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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政府主义与广东共产党
http://dgds.sun0769.com  2016年03月17 11:03

    曾庆榴

    大家好!我在这里作一个简要发言,袁振英曾是个无政府主义者,我讲这个题目,与纪念袁振英也有关系。我简单谈几点认识:

    一、广东是无政府主义传播早、分子活跃的地方。广东早期无政府主义的代表人物,是刘思复(师复),是孙中山的同乡,是一位有坚定的无政府主义信仰、纯洁的道德操守,在理论上、组织上对安那其主义贡献甚多的人物。他死得早,但后来各地的安那其主义者,均受过他的影响。师复思想的光点,不在于对未来社会的描述,而在于他对并非出于中国传统的自由主义的理解与引进,在于他极端反对强权与专制主义。而安那其主义在行动上、实践上的可贵之点,是他们深入民间,特别是较早与中国工人发生了联系,又特别是在中国的机器工人中建立了组织基础。广东无政府主义者的活动,从广州转移到澳门,又到上海,部分又转至福建漳州,部分还发展至南洋各地。这些人联系了众多的知识精英,他们办有刊物,开展了诸多的活动。在中国无政府主义传播史上,师复的地位与影响,应在吴稚晖、刘师培这些人之上。踏着师复的足迹前行者不乏其人,不但有刘石心、郑佩刚、黄尊生、黄凌霜、梁冰弦、梁一余、尉克水、袁振英、俞秀松、华林、叶天底、叶纫芳、金九等,还有吴玉章、陈延年这些人。甚至在湖南的毛泽东,也是信仰过无政府主义的。

    无政府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史料说:“1912年5月晦鸣学社发起于广州,是为中国内地传佈无政府主义之第一团体。” “广州固吾党(无政府主义)之一小纪念地也。” “呜呼,广州者,非此主义(无政府主义)输入支那较先之地乎,又非吾党同志多数之产地乎……”师复在1914年就使用了“共产党”的名称。故无政府主义者是有可能与中共的建党先驱者们走到一条道上来的,这些情况,是值得做中共建党史的朋友重视的。

    二、“安”(安那其主义)、“马”(马克思主义)合流。这里想简要地介绍无政府主义者与中共建党先驱者初期交往、合作的情况。

    粗线条的表述是这样──

    晦鸣学社迁移上海后两年(1915年),师复病逝。1920年春间,俄人布鲁威Broway通过读《民声》的世界语版,知悉中国无政府主义者活动的情况,致信无政府主义者。郑佩刚把布氏的信寄于北大黄凌霜,黄约同陈独秀、李大钊与布氏在天津叙话几回。是年5月,俄人斯脱洛米斯基(Stromisky)携同杨明斋南下上海,在陈独秀寓所集会,成立“社会主义者同盟”。“同盟”在北京出版《劳动音》,在上海出版《劳动界》,在广州出版《劳动者》,这三个周刊是无政府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合作的姐妹刊物。印刷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的“又新印刷所”,是以“晦鸣学社”的印刷器材为基础而办的。华南“社会主义者同盟”在陈炯明军队的驻地福建漳州,开辟了一个可观的阵地。1920年秋粤军由闽返粤,漳州“同盟”成员先后返回广州。是时,俄人米诺尔(K·A·斯托扬诺维奇)与别斯林在黄凌霜的推荐、陪伴之下抵达广州,与梁冰弦、区声白、黄尊生、刘石心等经过一段接触之后,成立了“广东共产党”。

    以上有三个关键词:一、“俄人Stromisky”,即斯脱洛米斯基;二、“社会主义者同盟”;三、“广东共产党”(在广州市面散发的传单中,还出现过“共产党广州部”的名称)。上述史料主要出于梁冰弦的《解放别录》和郑佩刚所述、所撰;袁振英1920年10月5日至罗素信,自署“中国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同盟秘书”。然而,以上“Stromisky”和“社会主义者同盟”两个名称,因目前还未显现于俄共的解密档案,或者有人会认为史料的分量不够。但梁冰弦之作1951年发表于香港,而郑佩刚所述、所撰,成于1964年,他们二人所写、所述,大体上可以互相印证。因此,我总的看法是,斯脱洛米斯基(Stromisky)来华和“社会主义者同盟”的存在,不应轻易否定;而“广东共产党”(“共产党广州部”)则确实存在过,米诺尔、别斯林参与了其中的活动。这是继师复使用“无政府共产党”(1914年)的名称以后,于1920年秋在广州成立的、以“共产党”命名的组织。这个“党”的存在,有史可证,不应视而不见。“安”、“马”有过一度合作,尽管是短暂的,但却是事实。

    三、“安”、“马”分流。有人认为斯脱洛米斯基(Stromisky)与魏金斯基是同一个人,有的出版物对斯氏的介绍就是这样说的,例如人民出版社《“一大”前后(二)》将郑佩刚所说“俄人Stromisky”,直接写成“俄人维经斯基”。但据梁冰弦说,斯脱洛米斯基早于魏金斯基来华,将这两个人说成是同一人,看来是搞错了。

    按目前所知的史料判断,“安”、“马”合作的促成者,是斯脱洛米斯基(Stromisky);而“安”、“马”分流的制造者,是魏金斯基。梁冰弦写道:“代表第三国际留在上海的斯脱洛米斯基奉召回去,莫斯科改派倭挺斯基来沪”。魏氏来华之后,决定解散“社会主义者同盟”,迳行组织共产党。华北、华中“社会主义者同盟”的解散,上海共产党成立,乃是与此关连着的。

    然而在广州,解散“社会主义者同盟”和直接组织共产党,却遇到了困难和阻力,主要是因为广州无政府主义者人数比较多,影响较大。这时,陈独秀已经来到广州,他与无政府主义者有过接触,讨论过一些问题,希图增进彼此的关系。陈独秀感到按魏氏的主张办,有相当的难度。而魏氏却急于将他的计划付诸实施。于是,魏金斯基拿定主意,亲自来广州,亲手操盘,召开“安”、“马”分流会议。梁冰弦在他的文章中,还写了一条很值得重视的史料:对这次会议,“惟陈独秀预日托故离开广州作短程旅行,避不出席。”魏金斯基当时来过广州(1921年1月),是见诸文字记载的。

    就这样,“安”、“马”分流已成定局,双方短暂的合作,已经成为历史。这些情况,我就不多说了。

    读各种中共党史著述,可知过去许多人都对“安”、“马”分流,都作过肯定的评述。认为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的决裂,对共产党的建立和健康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然而揆诸史乘,我们却发现分流也对中共产生了一些不利的影响。师复一代安那其主义者对引进自由社会主义所作的努力,对理想社会的追求以及他们的品行操守,都有值得肯定之处。师复死后的无政府主义者当中,也不乏有志于社会改造、多年来热心于劳动运动的人士。俄人魏金斯基一手策划,并由他亲自操盘、督办的广州“安” 、“马”分流,显而易见,将一批虽然思想信仰不同但却是热心于工人运动的人“分”了出去。受他们影响的那批机器工人,跟着也分离出去了。成立时间较长的“广东机器工会”,从此脱离了共产党的影响,并且越走越远。共产党是工人阶级政党,刚成立的时候却未能掌握那批机器工人──现代产业工人,其损失是不言而喻的,这对后来广州工人运动,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作者系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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