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2018年10月18日   
  
清醒认识思想文化领域面临的八种危险
http://dgds.sun0769.com  2018年07月10 10:07

傅志新  方逢春

    习近平同志历来十分重视从党的历史经验中汲取和借鉴执政经验、建党智慧,用党的历史教育党员、教育干部、教育群众。习近平同志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七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这门功课不仅必修,而且必须修好。要继续加强对党史、国史的学习。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做好现实工作、更好走向未来,不断交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合格答卷”[①]。习近平在全国党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指出“深入研究党的历史,认真学习党的历史,全面宣传党的历史,充分发挥党的历史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作用,是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②]。在习近平同志关于党的历史的论述中,可以看到居安思危、以史为鉴历来是题中之义。认真学习习近平同志关于党的历史的论述,联系现实工作,特别是发挥党史的“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作用,保证我党及时规避风险,修正错误,是每个党员的权利和义务,更是一名党史工作者的责任。通过学习习近平同志关于党的历史的论述,我感到当前我党在思想文化领域面临着八种危险,需要高度警惕,认真应对。

    第一,要清醒认识网上重要宣传文化平台被反动分子侵蚀,引导社会舆论带来的危险。

    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网上舆论引导工作。2014年2月27日,习近平在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做好网上舆论工作是一项长期任务,要创新改进网上宣传,运用网络传播规律,弘扬主旋律中,激发正能量,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握好网上舆论引导的时、度、效,使网络空间清朗起来”[③]。习近平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广东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指出:“要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硬,加强思想教育,坚定理想信念,弘扬昂扬向上、只争朝夕、奋勇争先的良好精神状态,坚决扫除那些腐朽的、丑陋的、邪恶的现象,让阳光的、美好的、高尚的思想行为更好的占领阵地,进而普及开来,在全社会蔚然成风”[④]。习近平的两段讲话分别讲了做好网上舆论工作和占领思想阵地的问题。习近平的讲话准确地把握时局,找准了当前我党在思想文化领域需要着力的重点。

    互联网就是当前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一块阵地。“谁主宰了网络谁就主宰了整个世界!”这是当今社会上很流行的一句话,但决不是危言耸听。2016年1月9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中国互联网协会日前发布的《2015中国互联网产业综述与2016发展趋势报告》。报告显示,截至2015年11月,我国手机上网用户数量再创新高,已超9.05亿。可以说除去部分老人和少年儿童,没有几个人不上网。从人均上网时长来看,中国网民人均周上网26.2小时,相当于每天上网3.75个小时。在我国,特别是腾讯、百度、搜狐、新浪、凤凰等网络平台受众众多,影响力极大。但是一些网络平台,特别是新闻门户的管理层中,意识形态问题需要引起党的高度重视。我在浏览网络新闻时经常可以看到,有的新闻平台故意在标题和内容的选取上,向激化社会矛盾、挑动群众与党和政府对立的方向牵引。对其中大量的反党反政府反国家的言论、辱骂党的言论、煽动起义造反的言论,并且不举报就不会主动删除。仅在2016年,经本人举报,腾讯新闻删除的反党评论就不下20条。2016年5月18日,腾讯新闻发表了《为了带走这个部级老虎,40名持枪特警闯进他的办公室》一文,后改为《河北原政法委书记张越落马细节披露》,留言区前五条评论都是反党反政府的,比如:“弱弱的问一下,什么组织可以培养出这么多老虎”“是中国的执政体制彻底出现了问题,不是几个老虎的心态问题,共产党下台吧”“中国90%是贪官,十任国家主席清理不干净”等,触目惊心。以上几条全部经本人举报后微信团队予以删除。我清楚记得在2011年左右,有的新闻平台维护党和政府的评论根本进不去、留不下,辱骂党的言论反而可以堂而皇之、大行其道,大都居于评论的前列。这种所谓“言论自由”的尺度也太大了,这是超越世界上任何国家的新闻自由。不可否认,这些重大新闻平台的管理者中,不乏异见人士,甚至反党反政府的敌对分子。我党要重视对重大新闻平台相关从业人员的把控,不要将这一阵地拱手相让。应该建立一支专业和义务相结合的网络监督员、评论员队伍。应该知会各重要新闻平台,不要模糊新闻自由和反动的界限,不要发布反党反政府、故意激化社会矛盾的帖子或标题,主动删除不当言论,对屡教不改的要坚决予以警告甚至关停,并追究法律责任。

    第二,要清醒认识宗教力量发展过快,削弱党的影响力带来的危险。

    共产党员不能信仰宗教,这是由党的性质和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决定的。2014年10月13日,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共产党人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理论体系”[⑤]。习近平同志的这段讲话再一次强调了共产党员的信仰问题。中国共产党员的唯一信仰就是共产主义,政治坚定是对一名共产党员的基本要求,也是首要要求。共产党员对党是否忠诚,直接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2016年4月23日习近平同志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共产党员要做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无神论者,严守党章规定,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党的宗旨,绝不能在宗教中寻找自己的价值和信念。”2016年4月30日《中纪委机关报》在《共产党员绝不能信仰宗教》一文中也再次重申:“在这里,给出明确答案,共产党员绝不能信仰宗教。公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但是共产党员不能信仰宗教,不能参加宗教活动,这是由党的性质和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决定的。共产党员不能信仰宗教,不能参加宗教”。我国公民有信仰合法宗教的自由,特别是佛教、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道教等。根据盖洛普国际调查联盟的“全球宗教信仰和无神论指数”2014年年底的抽样调查,中国有10.5%的人自称信教,54%的人自称是无神论者,35.5%的人处于中间或潜伏状态。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2012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和中国人民大学2011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数据显示,我国信仰五大宗教的人口约占总人口的11%,三者高度契合。

    一些教派之所以合法存在,因为其教义教化信徒一心向善,对促进社会稳定、民族和谐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有的则是一种民族的文化传统,历史悠久,需要得到尊重。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教派在中国的发展势头迅猛,从非官方的数据看,信教人数已经远远超过中国共产党党员人数。宗教在中国的发展中,曾出现了法轮功、全能神等基于合法宗教而来的变种,出现了反党、反政府等倾向。有的党员干部,一边是党员,暗地里却是教徒,对宗教的虔诚超过信党。有的宗教组织不管在农村还是在高级知识分子中都有着很强的号召力。在农村有的地方,村委组织召开全体村民大会,大喇叭广播,参加的人员寥寥无几,并且拖拖拉拉,半天不到。而有的教派组织信徒开会,不用广播,来得既整齐又准时。参加一些宗教并没有什么钱财好处,但好多信徒都主动把自己的身家财物献给教会,可谓虔诚无比。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之后,教会统治了西方世界长达近千年,使人们的个人意识受到极大压制,为此,一些杰出人士不顾教会的迫害,在欧洲掀起了三次影响巨大的思想解放潮流,带领人们迈进了理性时代。我国具有独具特色的宗教政策,信教的群众也可以拥护支持共产党的领导。但是既然共产党员不能信教,就失去了从信教群众中吸收先进分子入党的可能,如果人人信教,党员又从哪里来发展?如果人人信教,谁来信共产主义?这其中就不可避免的会出现宗教和共产党争夺受众的问题,一旦激化,也不可避免的会出现一些重大矛盾和问题。中国共产党要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实现中国梦,就要勇于面对这个问题,妥善处理好这个问题。

    第三,要清醒认识部分社会精英、高级知识分子不愿入党带来的危险。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团结吸收社会精英、高级知识分子入党。因为他们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国的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具有鲜明的导向和引领作用,他们的一言一行往往具有很强的影响力。2012年6月28日,习近平同志在《求实》发表《始终坚持和充分发挥党的独特优势》的文章指出:“回顾我们党的历史可以清楚看到,长期奋斗中党所形成的独特优势是全面的,包括理论优势、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制度优势和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保证了我们党能够集中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先进分子,集中全国各个领域中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充分发挥出他们在人民群众中的先锋模范作用……”习近平同志在文章中清楚告诉我们,正是我党发挥了独特优势,把先进分子、优秀人才吸收到党的队伍中来,我们党才能够从小到大、由弱到强。

    在东莞市委党校学习时,通过学习交流我了解到,一些高级知识分子、社会精英不愿入党,甚至出现了对入党的同学、同行嘲讽、耻笑等现象,需要引起党的重视。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社会精英,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是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缺失了他们,我党的先进性就会大打折扣。同时也会极大地降低我党的造血功能和新鲜活力。实事求是地说,党内出现的一些贪污腐败现象,伤害到了一些社会精英和高级知识分子的感情,使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对共产党敬而远之。也有的是受到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制度不认可,等等。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钱学森,是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享誉海内外的杰出科学家和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中国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之一。1950年,钱学森争取回归祖国,美国海军次长金布尔声称:“钱学森无论走到哪里,都抵得上5个师的兵力,我宁可把他击毙在美国,也不能让他离开。”钱学森同志由此受到美国政府迫害,遭到软禁,失去自由,直到1958年才得以成行。事实证明,一个钱学森,岂止五个师。当年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发展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而今相当一部分高级知识分子不愿入党,其中的原因需要深究。“不为我用,或为他用”,我党应该加大吸收社会精英、高级知识分子的入党的力度,加强造血功能,增强党的新鲜活力。如何让社会精英愿意入党、主动入党,值得党的各级领导深入思考。

    第四,要清醒认识反动势力中少数专家教授等具有较高社会影响力人士,用相对隐蔽手段鼓吹西方价值、反党反政府带来的危险。

    我国当前在意识形态领域主旋律更响亮,正能量更强劲,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入进行,各种社会矛盾凸显,境外反动势力不遗余力的扶植拉拢异见分子,既有“文化精英”,也有“民间草根”,其势力也逐步渗透到了社会各个层面。他们通过各种途径、运用各种手段,对我党发展上牵制、形象上丑化、文化上渗透,意图把西方的价值观念和制度模式强加给我们。据日本《朝日新闻》5月17日报道称,该报获得的一份非公开内部资料显示,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向中国的有关“民主和人权”问题的团体提供总额高达9652万美元的资金支持。报道说,这是一份关于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提供资金支持的国家组织和金额的清单。清单显示,这9652万美元被给予中国境内约103家团体[⑥]。2014年2月17日,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指出:“如果我们的人民不能坚持在我国大地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道德价值,而不加区分、盲目的成为西方道德价值的应声虫,那就真正要提出我们国家和民族会不会失去自己的独立精神的问题了。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独立,那么政治、思想、文化、制度等方面的独立性就会被釜底抽薪”[⑦]

    反动势力中既有既有“文化精英”,也有“民间草根”,应该说当以所谓“文化精英”危害最大。其中包括少数所谓专家教授,享受着当前执政体制内的待遇,明里进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宣传,背地里大肆宣传西方价值观,甘当西方所谓民主制度的鼓吹手。这些人隐蔽在党的体制里,却干着反党反政府的勾当,骨子里期待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垮台。有的教授在介绍美国的社会制度时,不是一分为二地客观分析其优劣,而是大肆宣扬美国的制度是全世界最好的,美国是全世界最民主的,美国是谁都打不赢的。讲的全是美国制度的优越性,一片仰慕之情,绝口不谈党的先进性和生命力。既然美国是战无不胜的,美国又代表公平正义,美国的政治制度是天下最完美的,那么听了这样宣讲,选择只有两个:要么移民美国,要么投降美国,唯美国马首是瞻。试想党员干部听了这样的授课会有什么效果?如果大学甚至党校里有这样的专家教授,对我们的党来说那是多么可怕。上世纪80年代末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中,就有方励之之类的鼓吹手,他们以学者或媒体“名人”身份,相当长时期垄断了话语权,把纠“左”变为“纠正”社会主义和马列主义,公开提出要改变共产党,鼓吹资产阶级“民主”与“自由”等。现在这种专家教授又露出了尾巴,他们不外乎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思想上已经受了西方文化制度的洗脑,甘当鼓吹手;一种是政治立场已经出了问题,甚至是受到西方所谓“民主基金”的资助。对这种专家教授要人人喊打,揭露其本来面目,院校特别是党校要高度警惕,杜绝这种人的存在。

    第五,要清醒认识反动分子利用QQ群、微信群等网上社交平台进行反党反政府隐蔽宣传带来的危险。

    “群”是近十年诞生的新生事物,特别是微信群,甚至已取代移动电话成为首要通信联络手段。据腾讯消息,截止2015年底,微信的活跃账户数已经达到6.97亿,比上年同期增长39%。目前QQ群、微信群大行其道,每个人都可以组建一个或者多个群,每个人都可以当群主。有亲戚群、同学群、战友群、同事群,也有各种功能群。这些群全国应该数以亿计。“群”的功能强大,特别是对信息的传播迅捷、隐蔽。有的大群有数百人,利用“群”来反党反政府,成本低、收效快,具有很强的隐蔽性,监管困难,举报困难。2016年4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群众在哪儿,我们的领导干部就要到哪儿去,不然怎么联系群众呢?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学会通过网络走群众路线,经常上网看看,潜潜水、聊聊天、发发声,了解群众所思所愿,收集好想法好建议,积极回应网民关切、解疑释惑。”多么接地气的一段话。

    党的领导干部要上网、要进“群”,因为这里有群众,因为这里是群众的“发声地”。网络上的“群”、各种虚拟社区,正是落实习近平同志对做好网上舆论工作和加强与人民群众血肉联系指示要求的重要结合处。在这片“发声地”里,我们的党和政府不发声、我们的广大党员不发声,反动派和敌对分子就会发声;我们的党不占领,反动派和敌对分子就会占领。从实际情况看,相关部门对各种“群”和各种虚拟社区的监管还远远不到位。在各种“群”里,经常可以看到发布对党和政府不满言论的专业户,有的言论可以举报,有的则是打擦边球,不疼不痒但是居心叵测。党的宣传文化部门,应该会同公安、国安、网监等部门,加强对违规QQ群、微信群的查处,要高度重视网络群的影响力,不要失去监管,鲜有作为,让这块宝贵的思想阵地荒芜,甚至被敌对分子撒上“种子”。

    第六,要清醒认识贪腐、强拆、野蛮执法等丑闻频出严重损害党的公信力带来的危险。

    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构建新时期的党群关系,加强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2016年7月1日,他在《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党与人民风雨同舟、生死与共,始终保持血肉联系,是党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保证,正所谓‘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全党同志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使我们党始终拥有不竭的力量源泉”[⑧]。习近平在《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170多年的斗争史,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奋斗史,中华人民共和国60多年的发展史,都是人民书写的历史”[⑨]。习近平同志多次在重要场合提出要加强与群众的血肉联系,反复强调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全党同志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人民才是国家的主人,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都是人民书写的历史”简单而深刻地指出了这一点。

    党的政策这么好,党的威信为什么还经常受到损伤?一些贪官和一些“猪头”领导干部功不可没,特别是贪腐和强拆、野蛮执法等丑闻,对党的公信力打击是致命的。有的领导干部为了自己的所谓“政绩”,或者是为了兑现对小部分奸商、利益集团的承诺,置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基层劳苦大众的利益于不顾,滥用公权力,反复做出强拆等严重损害党的公信力的决策,严重伤害了基层广大人民群众的感情。使我们的党在一些地方失信于民,损害我党的执政基础。贪官误党误国,有目共睹。特别是徐才厚、郭伯雄之流的国妖、国贼,让我们的党丧失多少民心?对贪官务必严惩,党和政府的事务务必趋于公开透明,务必把权力关在制度的笼子里,务必要消除领导干部的一些特权,这样我们的党才有希望。习近平总书记在兰考县考察时提起了著名的“塔西佗陷阱”:“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提出了一个理论,说当公权力失去公信力时,无论发表什么言论、无论做什么事,社会都会给以负面评价。这就是‘塔西佗陷阱’。我们当然没有走到这一步,但存在的问题也不可谓不严重,必须下大力气加以解决。如果真的到了那一天,就会危及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⑩]。习近平同志的这番话,是进一步强调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我们党当然还没有完全陷入“塔西佗陷阱”,但是我认为我党已经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塔西佗陷阱”。如何走出这个陷阱关键要看我党的执政智慧和整治贪腐的力度。

    第七,要清醒认识贫富差距较大造成的社会不公感带来的危险。

    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历来十分重视社会公平和谐的问题。习近平指出:“这些年经济发展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却不等于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就必然密切了,有时候反而是疏远了”[11]。2016年7月1日,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要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发展各项社会事业,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打赢脱贫攻坚战,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稳步迈进”[12]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人均收入大为提高,贫困人口不断下降。按说经济收入增加了,社会应该更加稳定,人民应该更加安居乐业了才对。其实也不尽然,有句老话叫不患贫而患不公,当然更患严重不公。不是人民生活水平高了,党群关系就必然密切了;不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群众就明显感到幸福了;不是人民生活水平高了,群众就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了!2016年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0.462[13],处于自2003年以来的最低值,说明这是自2003年以来我国贫富差距最小的一年。即便如此也已经远超0.4这个警戒线。2013年12月2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提出了24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民主、自由、平等、公正”作为重要核心内容,说明党和政府已经非常重视公平的问题。当前许多基层群众有着很强的社会不公感,老百姓辛辛苦苦一年,比不过富豪、贪官的一顿饭。这种不公感甚至在向收入的中间阶层蔓延。甚至有较高社会地位的知名大学教授,也流露出对社会不公的愤怒。我在浙江大学学习时,就听到了一名哲学老教授的牢骚,他的牢骚主要来自于对小舅子搞房地产暴富,暴富后不思回报、目中无人。由美国学者S.A.斯托弗提出,默顿发展的“相对剥夺感”理论认为:“当个人将自己的处境与其参照群体中的人相比较并发现自己处于劣势时,就会觉得自己受到了剥夺。有时,即使某一群体本身的处境已有所改善,但如果改善的程度低于其他参照群体的改善程度,相对剥夺感也会产生。相对剥夺感会影响个人或群体的态度和行为,并可造成多种后果,其中包括压抑、自卑,引起集体的暴力行动,甚至革命。”一些富豪为富不仁、官商勾结、穷凶极奢,更加重了基层群众的厌恶和反对,加深了“相对剥夺感”。中国的财富如何再分配,如何做到还富于民、国强民富,直接影响着我党政权的稳固。

    第八,要清醒认识部分党员干部不敢为党发声带来的危险。

    共产党员应该把党的荣誉视为自己的生命。习近平在中央党校2011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指出:“在我国历史长河中,许许多多先贤和仁人志士都对高尚的精神追求作了阐释。……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秋瑾的他年成败利钝不计较,但恃铁血主义报祖国;等等。鲁迅先生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中指出: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14]。习近平同志在缅怀先贤和仁人志士中,对党的干部如何追求高尚精神提出了要求。2016年7月1日,习近平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语重心长的指出:“理想信念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理想信念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一个政党的衰落,往往从理想信念的丧失或缺失开始。我们党是否坚强有力,既要看全党在信念上是否坚定不移,更要看每一位党员在理想信念上是否坚定不移......‘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这些视死如归、大义凛然的誓言生动表达了共产党人对远大理想的坚贞”[15]

    对党忠诚关键在于绝对忠诚、永远忠诚。作为一名党员,就应该时刻维护党的声誉,敢于为党发声,敢于为党直言,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1931年,由于“左”倾错误,身为中共湘鄂西特委书记、红二军团政委的邓中夏被免去了党内军内一切职务,还遭受到残酷的批判和打击。1933年5月15日,邓中夏第四次被捕。在狱中,有人对他说共产党对你并不公正,没必要再为共产党拼命。邓中夏义正辞严地拒绝了他的“好意”,他说:“你有什么资格谈我们党的错误,一个患深度杨梅大疮的人,有资格嘲笑偶尔伤风感冒的人吗?......对我们来说,入狱、杀头视如家常饭。”1933年9月21日,他高呼着“中国共产党万岁”,昂首刑场,英勇就义。这就是党的前辈们的铮铮铁骨,视党的荣誉高于一切。我们党现有8800多万党员,440多万个党组织。这是一个天文数字。但在这些党员之中,有多少人具备了坚定的信仰?有多少人敢于挺身而出,维护党的声誉、执行党的决策?特别是在我们党最危险的时候,有多少人敢于付出鲜血和生命维护党的利益?我们知道,苏共在拥有20万党员时夺取了政权,拥有200万党员时打败了希特勒,却在拥有两千万党员的时候亡国亡党,政权更迭悄无声息,出奇的顺利。理想和信念的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面对敌对分子、别有用心者的谩骂侮辱、“泼脏水”,如果所有党员都敢于为党发声,驳斥歪歪理,党的声音就会非常强大,东风自然压倒西风。可以这样说,在还用不着流血牺牲的时候,在我们党还在掌握政权的时候,少数党员已经被敌对分子吓住。当大部分党员都羞于在公众面前亮出党员身份,都甘于当“缩头乌龟”的时候,我们的党就处于危险之中了!每个共产党员都应该昂首挺胸,大声说话,让反动分子为之胆寒。

    2016年7月1日,习近平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党的十八大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历史任务,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这告诫全党,要时刻准备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和巩固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使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永远立于不败之地”[16]。坚信中国共产党一定能够继续居安思危、谦虚谨慎,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在这场历史性考试中交出人民满意的答卷。

    (作者单位:中共东莞市委党史研究室)



[①]《人民日报》,2013年6月15日。

[②]《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8期,2010年7月21日。

[③]《人民日报》,2014年2月28日。

[④]2014年3月6日,《人民日报》2014年3月7日。

[⑤]《人民日报》,2014年10月14日。

[⑥]腾讯新闻事实派,《美民主基金会被揭向中国103家团体撒钱近亿美元》,2016年5月30日。

[⑦]《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88页。

[⑧]《人民日报》,2016年7月2日,第二版。

[⑨]《人民日报》,2013年12月26日。

[⑩]习近平在河南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3月18日。

[11]习近平在河南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3月18日。

[12]2012年7月2日《人民日报》,第二版。

[13]基尼系数是20世纪初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根据劳伦茨曲线所定义的判断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标。是比例数值,在0和1之间,是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分析指标。通常把0.4作为贫富差距警戒线,大于这一数值容易出现社会动荡。

[14]《中国党史研究》2011年第10期,2011年9月1日。

[15]《人民日报》,2016年7月2日,第二版。

[16]《人民日报》2016年7月2日第二版。 

编辑:李建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