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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建及其革命活动
http://dgds.sun0769.com  2016年03月17 16:03

杨汉卿 

    广东作为近代中国革命的策源地,不乏组建政党的实践和探索。资产阶级革命家香山人孙中山,早在1894年就创建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1905年组建了中国同盟会,后组建中华革命党和中国国民党,并以政党为核心领导了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广州是无政府主义团体首创地,1912年,同是香山人的刘师复在广州创建中国第一个无政府主义团体晦鸣学社,1914年他又在上海组织无政府主义同志社。他的追随者刘石心等在广州也成立了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那么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广东共产党早期组织[①]是如何创建的?创建中有那些特点?创建之初开展了那些工作?本文根据史料作一探讨。

    一、广东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建历程

    广东共产党早期组织是中国共产党在国内最早建立的6个地方组织之一,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组成部分。她的创建过程较为曲折。经历了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广东共产党”、“广州共产党”、中共广东支部四个阶段才逐渐发展成为定型的党组织。

    第一,创建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1920年8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建的同时,陈独秀就函约各地先进知识分子创建共产党组织,广东的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等人积极响应,在党的创建初期,由于党团不分,1920年8月,先建立了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11月在广州召开成立大会,选举谭平山等人为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职员,一些认同社会主义的青年纷纷加入青年团。由区声白等无政府主义者倡导成立的互助团,成员数十人,亦要求与社会主义青年团合并,从而使青年团人数大增。然而这个青年团组织,是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的“混合体”。尽管无政府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一度合作,宣传社会主义,但是无政府主义者倡导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毕竟有本质的区别。由于双方信仰不一,因而在改造社会的实践中往往难以达成共识,思想分歧越来越大,1921年3、4月间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自行宣布解散”。[②]

    第二,创建“广东共产党”。广东青年积极宣传社会主义,引起了共产国际的关注。1920年8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派俄共(布)党员米诺尔和别斯林由北京大学广东籍学生黄凌霜引荐抵达广州,建立俄国通讯社,协助广东建党。黄凌霜是无政府主义者,他把米诺尔、别斯林介绍给在广州从事无政府主义宣传的梁冰弦、区声白等无政府主义者。这时,广州的无政府主义者正在工人中大力宣传无政府共产主义,抨击资本家剥削和压榨工人,建立工人俱乐部、工会等组织,反对桂系军阀的统治。两位俄国人见区声白等在开展工人运动,揭露资本主义的罪恶,于是引以为依靠。米诺尔、别斯林和广东无政府主义者接触后,在1920年年底成立了“广东共产党”。[③]10月10日,无政府主义者创办的《劳动者》第2号以“广东共产党”名义散发了《苦的是平民!怎样才是快乐呢?》的传单。参加这个组织的共9人,除2名俄国人外,7名中国人即区声白、梁冰弦、刘石心、谭祖荫、黄鹃声、梁一余和梁雨川都是无政府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虽然鼓吹社会革命,但他们反对一切形式的政府,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因此,“广东共产党”不是纯正的共产党组织,而是“与其称作共产党,不如称作无政府主义的共产党”。[④]由于观点不同,没有“相同的主义”、“共同的志趣”、“共同的精神”,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没有参加。这说明谭平山等人已与无政府主义者决裂,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纯洁性已有较为深刻的认识和理解。

    第三,创建“广州共产党”。1920年底,陈独秀应广东省长陈炯明之邀由沪到粤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行前陈独秀与李大钊商定,利用这一机会,在广东建立共产主义者组织。[⑤]陈独秀抵广州后,首先与米诺尔、别斯林取得联系,接着与“广东共产党”的其余7名成员一起研究党组织问题。但其成员均不愿意接受党纲中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条文,双方分道扬镳。“广东共产党”仅存米诺尔、别斯林两个俄国人。陈独秀是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领导人,又是筹备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于是,他邀约有师生之谊的原北大学生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研究建立一个没有无政府主义者参加的党组织。他说,“为使广东民众运动获得更大的发展,必须建立一个领导组织。”“北京、上海各地已有共产主义集团的组织,名称就叫‘共产党’。我的意见,广东也应该建立一个共产党的组织,去担负起领导民众运动的任务”。[⑥]谭平山等人都表示赞同。陈公博后来回忆说,当时他们觉得“中国前途殊可忧虑,兼之那时也震于列宁在俄革命的成功,其中更有仲甫先生北大的关系,平山植棠和我,遂赞成仲甫先生的主张,由我们三个人成立共产党。”[⑦]1921年3月,在陈独秀的亲自主持下,几经酝酿,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及俄共(布)党员米诺尔和别斯林等组织新的广东共产党组织,取名为“广州共产党”。(有资料称之为“广东支部”或“广州支部”)陈独秀任书记,后由谭平山继任。以《广东群报》作为党的机关报。“广州共产党”机关设在高第街素波巷的宣讲员养成所内。对于这段历史,谭植棠回忆说:“他[⑧]到广州之后,了解我们在广州领导的群众组织基础,他常常向我们提出关于领导民众运动的意见,指出有组织领导比个人领导的重要。他有一次特约我们谈话,指出我们以小集团领导民运是担负不起的,为使广东民运获得更大的发展,必须建立一个领导组织,并说北京上海各地已有共产主义集团的组织,征求我们参加这个组织,我们同意了。乃于一九二一年三月在广州建立了一个中国共产党广东支部,以陈独秀为支部书记。”[⑨]

    当“广州共产党”成立时,原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袁振英、李季随陈独秀在广东任教,还有1921年初从上海来广州筹办《劳动与妇女》杂志的沈玄庐,此外,5月份包惠僧受上海党组织派遣到广州见陈独秀,他们都参加了“广州共产党”的活动。这样“广州共产党”创建时有陈独秀、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米诺尔、别斯林、袁振英、李季、沈玄庐九位成员。1921年4月沈玄庐离开广州回到家乡杭州衙前镇开展农民运动,同年5月包惠僧来到广州,一出一进,“广州共产党”仍保持有9人。从成员组成来看,“广州共产党”的创建是在上海共产党早期成员和共产国际代表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9名成员中,广东本土的只有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其他成员都具有双重身份,既是其它地方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又参与到“广州共产党”创建活动之中,其中陈独秀、李季、沈玄庐、包惠僧是上海共产党早期成员,袁振英虽是广东东莞人,但他也是上海共产党早期成员,另有俄共(布)代表米诺尔、别斯林。其中,陈独秀贡献甚巨,“广州共产党”是在他亲自指导下创建的。尽管陈独秀在大革命后期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被开除党籍,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党的创建初期他是有贡献的。1942年3月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中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现在还不是我们宣传陈独秀历史的时候,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⑩]“他创造了党,有功劳。”[11]毛泽东肯定陈独秀在建党中的功劳,自然也包括他在创建广东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历史功绩。

    第四,创建中共广东支部。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大会成立了中共中央局。“广州共产党”派陈公博参加大会,此时作为党的创始人的陈独秀在广州正为广东预科大学争取一笔款项新建校舍,于是他委派包惠僧作为他的代表。会上,陈公博代表“广州共产党”报告了广东早期党组织的成立历程及其主要工作,并提出今后应以发展党员、成立工会、举办工人学校、加强对农民的宣传教育与争取军队官兵作为党的工作重点。尽管陈独秀没有出席大会,但凭借他在党内的影响、威望和贡献,仍被选为中央局书记。党的“一大”闭幕后,“广州共产党”在宣讲员养成所召开党员大会,听取陈公博关于党的“一大”精神的传达。这次大会宣告改建“广州共产党”为“中国共产党广东支部”,由谭平山任书记。大会还宣布吸收与会的党外先进分子入党。中共广东支部隶属于中共中央局。党的“一大”之后,“陈独秀在当年的九月间也回上海执行党中央书记的职务”。[12]

    追溯广东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建,可以看到其是一个艰辛的过程。如果说创建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是广东建党起点的话,在中经“广东共产党”之后,由陈独秀创建的“广州共产党”即完成了创建工作,后改建为“中共广东支部”,进一步加强了组织建设,并将“广州”改为“广东”,虽然只有一字之差,说明广东创党者将党组织的活动范围从仅限于广州一隅扩展到全省范围,统一领导全省的革命运动。并在建党之初,派遣党员到一些市县开展建党活动,至1922年6月,广东已有党员32人,是全国第二大党组织。到1925年10月全省党员928人,占全国党员总数的26.7%,广东成为全国党员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

    二、广东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建的特点

    和全国其他地区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一样,广东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建是马克思主义同广东工人运动相结合的结果,同时在创建过程中与其它地区共产党早期组织相比,呈现出自身的若干特点。

    第一,广东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建是广东工人阶级队伍发展壮大的必然结果,更是马克思主义同广东工人运动相结合的结晶。广东是中国第一代产业工人的诞生地,在1921年中共成立前,广东省港两地各行业的工人已超过50万,其中近代产业工人30 多万人,约占全国产业工人的七分之一强。工人阶级因深受剥削和压迫,为求生存而罢工不断。为适应这些斗争的需要,各行业的工人先后开始组织成立工会等团体。据不完全统计,在广东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前,仅广州地区就有各种各样的工会62个,广东工人阶级队伍的日益壮大,他们在斗争中逐渐由自发走向团结。这为广东共产党组织的建立准备了阶级基础。然而,早期工人运动仍属自发性质,急需以先进的革命理论来武装与指导。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广东的传播,为广东共产党组织的创建奠定了思想基础。一些先进青年通过对众多社会主义思潮的比较,在革命斗争实践中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才是“科学的社会主义”。香山人杨匏安在《广东中华新报》上先后发表了40多篇译述文章,其中《马克思主义》一文连续刊登19天,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作了较为全面的介绍。在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有“北李南杨中间陈”之说,即李大钊在北京,杨匏安在广东,陈独秀在上海,说明当时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杨匏安与李大钊、陈独秀是遥相呼应的。期间,还有其他人物通过不同的渠道,在广东宣传马克思主义。如有来自广东海员方面,有来自留学日本的广东青年,有来自国内北京、上海的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主办的各种刊物,对马克思主义的直接宣传。还有来自苏俄共产国际代表,在广东地区宣传马克思主义。这些都促使广东民众拓宽视野,提高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在五四运动中涌现出来并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广东先进知识分子,看到了工人阶级的力量,认识到在斗争中必须依靠工人阶级。于是他们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开展宣传和组织工作,向工人灌输马克思主义。由于马克思主义和广东工人运动的初步结合,广东工人罢工次数增加,规模扩大。广东的青年学生和工人的行动也趋于一致,如1920年9、10月间,广州学生罢课反对桂系军阀的统治,粤港工人、粤汉和广九铁路工人、香港工会团体、轮机工人罢工声援。这些步调一致的行动,说明广东先进知识分子在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中,思想感情发生了深刻变化;而一部分工人则通过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教育,也提高了阶级觉悟,形成了一批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马克思主义在广东已找到自己的阶级力量,广东工人阶级也找到了自己的思想武器,广东共产党组织的产生已是历史必然。

    第二,广东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建是从建团开始的。青年团工作是党早期的一项重要工作。当陈独秀函约各地先进知识分子创办共产党组织时,谭平山等人先建立了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其宗旨是“研究社会主义,并采用直接行动的办法,已达改造社会的目的。”[13]成立后,设立干事局、图书馆,组织团员从事理论研究和改造社会的实践活动。在工人中开展社会主义的宣传活动,发动群众改造旧的社会制度。这些团的活动无疑与早期党组织开展的革命活动相同。党创建初期,当时党的许多活动都以团的名义出现,团干党的工作,党做团的工作,要真正分清这是团的工作,那是党的工作是困难的。正如包惠僧所讲,“我们当时称党为本校,称团为预校,这是半公开的组织。当时各区的情况都差不多,先组织党接着就组织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会’与‘团’是党的事业机构,就是用一套人马搞三方面的活动……”[14]。据袁振英后来回忆在上海建立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性质时说,“‘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实际上就是共产党小组,一九二一年在法国勤工俭学的陈延年、周恩来、李立三、陈毅、蔡畅等同志在巴黎成立的共产党小组,当时也称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到了这时,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已具雏形了”[15]。创党初期有的既是党员又是团员,具有双重身份,施复亮说,“青年团成立之初,共产党员不管年龄大小,都参加进去,陈独秀、李达也都参加了。”[16]从这些可知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密切关系。过去有学者认为俄共(布)党员与无政府主义者创建的“广东共产党”是广东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建的起点,到1921年3月陈独秀创建“广州共产党”完成了创建工作。也有学者不认可“广东共产党”组织,认为陈独秀创建“广州共产党”即完成了广东共产党的创建。本文则认为广东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建是一个过程,开始于创建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完成于1921年3月陈独秀创建的“广州共产党”。虽然广东建团遭到了挫折,但它是广东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建历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为创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广东共产党早期组织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教训。如广东创党伊始特别重视思想立党,一定程度上汲取了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和无政府主义的合作以及青年团“当时没标明那种主义”[17]的教训。也保存了一批五四运动中涌现出来的青年积极分子,为党、团组织的发展作了干部储备。

    第三,广东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建是与无政府主义者先合作后决裂中完成的。上述史实可以看出,广东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建是两条线同时展开进行的,一条是广东本土的谭平山等人响应陈独秀的函约创建的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一条是外援的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派到广州的俄共(布)党员与无政府主义者建立的“广东共产党”,并且这两条线都是与无政府主义者的密切合作中开始建党的。究其原因,这与当时广东的社会现实不无关系。五四运动前后,无政府主义作为一种激进的社会思潮,对广州青年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追求、信仰无政府主义一度成为广州社会时尚,真正相信马克思主义的人并不多,只要是宣传过马克思主义和支持过社会主义思想和支持过社会主义思想传播的先进民主人士,都是建党者的发展对象。面对现实,建党者的注意力并没有放在组建那种纯粹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上,而是致力于把广东的大多数革命者,共同组成一个社会主义者同盟。当然也与当时在中国负责创建共产党的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的指导思想有关,维经斯基刚到中国之时,“主要从事的工作是把各革命团体联合起来组成一个中心组织……正在着手筹备召开华北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联合代表会议”。[18]当时共产国际“二大”尚未召开,维经斯基的建党理念完全符合共产国际当时制定的团结国际无政府主义团体的策略。1919年9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在一份关于议会与苏维埃的通告中写道:“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团体和那些自称为无政府主义的团体……共产国际执委会非常热诚地欢迎他们。”[19]陈独秀面对当时中国的革命实际,他是比较支持与无政府主义者合作的。1921年2月,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逝世,广州无政府主义者举行追悼大会,陈独秀、谭平山出席大会,并捐款出版宣传刊物。其实,在中国最早用共产党名号的,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无政府主义者。1914年,刘师复曾撰《无政府共产党的目的和手段》。[20]这就不难理解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与无政府主义者的合作,以及肩负共产国际和俄共(布)到广东建党重任的米诺尔和别斯林在广州建立的“广东共产党”成员都是无政府主义者了。在以往中共创建史的研究中,过度强调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对立,而极少提及两者也有某些相似的政治主张,没有这样的历史感,就无法理解在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为什么有许多无政府主义者加入进来。包括恽代英、陈延年、吴玉章等都是从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逐渐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已经证明无政府主义者可以鼓动革命,参与革命,但因为反感严密的组织,它不可能引导革命取得成功或者执掌权力。邓中夏在《共产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一文中就相当精辟对比了两者的异同:“他们的终极的目的没有甚么两样,无政府主义的好处,共产主义都包有;共产主义的好处,无政府主义却没有了。共产主义有目的,实行有步骤,有手段,有方法。反之,无政府主义除开最美妙的理想目的之外,却空空毫无所有了。”[21]随着共产国际“二大”的召开及其纲领和文件的传入,维经斯基和陈独秀的建党思路在其影响下很快发生了转变,强调参加党的早期组织的无政府主义者必须接受无产阶级专政思想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正是有了共产国际关于建党政策的调整,以及广东社会主义者明晰了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区别,1921年春天米诺尔和别斯林放弃了与无政府主义者的合作,同时间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也因与无政府主义者思想分歧太大而宣布解散。这样广东创党的两条线在负有创建广东共产党使命的、由上海来广州的中共创始人陈独秀的努力下合二为一,在广东创建了宗旨和指导思想与无政府主义有本质不同,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为目的“广州共产党”。

    第四,广东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建的骨干成员是本地的先进青年知识分子。青年知识分子受过新式教育,保守思想较少,容易接受进步思想。陈独秀到广州后约谈建党事宜的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等人,都是广东籍人,原是北京大学学生,参加了五四运动,在北京受到新文化运动的熏陶,接受了西方民主、科学、自由的观念,参与了创办进步杂志,研究马克思主义,并且在五四运动中得到了历练。1920年暑假,他们在北京大学毕业,途经上海,与陈独秀商谈了有关宣传马克思主义等问题,返广州后,进行革命宣传教育工作,组建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办了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的《广东群报》。谭平山还在陈独秀之后接任“广州共产党”书记,广东支部成立时,三位广东籍的青年知识分子都担任了领导职务,谭平山任书记,陈公博负责组织,谭植棠负责宣传。在广东的五四运动中还锻炼和造就了一批学生运动的领袖和先进知识分子,周其鉴、阮啸仙、刘尔崧、杨匏安、周文雍、杨石魂、张善铭、杨善集等就是在这场波澜壮阔的爱国运动中涌现出来的佼佼者。这个群体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活跃分子,学历高,大部分人的职业是教师、记者或学生,年龄大多在20多岁。这个群体特征表明,广东共产党早期组织诞生的历史起点高,先进青年知识分子投身革命,已不再是迫于生计,也不是为小我而奋斗,超越了以往仁人志士的追求。

    第五,广东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建之初就高度重视思想建党。无政府主义于20世纪初以社会主义思潮的面目从欧洲传入中国,反对强权、反对专制、反对压迫剥削,主张平等、自由。迎合了人们对帝国主义掠夺和封建专制统治的不满,因而,极易在民众中,尤其是一批血气方刚的青年知识分子中引起共鸣。无政府主义在广东传播较早,1912年就在广州开始了宣传活动,在相当一个时期内在广东占据了优势。陈独秀到广东后,认为要建立一个无产阶级政党,首先要在思想上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而后才能使党成为领导革命运动的核心因此,陈独秀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者展开了建党理论的论战。1921年1月,陈独秀作了《社会主义批评》的演讲,剖析了各种社会主义的理论观点,着重批判了无政府主义,指出无政府主义者宣扬绝对的自由,这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是行不通的。而后,无政府主义者、广东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区声白致书反驳陈独秀的观点。在这场论战中,双方在《广东群报》采用复函形式,反复论战,前后进行了三轮回共有6封“辩函”,着重就革命道路、阶级斗争、国家制度、生产和分配、党内组织原则和纪律等问题展开了辩论。期间,《广东群报》还发表了《共产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及议会派之比较》、《社会革命之商榷》、《讨论社会主义并批判无政府党》等文章,均对无政府主义观点进行了驳斥。通过这场论战,广东民众尤其青年学生更进一步明辨了是非,从而转到了学习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同时也促使了广东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思想统一,经过革命斗争实践,广东共产党早期组织排除无政府主义的干扰,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三、广东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建之初的革命活动

    广东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建后,在中共中央局的领导下,结合广东革命斗争的实际,积极开展了一系列革命活动。

    第一,注重发展党员,加强党的建设。广东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之后,由于要对广大民众进行革命宣传,发动工农开展劳动运动,扩大党的影响,而这些工作都亟需人员来完成,因此广东共产党早期组织高度重视党的组织建设。陈公博向党的“一大”提交的《广东共产党的报告》就明确把“吸收党员”作为今后的一项主要工作。党的“一大”后,中共中央局也希望各地党组织尽快发展党员,扩大和健全党的组织,以便早日成立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1921年11月,中共中央局向全党发出了通告,要求“上海、北京、广州、武汉、长沙五区早在本年内至迟亦须于明年7月开大会前,都能得同志30人成立区执行委员会,以便开大会时能够依党纲成立正式中央委员会”。[22]根据中央局的要求和广东实际斗争的需要,广东共产党早期组织加强了党员发展工作,在进步的青年学生和工人中发展了一批党员,先后吸收了阮啸仙、刘尔崧、杨匏安、周其鉴、冯菊坡、王寒烬、罗绮园、杨章甫、黄裕谦、郭植生、梁复燃、陈适曦、张善铭等人入党。1922年又有杨章甫、郭瘦真、谭天度、施卜、黄学增、杨殷、潘兆銮、佘广、赖玉润等人入党。至1922年6月,全国共有党员195人,其中广东已有32人,占全国党员总数的16.4%,在当时全国有党员的13个地区当中,仅次于上海的50人,是全国第二大的党组织。

    第二,以报刊、学会为平台,宣传马克思主义。1921年春《广东群报》定为广东党组织的机关报后,以大量篇幅宣传马克思、列宁的学说,介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及国内工人运动状况,长篇连载翻译马克思和列宁的传记。1921年2月,《新青年》自第八卷第六期起迁来广州出版,开展社会主义问题的讨论和对无政府主义的批判。《劳动与妇女》周刊也加入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行列,提出广大妇女要求得彻底的解放,必须依靠阶级的力量才能实现。为了帮助广大青年掌握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广东共产党早期组织还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除党组织成员外,吸收了一批高、中等学校的学生参加,有会员80多人。作为广东党的领导人,陈独秀为各类报刊撰写了40余篇文章和通讯,大力宣传劳动创造世界,只有实行社会主义,劳动者和妇女才能得到真正解放等观点。他还应各界之邀去发表演讲,每次都借机宣传马克思主义。

    第三,创办各种学校,积极培养革命骨干。为了培养具有共产主义理论知识,向广大工农群众进行革命宣传、传播马克思主义知识的革命骨干,1921年春“广州共产党”创办了宣讲员养成所,宗旨是“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造就将来开展群众工作的干部”。陈公博任所长,甲乙级主任分别由谭植棠、余海湛及胡琼担任,谭植棠、谭天度等为教员。学习内容包括国语、三民主义、共产主义等。两级各有学生五六十人。随后创办注音字母教导团,学员有100余人,多是广州的中小学教师,由陈独秀等授课,在讲解注音字母的同时,讲授马克思主义原理。举办广州机器工人补习学校,提高工人文化水平和思想觉悟。此外还创办了俄语学校,由米诺尔及其夫人主讲,在教俄语时,向学员介绍马克思主义原理、现代思潮等内容,引导学生研究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

    第四,组织工会,开展工人运动。在广东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发动和推动下,各种工会组织有很大的发展。从1920年10月到1921年6月,仅在广州、佛山、香港地区就先后成立汽车驾驶工人总会、革履、理发、茶居、机织、洋务等工会33个。从1920年10月至1921年3月,不到半年时间,就先后发动政治的经济的罢工达16次之多,1921年2月,在广州组织的广东土木建筑工会,就有会员4000人。党的“一大”后,致力于发展工人运动。1921年8月,党在上海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随后中共广东支部成立南方分部。为推动工人运动,中共广东支部向工人开展宣传教育工作,建立工会,改造扩大原有的工会,发动和支持工人的罢工斗争。在广东共产党早期组织的领导下,广东工人运动逐渐摆脱无政府主义影响,不断得到壮大和发展。仅1921年,广东各地罢工就达50次以上,在此基础上,工会组织更加发展,并成立了广东总工会。中共广东支部全力支持和帮助1922初爆发的香港海员大罢工,全体党员和青年团员都参与了接待工作和其它工作,走上街头,向群众演讲,散发传单,在广州组织成立“香港罢工后援会”,公开以党组织的名义发表《敬告罢工海员》书,号召罢工工人坚持到底,团结一致,严守秩序,注重自治,争取最大胜利。海员罢工胜利后,中共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名义,于1922年5月在广州发起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广东共产党早期组织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南方分部为会议的成功召开做了许多会务工作。此后的第二次、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也花落羊城,这无疑是对广东共产党早期组织开展的工人运动最好的肯定。

    第五,领导重建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为党培养后备力量。1921年10月,谭平山和中共广东支部接受“上海总团的委托,再在粤组织分团”。这次广东团组织的重建工作,吸取了上一次的教训,在指导思想上“标明以马克思主义为中心思想”。创办的《青年周刊》声明: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最服膺马克思主义”。制定的《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修正章程》明确提出“本团以研究马克思主义,实行社会改造为宗旨”。为团结广大青年、发展团员,还组织青年剧社、讲演队,成立劳动通讯社等团的所属机关。由于标明了建团的指导思想、宗旨和奋斗目标,广大青年对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的性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经过积极的发动、联络,并大力做好吸收团员的工作,从1921年冬至1922年春不到半年时间,团员人数剧增,组织不断壮大。1922年3月初,仅广州市就有团员400多人。在佛山、肇庆、汕头、琼州(今海南省)、梧州(属广西)等地成立了分团。1922年3月14日,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广州举行成立大会,与会者达3000余人,大会选举谭平山兼任团的书记。在中共广东支部的领导和支持下,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日益严密,机构日臻健全,各内设工作部门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工作也日趋走上了正轨,成为当时极有影响的革命团体之一。当年共产国际代表利金致共产国际的报告中称:“在广州青年团已发展成为一个很大的合法组织,约有团员800名。”[23]正是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出色的工作业绩,促使团“一大”在广州召开,这大大提升了广东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广东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建,使南粤大地有了反帝反封建斗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从此广东革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作者系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



[①]也有学者称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其实是一个党组织的不同称谓。广州是广东的省会,是广东的政治中心,这个党组织既是广州的也是广东的;本文的广东共产党早期组织界定为1920年8月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至党的“一大”召开后成立的中共广东支部。

[②]《谭平山在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会上的答词》,载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办公室编:《广东区党、团研究史料》(1921-1926),第16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2月版。

[③]《广东共产党的报告》(1921),载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办公室编:《广东区党、团研究史料》(1921-1926),第3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2月版。另据谭祖荫回忆,他们只与两个俄国人有过接触,并没有建立什么组织。“当时也没有什么名义,但肯定没有成立共产党组织”。载中共广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编:《陈独秀在广州的创党活动》广州出版社2009年10月版,第304页。有学者不认可俄共(布)党员到广东与无政府主义接触成立的“广东共产党”,如是,就不能解释俄共(布)党员与无政府主义者的接触以及到广州帮助建立共产党的事实,也不能解释陈独秀与无政府主义者讨论共产党的党纲问题。

[④]《广东共产党的报告》(1921),载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办公室编:《广东区党、团研究史料》(1921-1926),第3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2月版。

[⑤]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香港《明报》月刊1973年出版,第127页。

[⑥]谭天度:《回首往事话当年》,载《广州党史资料》第一期,1981年7月1日出版。

[⑦]《陈公博回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一九四四年),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8月版,第418页。

[⑧]他,是指陈独秀。

[⑨]谭植棠:《关于广东共产党的成立》,载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共产主义小组》(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736-737页。关于广东早期党组织的成立时间,在同一资料集在第745页中,梁复燃回忆“一九二0年十月间,谭平三召集梁复燃、刘觉非、陈卓生、陈俊生、梁铁志、郭植生和王寒烬等七人在宣传员养成所邓瑞仁房间开会,在会上宣布成立小组,(可能是共产主义小组,但当时没有命名)”;第754页中,据谭天度回忆“大约在1920年底,在陈独秀的倡议下,便组成了广东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组织——广东共产主义小组”。

 [⑩]毛泽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载《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403页。

[11]毛泽东:《“七大”工作方针》(1945年4月21日),载《人民日报》1981年7月17日。

[12]包惠僧:《关于广东党组织历史情况的回忆》,载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办公室等编:《“一大”前后的广东党组织》,内部印刷,1981年5月第一版,第127页。

[13]《青年周刊》第70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10版。

[14]《包惠僧的一封信》,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8月版,第441页。

 [15]《袁振英的回忆》,载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办公室等编:《‘一大’前后的广东党组织》,内部印刷,1981年5月第一版,第166-167页。另见中共广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编:《陈独秀在广州的创党活动》,广州出版社2009年10月版,第282页。

[16]施复亮:《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期的几个问题》,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8月版,第36页。

[17]《谭平山在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会上的答词》,载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办公室编:《广东区党、团研究史料》(1921-1926),第16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2月版。

[18]《维经斯基给某人的信》,载《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一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28页。

[19]  李丹阳:《合作在中国个案研究——真理社兼及其他》,《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1期,第70页。

[20]《师复文存》,载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办公室编印:《关于无政府主义参考资料选辑》,1964年,油印本。

[21]邓中夏:共产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一九二二年一月十五日),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一),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54页。

 [22]《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1921年11月。

[23]《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二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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