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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中央红色交通线对中央苏区的影响
http://dgds.sun0769.com  2019年01月08 11:01

刘韦玲  黄勇胜 

    摘 要: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存在众多沟通白区与中央苏区的交通线,其中一条从上海—香港—汕头—大埔—永定—中央苏区的秘密交通线尤为重要,被称为“中央红色交通线”。这条交通线从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各方面,均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有力促进了苏区的发展壮大。本文重点探讨中央红色交通线对中央苏区的影响,以从一个侧面重新构建中央红色交通线的史学价值。

    关键词:中央红色交通线;苏区;影响

 

    中央红色交通线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上海党中央通往中央苏区首府瑞金的一条秘密交通线。这条交通线担负着与上海党中央的联络、苏区重要物资进出、护送干部人才进入中央苏区等重大任务,在进入苏区的其他通道被切断的艰难时期,中央红色交通线成为中央苏区对外联络的“大动脉”和生命线,对中央苏区的发展壮大产生深远的影响,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一)在政治方面的影响

    1.及时沟通苏区和上海党中央的信息往来。1927年8月21日,中央最初设想要建立一个“党的全国交通网”,这个交通网是在党组织领导下建立的,其中一项任务是传达和输送党的一切文件和宣传品,“兼探听各地反动派的消息及其他各种消息”。因此,它首先突出的是政治功能。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尤其是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开辟,中央亟需通过交通线,与苏区建立起经常交通关系,以便输送工作人员到苏区和红军中去,及时通报中国时局形势;另一方面,中央极其需要各苏区和红军向中央报告各地情形,加强中央对各地的领导,以及对苏区和红军的支援。中央交通线沟通上海和苏区的联系,为中央正确指导苏区工作提供第一手信息,保证了上情下达和下情上送。时任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非常重视从苏区送来的文件,他经常督促秘书处,凡是苏区来的信件要首先抄出来,给他看。

    通过交通线,中共中央与各苏区沟通信息,传递文件、指示、决定和信件,对中央了解各苏区的实际情况和正确决策起了重大作用,也为各苏区传达贯彻中央决议,全国各苏区交流经验发挥重大作用。中央苏区的一些革命实践经验、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思想,通过交通线传递给党中央并得以在全国各革命根据地广泛传播,产生巨大影响。毛泽东在中央苏区进行的一系列的调查和实践,如《寻乌调查》《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调查研究和成果,并将总结出的土地政策和斗争经验经交通线由中央向全国推广。同时,苏区革命的正确实践经验,通过红色交通线传递到党中央,又通过外部秘密交通传递给共产国际和苏联,使共产国际和苏联能全面地认识中国国内的革命形势。

    通过交通线,上海党中央的经费得到部分保障,减轻对共产国际和苏联的经济依赖。大革命失败后,各级党组织最主要的经费来源就是依靠中央的津贴,而上海党中央的经费来源也非常有限,虽从全国各地筹借款项,但经费仍然紧张,无法按时发给各地。“过去工作因无钱无人及与中央的交通关系不灵,便做到非常不好。”[1]但随着农村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发展,中央苏区不仅解决了本身的经费需求,而且对上海党中央也有较大帮助。在这一时期,“苏区没收了大量的地主豪绅的财产,除粮食、布匹等发给群众外,黄金、白银、钞票都集中送中央”,党中央也多次派人到苏区提款,1931年,吴德峰到苏区提款20万元,同年夏天中央派曾昌明和肖桂昌到苏区提款,聂荣臻给了价值约5000元的金条。上海党中央与苏区之间的关系,由过去经费上的“输血”作用演变成后来的“反哺”作用,使交通线这一红色血脉始终保持血液通畅,各交通站都把这事当作一项重要任务。这一事实,促使上海党中央逐渐意识到农村革命根据地的作用,加速中央对苏区的物资和干部输出,乃至于最后把整个中央由城市迁往农村,从而使苏区的地位和作用更加突出。红色交通线在保障党的活动经费上作出突出贡献,减轻党中央对共产国际帮助的过分依赖,对于毛泽东等共产党人能够实事求是、独立自主探索革命理论、革命道路和战略策略具有重大意义,进而验证中国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是极其正确的。

    2.秘密护送中央领导人、负责同志和其他干部到苏区。红军和苏区的迅速发展,导致干部、技术人才奇缺。因此,加强苏区党的建设、政权建设、武装建设,成为当时苏区和红军的紧迫任务。苏区中央局曾向中央报告,“但干部非常缺乏,各种工作都感困难,请中央加派干部来此,技术人员也缺乏得很,请尽量将学生及知识分子同志派来”[2]。中央红色交通线打通后,在护送领导干部进入苏区方面发挥重大作用。成规模地护送干部进入苏区大致分三次:第一次是1930年前后,党中央抽调一大批白区干部到苏区加强领导力量,此时进入苏区的有项英、任弼时、邓发等,另外还有我党派到苏联学习及旅欧学生,约几十人,如刘伯承、肖劲光、伍修权等。第二次是1931年4月中央特科负责之一顾顺章叛变之后,中央机关的安全受到极大威胁,在周恩来指挥下,中央机关迅速迁移,有的同志就地隐蔽,有的同志奉命迁入苏区,如李克农、钱壮飞、吴德峰等,周恩来也于同年底经由红色交通线到达中央苏区。第三次是1933年1月前后,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由上海迁入中央苏区,这一时期迁入人员有博古、陈云及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等。到长征前,由上海经中央交通线进入苏区的领导干部有200多位。大批干部进入苏区,加强对中央苏区革命斗争的领导工作,有效缓解苏区政治和军事干部缺乏的局面,使闽西、赣南苏区连成一片,中央苏区县扩展到20多个,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扩大中国共产党在国际上的影响,也为中央苏区的发展壮大奠定坚实的政治基础。

    3.积累了保密、保卫工作的经验。中央红色交通线是我党机要和保密工作的源头之一。周恩来提出白区秘密工作“以绝对秘密为原则”并要求党的“机关群众化和负责干部职业化”。同时制定《中共中央秘密工作委员会关于秘密技术工作规定》《中共中央接洽须知》《秘密工作条例》等一整套秘密工作规定和制度作为保证。中共南方局也根据实际制定《交通处工作条例》,对交通工作作了制度安排。在险恶环境下,交通线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秘密工作方式。如,采取各种秘密传递情报的方法(如药水写洗法、隐藏装置法、交通员单线联系法等),灵活机动地安排交通点(以家庭、店铺、学校等不同形式)。同时要求交通员身份要绝对保密,实行上下单线联系,禁止交通员相互打听情况,每条交通线都设有主用线和备用线等。并具体规定对交通员每天行程,交接物件须立即给予回条,完成任务及时汇报情况作为以后改线选线的依据。

    护送领导干部到苏区的过程,对交通线和交通机关的保卫工作是一大考验,必须保证万无一失,绝对安全。因此,交通机关实际上也是一个安全保卫机构,据李沛群回忆,“多宝坑小站……和大埔青溪一样,我们派有几名武装人员驻扎在这里,专职护送来往人员,遇到敌人来时,则由当地赤卫队掩护和敌人交锋,我们只负责保护外地来人的安全问题,不负责打仗任务”[3]。另据黄玠然回忆,护送临时中央领导人瞿秋白到鲁迅家中避难,以及护送瞿秋白进入中央苏区,分别由内部和外部交通机构负责,彼此分工明确[4]。又如博古、陈云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时,由中央苏区国家保卫局执行部执行科长卓雄带领一支十来人的秘密武装小队,奉命到大埔护送他们到永定[5]。如上所述,在交通工作中,丰富了保密、保卫工作的经验,这些经验也被苏区军民借鉴运用于革命斗争中。

    4.提高了党的领导、组织能力和对敌斗争水平。交通线的建立和畅通,也考验各级党组织的领导和组织能力。从交通线的开辟途径来看,有的线路是红军通过军事战斗来打通的,有的是在当地党组织领导下秘密组建的;有的线路是位于国统区内,有的则居于苏区和白区的结合处。但不管是何种情况,都离不开各级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如在广东,为了红色交通线的建立和畅通,中共广东省委、东江特委和地方各级党组织,尤其是汕头、大埔的党组织,从多方面尤其是在人力物力方面,给予有力的配合与支援,如选调忠实可靠、勇敢机智的党员担任交通员。交通线初建时,中共广东省委、东江特委和大埔县委采取组织措施,抽调一批条件较好的党员干部参加大埔交通中站、多宝坑小站和铁坑小站的工作。这些战斗在交通沿线的干部,有的是来自于苏区的红军战士,有的后来被派到苏区工作,他们与苏区有着密切的联系,为苏区的发展壮大作出无私的奉献。

    交通线开辟后,畅通了各苏区党组织和红军与党中央的联系,中共福建省委、中共闽西特委、中共闽粤赣边省委、粤东东江特委都受益极大,提高了地方党组织的领导、组织能力,推动赣南闽西苏区革命斗争的蓬勃开展。

    5.通过交通线,使中央的报告制度、巡视制度在苏区得以更好执行。当时,红军虽有少量电台,但多为小型的,不能远距离通讯。因此,处在重兵包围中的红军将士,很难得知外部情况,也难以把信息传送到上海中央机关。因此,中共中央对苏区的交通工作和报告制度极为关心。而地方各级党组织在成立后,也把建立秘密通信处、联络站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任务,以便及时获取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并向上汇报工作。据统计,1929年中央送往各地的文件5523件,收到各省交通员送来的文件4687件[6]。1931年3月,中共中央指示各地苏区及红军要建立交通关系和报告制度,指出所有苏区一定要根据中央提出的报告提纲,在每月初一及十五做报告,经过交通站送给中央。要求报告内容充实和切实遵守期限,还必须注意秘密工作的要求,报告信必须简短,应经过负责同志的修改和签名。

    行走在交通线上的,还有一个特殊群体——“巡视员”。中共创建伊始,就在党内开展了巡视工作。大革命失败后,中央加强对各地的监管,确保自上而下的绝对领导与信息畅通。1931年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共中央进一步完善巡视制度以加强对各苏区的工作指导。在开辟和保卫红色交通线工作中,党的巡视制度起到很大作用。新交通线的开辟,往往由组织派出熟悉地方情况的干部作巡视员,利用社会关系通过秘密交通、秘密串连建立和打通新的线路,1930年,中央交通局负责人之一的肖桂昌就被中央派往广东、闽西等地巡视和帮助建立交通站[7]。在交通线遭敌特破坏后,也由工作得力的巡视员前往补救和恢复。日常交通工作中,也形成派出巡视员巡视,对交通工作进行监督和修正的制度,香港交通总站在1931年10月19日给中央的信中就提出建议“在各干线上应各有一巡视员,经常的往各线巡视并帮助各线工作”[8]。在护送重要人物或重要物资时,也派出巡视员予以保护和协助,肖桂昌就曾在汕头秘密交通站以“巡视员”的身份蹲点帮助工作[9]。通过在红色交通线上的巡视工作实践,为苏区和中央巡视制度的完善和发展积累经验。

    (二)在经济方面的影响

    1.交通线保证了中央苏区紧缺物质的供应。随着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日益巩固,使国民党政府越来越恐慌。从1932年起,国民党政府对中央苏区不仅从军事上继续加紧“围剿”,而且从经济上进行严密封锁。蒋介石甚至把经济封锁看得比军事“围剿”更加重要。国民党对苏区施行的封锁包括“物资封锁”、“交通封锁”、“邮电封锁”等,为防止苏区军民到国统区筹措给养,在苏区周围还建立延绵数百里封锁线,到处构筑碉堡,截至1934年底,江西已建碉堡2900余座,企图用扼杀苏区经济,配合军事“围剿”来消灭红军,消灭新生的苏维埃政权。

    中央苏区大多为工业基础薄弱的农村地区,生产力落后,由于敌人严密的经济封锁,当时中央苏区出现工业品奇缺、消费品价格上涨现象,严重影响苏区红军发展和人民生活。面对敌人的严密封锁和恶劣的自然环境,要保证苏区生存和发展,必须从外界输送重要紧缺物资。经过努力,从中央交通局、交通总站、交通中站、小站,直到联络点,组织严密、纪律严明、分工明确、环环相扣,形成一条苏区和红军的重要物资供给线。通过红色交通线,大量从香港、汕头及苏区周边的国统区采购苏区紧缺的生产、生活物质,如食盐、布匹、药品、通讯器材、印刷器材、军械设备等进入苏区。很多苏区自己无法生产,又因国民党严密的经济封锁,在国统区也很难大规模采购的紧缺物资,交通局就采取自己开设商铺的方式来解决,苏区缺什么物资,就开什么铺子,如当时苏区严重缺乏药品,是用黄金也买不到的紧急物资,交通局利用社会关系在汕头开设了一间上海中法药号汕头分号,规模很大;电讯物资缺乏,就在汕头开设华富电料行帮助采购通讯零件;另外还争取了很多商店在国统区帮助采购物资。有些物资,如电讯、医疗器材,既笨重又易损坏,必须保证完整无缺,能够使用。采购后需交通人员多番周折,冒着生命危险才能顺利运达苏区。据曾帮助转运物资的人员回忆,当时“屋子里面装的全部是贵重的物资,什么西药、电池、电缆、机油、特种纸张……瓶瓶罐罐的,好些都叫不上名字,全是苏区迫切需要的东西。在这些物资中,甚至还有几捆白区出的报纸。敌人不但对苏区进行军事和经济的封锁,而且封锁了新闻消息。因此,就连这些报纸对我们都有了作用。”[10]据统计,通过中央交通线安全运送苏区民用、军用等重要物资,如药物、布匹、食盐、电讯设备、枪械设备等达数千吨,为苏区建设和反“围剿”斗争提供了强有力的经济支援。毛泽东本人曾赞誉 “交通线就像我们身上的血脉”。

    2.红色交通线配合苏区,将苏区多余的物资运到白区,换取货币及白区工业品。1932年,苏区设立对外贸易局,重点做好苏区与白区商品交换。在苏区与白区交界处,贸易线和交通线往往交织在一起,将苏区所拥有的一些重要物资,通过秘密交通线与地处周边白区的一些大商号进行交易。在此背景下,中央秘密交通线所承担的交通工作,也与苏区的贸易工作相辅相成。这些大商号既同地方国民党驻军暗通生意,又与苏区做秘密交易,从而使此处变成灰色区域,交易不易于被发现和破坏。苏区出口的主要是粮食、钨矿、生铁、樟脑、烟叶、茶油以及当地的各类农产、土产品等。其中,钨矿是中央苏区重要而大宗的战略性矿产资源。苏区境内安远、宁都、会昌三县富产钨矿,1932年春,中央苏区成立中央钨矿公司,年产钨矿量约计1800吨左右,大多通过交通线运送至广东,为苏区创造大量财富。通过中央秘密交通线运输货物缓解苏区外贸机构的压力,节约了苏区的资金。中央苏区开通赤白贸易,对于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支援反“围剿”革命战争,起到相当大的作用。

    3.一批懂经济、金融的干部通过红色交通线进入苏区,帮助中央苏区进行了科学合理行之有效的经济实践。经过中央红色交通线进入苏区的干部中,刘少奇、陈云、林伯渠、吴亮平、钱之光等干部或有留学苏联学习经济的经历,或富有经济工作经验。他们进入苏区后,在党中央的领导下,结合苏区的经济实际,依托苏维埃政权,进行卓有成效的苏维埃经济建设。1933年,苏区决定设立国民经济部,林伯渠、吴亮平先后任部长。林伯渠主持苏区国民经济部工作期间,注重发展农业生产,广泛开展节约储粮,保障红军和苏区人民的供给。1933年,钱之光通过中央红色交通线进入苏区后,直接接受林伯渠的领导,担任对外贸易总局局长。刘少奇进入苏区担任中央苏区全总执行委员长后,针对苏区国营企业的经营发展情况,经过大量的调研后首先明确提出“建立完全的厂长负责制”。

    4.为苏区国家银行发行货币作出贡献。为了统一苏区的货币制度和金融组织,1932年2月,苏区成立国家银行。苏区国家银行成立后,需要发行货币,对印钞纸、机器、油墨等提出更高要求,而凭借苏区的工业基础,难以满足发行货币的需求。国家银行所需的印钞纸、机械、油墨等物资,除1932年3月红军占领漳州期间,从厦门采购回一批之外,其他大多通过交通员从香港、汕头等地采购并水陆转运至中央苏区。

    (三)在军事方面的影响

    随着土地革命的深入,红军和苏区都得到了迅猛发展,大批农民武装暴动队伍和地方游击队伍被整编为红军,但是很多人政治觉悟较低、文化程度不高,几乎没有军事素养,枪械使用和维修都很成问题。但是由于中央苏区干部紧缺,制约了红军的发展壮大和战斗力的发挥,急需为这些刚整编的红军队伍配备得力干部,加强对这批红军战士的培养。中央红色交通线建立后,大量从苏联、欧洲学习回来,从黄埔、保定等军校出身的干部进入苏区加入红军队伍,并到军事干部学院任教,培养了大量红军军事干部,帮助苏区红军训练武装斗争人员,为红军正规化建设起到很大作用。1930年6月,左权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回国后,通过交通线进入苏区,担任红军军官学校第一分校(闽西分校)教育长,并负责军事课程的教学。肖劲光通过红色交通线进入苏区后,毛泽东亲自找他谈话,要求他在中央苏区筹办一所红军学校。伍修权从苏联留学归国,通过红色交通线进入苏区后“执行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去军区直属的重机枪连去训练战士们使用武器,教他们学会重机枪的拆卸和故障排除”。伍修权还根据自身在苏联军校学习经历,参与编写红军军事教材,编译苏军战斗条令。

    同时,大量军械物资、急救药品及机械设备也通过红色交通线转运进苏区,中央苏区与外界远距离沟通的电台、大量的枪械装备、翻造子弹和制造药水的设备,都是拆散成零部件打包好,然后伪装成各种民用物资,通过红色交通线转运到苏区。另外红色交通线还运送兵工厂、造船厂、印刷厂的技术工人多批进入苏区[11],充实苏区和红军的军工队伍,增强了红军的军备力量和武器装备,促进红军的正规化和战斗力的提升,为巩固苏区作出了贡献。

    (四)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影响

    中央苏区时期,党除了非常重视政权建设、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外,同时也高度重视与这三者有着密切联系的文化建设和社会活动。但是在苏区成立初期,文化干部的缺乏,制约了苏区早期的文化和社会建设。随着中央红色交通线的建立,一批受过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洗礼的文化干部、社会活动家及文艺工作者进入中央苏区,以苏维埃政权为依托,开展轰轰烈烈的文化革命与文化改造活动,深深影响苏区人民。

    1.大量政治素养高、文化水平高的干部通过红色交通线进入苏区,推动了苏区的文化教育建设。苏区地处偏僻的赣南闽西地区,文化教育事业历来比较落后,苏区的干部大多是农民出身,识字较少,理论水平不高。因此,通过交通线输入苏区的干部、知识分子以及马列读物等,极大地提高苏区党员干部的文化素养。苏区也充分发挥白区来的各类人才的作用,开设党员教育培训班、文化培训班、扫盲班等,加强文化建设。如在党员教育的内容方面,中央苏区接到上海中央的指示后,结合本地特色,对党员教育教材的内容进行充实。一些文化名人、进步学者、教育家如瞿秋白、徐特立、沙可夫等进入苏区之后,大大充实苏区的文化教育队伍,为苏区培养文化教育人才,吸收并改造旧知识分子,为苏区实行文化教育的改革提供了人才保障。为推进文教事业发展,苏区还成立教育部,由瞿秋白任部长,瞿秋白未到之前,由徐特立任代部长。1934年2月,瞿秋白也从上海经由红色交通线来到瑞金,正式就任教育部长职。有了专门机构、制度保障及人才队伍,苏区的文化教育事业迅速发展起来,毛泽东称赞说“谁要是跑到我们苏区来看一看,那他就立刻看见这里是一个自由的光明新天地。”

    2.一批优秀文艺工作者进入苏区,促进苏区文艺事业发展。苏区重视文艺工作发展,一批文艺工作者如李伯钊、石联星等都是经由中央红色交通线进入苏区后,通过他们的实践活动,让苏区的文艺工作蓬勃开展起来。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各苏区组建苏维埃业余剧团,红色戏剧运动渐成规模。1934年2月,苏区高尔基戏剧学校成立,由李伯钊担任校长。苏区戏剧运动波澜壮阔,戏剧艺术逐渐成熟,推动着中央苏区文化运动蓬勃发展。

    红色交通线的长期斗争的实践,也为苏区邮电交通事业发展积累经验,红色交通线的人员选调、纪律规定、政治教育和管理、监督检查、保密方式等,都为苏区邮电交通事业发展提供借鉴和参考。

   正是由于工作方法的严谨、干部群众的牺牲和奉献,这条从上海经香港、汕头、大埔、青溪、永定进入苏区的中央红色交通线从建立到红军长征一直都安全运行,并在其他交通线相继遭到破坏的情况下,成为通向中央苏区的唯一通道。从它组建到结束历史使命的短短4年多时间里,从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各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有力促进了苏区的发展壮大。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中央红军被迫离开中央根据地进行了两万五千里长征,除了政治上“左倾”错误和军事上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原因之外,也有一定的经济困难因素,中央苏区毕竟处在国民党反动派的重重包围之中,中央红色交通线的输送补给也不能从根本上摆脱经济上的困境,但这并不影响中央红色交通线重要的历史地位和历史贡献,中央红色交通线的革命斗争,谱写了中共党史中壮丽辉煌的一页。

(本文入选由梅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大埔县委县政府共同主办的“中央红色交通线学术研讨会”) 

(作者单位:中共东莞市委党史研究室)
 


[1]《陈少微关于福建党的情况报告》(1927年12月26日),《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7年-1928年(上)],1984年编印,第29页。

[2]《苏区中央局十一月删电——苏维埃大会情形,党的工作,军事工作》(1931年11月15日),余伯流、何友良主编:《中国苏区史(下)》,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8月版,第743页。

[3]《关于中共中央交通局从上海到闽西苏区的交通路线情况》,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汕头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红色交通线》,1986年2月印刷,2009年1月重印,第84页。

[4]《送秋白同志到鲁迅家避难》,西北大学鲁迅研究室编:《鲁迅研究年刊1980》,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2页。

[5]《红色交通线的建立和重大作用》,陈万安:《寻真集》,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3页。

[6]王华新:《从“十里洋场”到“红都”瑞金的秘密交通线》,《党史文苑》(2015年第3期)。

[7]《肖桂昌历史自传》,写于1944年5月9日,《红色交通线》,第45页。

[8]《伯温致中央交通局并转中央信》,《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8-1932)。

[9]《关于中共中央交通局从上海到闽西苏区的交通路线情况》,《红色交通线》,第89页。

[10]魏清源、刘晓农著《井冈山和中央苏区时期统战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34页。

[11]《关于中共中央交通局从上海到闽西苏区的交通路线情况》,《红色交通线》,第90页。 

编辑:李建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