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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铸为“反瞒产”赔礼道歉
http://dgds.sun0769.com  2016年03月15 11:03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 

    “大跃进”时期,各地争放粮食高产“卫星”,一时“捷报”频传。这时,陶铸也头脑发热,在一次全省干部大会上公开提出:“放开肚皮吃三顿干饭,不要钱!”陶铸还说过:“现在我们手上的粮食,已经多得没有地方放了。”

    实际上,1958年广东的粮食并不是大丰收。据后来统计,1958年全省粮食为210.68亿斤,比1957年还下降7.12亿,比省委上报中央700亿斤,整整少了490亿斤。

    由于浮夸,各地上报粮食产量很高,因此,国家下达的粮食征购指标也相应提高,加上陶铸鼓励放开肚皮吃饱饭,三四个月时间,粮食就吃得差不多了。到1959年1月,征购任务还没有完成,要求返销粮食的告急之声四起。浮夸风的恶果很快就显露出来了。许多地方农民没有粮食吃,开始水肿了。广州附近县的农民没有饭吃,开始吃树叶、扒树皮。150万人口的广州,全市的粮食也仅够吃7天。

    然而,此时陶铸还没有清醒过来,他坚信1958年粮食大丰收,怎么只吃了几个月便没有了呢?他怀疑农村干部隐瞒产量,把粮食收藏起来或者私分给农民了。于是决定在全省范围开展“反瞒产”运动。

    1959年1月11日,陶铸亲自出马,带一支工作队到东莞县指挥反瞒产运动。陶铸到东莞事出有因。1958年底,广东省召开表彰先进的“群英大会”,有各种奖品奖励。东莞县长出席会议,在报产量时拿不定主意,打电话给县委书记问要不要报千斤县。县委书记告诉他:“先把拖拉机、载重汽车拿回来再说。”东莞县委不久就遇到了麻烦,由于各地搞浮夸报高产,而高估产势必带来高征购,各地实际没有那么多的粮食产量,于是,县委不得不向省委写报告,提出纠正原来多报产量数字。

    陶铸认为东莞在“群英会”上拿了奖品,就意味着承认自己是“千斤县”。而不到一个月,却提出纠正多报产量数字,这实在是太荒唐了。于是,他亲自到东莞县进行反瞒产。陶铸到达东莞的那天晚上,县委召开一个有4000名生产队长以上干部大会,反对“瞒产私分”。干部们看到来头不小,就采取了蒙混过关的办法。一个又一个公社书记站起来,说东莞确实丰收了,所谓没粮食是假象。有个公社书记理直气壮地站起来,说他在某村反瞒产,生产队干部说没粮食,他不信,就去晒谷场。他在晒谷场,只见稻草不见谷。可是,他把稻草堆轻轻一拨拉,哗,大堆大堆的谷,金黄金黄,可喜人呐。另一位公社书记说,他去过好多农民家,农民屋里,仓里是谷,箩筐里是谷,床底下有谷……在干部大会上,只有一位老大姐出来唱反调,她是随陶铸而来的袁溥之。她说:“陶铸同志呀!我也到了农村,看过许许多多农民的家,粮食是有的,但没有那么多。反瞒产是反不出粮食来的。”陶铸当场批评了她,说她是不是右了一点。袁溥之是广东省省长陈郁的夫人、省教育厅副厅长,是一位敢讲真话的老党员。

    会上,基于强大的政治压力,东莞基层干部承认自报出“隐瞒”粮食4000多万斤,县委决心搞到1.5亿斤到2亿斤才罢手。并提出“保证三顿干饭吃到底,全部粮食集中到公社”口号,强调“任何人不能保有粮食。”陶铸写信给省委,宣布了他的调查结果:粮食反瞒产的矛头,要对准原来的小队干部打埋伏,而不在于反浪费和节约。1959年2月25日的《人民日报》,刊登了陶铸的这篇调查报告。陶铸在虎门开了一个星期会,从农民的米缸里,真正挖走了1116万斤粮食和1.2万元的资金。

    与此同时,赵紫阳率领另一支工作队,到位于雷州半岛最南端的雷南县进行反瞒产。

    ……

    1959年1月27日,赵紫阳给省委送上了一份报告。1月31日,中共广东省委转发了赵紫阳的报告。

    毛泽东接到广东上送的报告,欣喜蔚然,自以为找到问题的症结:是所有者和“ 共产风”,造成了农民“瞒产”。2月22日,中共中央转批了赵紫阳的这个报告。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按语中写道:“赵紫阳同志给广东省委关于解决粮食问题的信件及广东省委的批语,极为重要,现在转发你们。公社大队长小队长瞒产私分粮食一事,情况严重,造成人心不安……在全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

    1959年春,广东省委派出大批人马反瞒产。不过,省委对于能否反出粮食来,已经产生了怀疑。因此,在布置反瞒产的同时,再三交代下乡人员,要先作调查研究,甚至避开县社干部,直接到农民群众当中,摸摸真实情况。

    派到四会县的同志到了农村,查看农民的米缸都是空的。老农诉苦说,米都集中到公共食堂去了,连给婴儿煮糊糊的米都没有。有个工作人员,在一户农家看见热气腾腾的锅,便急忙跑上前去,想看看锅里煮的是什么,女主人看见来人,抢先一步,挡住了炉灶粗声粗气地嚷道:“看什么?锅里煮的是野菜。”但转念一想,忽地转过身去,掀开锅盖:“要看,给你看个够。”反瞒产工作队员看了锅里煮的,确实是野菜。

    经过与农民实际接触后,发现农民并没有多少粮食。很快,由于农业减产,人们吃不饱饭,开始出现浮肿。陶铸发现问题后,感到很内疚。

    于是,省委给中央写了报告,提出向农民让步,停止反瞒产,减免不切实际的高征购。报告还说,不切实际地反瞒产,使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的关系相当紧张,再反下去,会使矛盾更加尖锐,后果不堪设想。

    党中央非常重视广东省委的报告,肯定了报告的精神,批准了报告所提出的改进方法,并转发全省。毛泽东欣赏广东省委的勇气,在1959年4月27日,写了《假话一定不可讲》的党内通信。这封信,印发到省、地、县、社的同时,还破例发给最基层的生产队小队长。信中说:“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的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并要生产队小队长:“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要管这些,只管现实的可能性。”至此,反瞒产停止了。

    在深刻的教训面前,陶铸非常愧疚。1959年5月,省委在汕头召开常委扩大会议,陶铸在会上公开检讨犯了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错误,并把检讨写成《总路线与工作方法》的文章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在省委召开的另一次会议上,陶铸特地走到袁溥之面前,诚恳地说:“袁大姐,在东莞反瞒产,我没有听取你的意见,还说你是不是右了一点。我错了,请你原谅。我向你赔礼、道歉!”1959年秋,陶铸在潮安县群众大会上说:“我到这里来是向全县人民作检讨的。我搞反‘瞒产’,使群众饿了肚子,干部受了委屈。我们要共同吸取教训,今后再也不能搞浮夸,要靠实事求是过日子。”

    陶铸是一个敢于正视错误和承认错误的人。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陶铸带头进行公开的自我批评,毛泽东特地表扬了陶铸是全国省委书记中,最早检讨的一个。

(选自《中共广东历史简明读本》,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版,第226-2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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