顺利地办成了。

    我回去后,将情况向林淦同志汇报。可是,林淦提出:“特务连权力不够大,开展工作不够方便,可趁热打铁搞他一个营。这样才能独立活动,力量比较大,活动范围比较广。”我便按照党组织的指示,又和王沛一起步行到太平镇拜访彭寿民,请求他准许我组建一个营。我的理由是我的地盘大,兄弟多,有枪支,足是可配备一个营的编制。当时他并没有答复。后来,我继续去找了他好几趟,仍没有结果。对此,我和王沛一起商量再从梁安处入手。于是,我借了别人50元与王沛一起再到太平镇找梁安,把50元塞给梁安饮茶,并和他吃饭和抽大烟。在梁安的帮忙下,我们终于说服了彭寿民。彭同意了我组建一个营,委任我为营长、王沛为副营长,并命令我回去组织人员,并带上排级以上的军官见他。我爽快地一口答应了他。

    从太平镇回来后,我把详细情况向林淦作了汇报。为了保守党的秘密,林淦同志决定不露头,由我出面做好一切筹建工作。在筹建过程中,彭寿民派副官一行5人,来到涌口找王沛,调查我们建营的进展情况。当时筹建工作未就绪,一点经费也没有。为了应付他们,王沛带他们到烟馆抽大烟,我去筹款,组织人员张贴标语、挂牌子,把东社村汉长公祠布置为临时营部,劏鸡杀鸭款待他们。他们感到非常满意,回团部帮我们说了几句好话。

    此事过后,我跟林淦同志商量人员的安排,准备带排以上军官见彭寿民。为了建立这支队伍,我便把厚街、双岗、桥头、新塘、涌口等乡村一带的自卫队组织起来。敌后工委推举已争取过来的厚街驻西大坦护沙队队长王桃(王虎)为代营长。这个人身材魁梧,胆子大,由他出面到其兄弟王性坚(绰号豆皮松,时任厚街乡伪乡长)处借来了一批有火印(有枪照)的枪支。这次筹备建营,王沛出了不少力,全由他引线而成。队伍组建起来后,林淦同志指示我写个条子,委托王沛、王虎带领排以上人员到太平镇团部会见团长彭寿民。彭寿民见到了这些人,枪支齐备、气派够大、人强马壮,又经自己的副官亲自下去调查过,心里很高兴,当即发下一万元军饷,由王虎收领。至此,我们这支临时组建的人民武装才真正得以插入广备军,编为第二营。

    第二营正式成立时,我任营长(那时化名为陈佳)、王虎任代营长,王沛为副营长,林淦担任二营中共秘密组织负责人,王春(绰号大头春)为副官。连长有陈文(中共地下党员)、陈祖等3人(副连长由敌后工委委派)。排长有陈振英、陈日寿、李占风(云飞、中共地下党员)、林新(绰号黑骨新)等9人,特务连长陈炳康,其余的干部也由敌后工委委派,全营领饷的有330人,其中由中共莞太线敌后工委直接安排进去的有100多人。二营大都穿伪军服,戴领章,营部设在涌口南社光裕公祠里。

    在1943年农历三月左右,我和林淦的胞弟、排长林新到番禺市桥一带买子弹。回来后才知二营接到团部通知,由林淦和王虎率领已经开拔了。于是我和林新一起赶到篁村追上了部队。部队行军到常平一带,由团部安排在木棆村驻扎,待命出战。一天晚上约7时许,驻常平的广备军军部被国民党军独立第九旅包围。我二营也处在受困之中,被包围了一天一夜后,无米断粮。我叫人买了一担两箩筐稻谷用手推磨磨谷,稍为扬下谷壳就煮饭,真正是“沙谷饭”,每人分得一口盅饭。

    当时战斗激烈,炮火连天,一片喊杀声。团长彭寿民手握长枪亲自指挥突围,副团长也用机枪掩护我二营突围。广备军军部的13挺捷克轻机枪、36支红毛七九枪一齐开火。军长骆秀礼带头冲出包围,军部炮连、特务连被打散,后随我营突围。炮连因外地人多,不熟地形和水性,被淹死了很多,也丢掉了一门迫击炮。

    林淦同志对地形熟悉,但想不出突围的好办法,找我一起商量。我提出:“如果从大路走怎么样?”

    “国民党军队已包围了各大路口,有独九旅一大队长把关。” 林淦回答。

    “从后面退有多少人可以冲出去?” 我问。

    “一个也冲不出,损失无可估计。”

    “从小路走呢?”

    “也不成。”

    “从敌军指挥部走又怎么样?”

    “后面有一片水,有几条涌。”

    “是背水之地?”

    “对!”

    我断定独九旅力量是集中在各路口上,指挥部肯定空虚。经过分析,林淦和我商量后决定:向村里的独九旅指挥部方向突围。果然,我带着队伍经过独九旅指挥部时,只看见几个哨兵正在掷骰子赌钱,不敢开枪,任由我们穿过。我们便在他们的眼皮底下过涌撤退,当晚月色很好,在屋厦我们乘坐两条船过河,一船可装30多人。队伍将近过完,国军赶到集中火力向我们扫射。我指挥队伍边打边撤,大部分人员基本上了岸。撤到山边的村庄时,由当地人带我们到寮步,与我方抗日游击队接应后才安全脱险。

    我们继续行军,回到涌口乡龙船山集中。我对二营官兵进行点名,发现共有140多人突出重围撤了回来。最后我宣布解散队伍,各自回家待命。因当时不见林淦,我非常担心,我和连长陈文立即去双岗他家寻找,发现原来他也已平安回家了。

    回家后不几天,我生了一大场大病,几乎丧命,一个多月后才痊愈,身体非常虚弱。在这期间,二营流散在各地的大部分的爱国青年都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此后,我在家里和陈文等人参加了几次敌后工委组织的破坏莞太线日伪军电话线的行动,把砍断的电线杆搬回村里;在黄沙塘伏击过土匪;在公路伏击过日军。之后,日军先后两次来我村报复,搜捕游击队。有次在汉奸指引下放火烧了我一间草屋和陈炳康一间草房、陈文一间大草棚,还差点烧死了我两岁的小女儿。由于东莞饥荒越来越严重,无屋无粮,自己只好带着全家外出度荒。从此再也没有与东江纵队联系上。

    广备军第二营是中共莞太线敌后工委布置我组建的,是由我和王沛两人出面向广备军团部争取的。表面上这支队伍是伪军部队,实际是共产党掌握的一支武装。当时人们并不知道它是“黑皮红心”的队伍。在“文化大革命”中,因“广备军”一案,我一直受到莫须有的罪名,受到了不少冤屈。打倒“四人帮”后,党为东江纵队平反,这段组建广备军第二营的历史才得以重见天日,恢复它的真实面目。我家也被确认为革命堡垒户,我还见过了尹林平、王作尧、麦蓉、何维、王步尧等老首长。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广备军二营在东江纵队史上记载甚少,身为广备军二营营长的我更是无人知晓,现在趁我在生应该讲清楚此事,让人们知道这段被湮没的历史。

(本文由陈官妹于1987年11月6日口述,陈希记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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