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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太雷与中国苏维埃革命
http://dgds.sun0769.com  2019年01月09 14:01

刘韦玲 

    【摘要】在党的创建时期和大革命时期,张太雷在思想、行动上为后来开展苏维埃革命奠定了基础。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坚定而又灵活地执行了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所颁布的开展武装暴动、进行土地革命政策,在发动秋收暴动尤其是广州起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张太雷从事中国苏维埃革命的历史过程,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启示。

   【关键词】张太雷  苏维埃  革命

 

    张太雷(1898-1927),原名曾让,学名复,谱名孝曾,后改太雷,江苏武进(今常州)人。他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创始人之一,中国青年运动的卓越领导人,广州起义的主要领导人,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杰出代表。张太雷的革命生涯,主要是在党的创建时期和大革命时期度过的。但他在土地革命时期紧密联系斗争实践,不懈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对中国苏维埃革命(史称苏维埃运动)作出了开创性贡献

    一、在党的创建时期和大革命时期,张太雷在思想上、行动上为以后开展苏维埃革命打下基础

    张太雷早期的活动,是他后来从事苏维埃革命的开端。在党的创建时期和大革命时期,他经过自身的努力和革命斗争的锤炼,在党的理论宣传和实际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思想上、行动上已经为以后亲自组织开展苏维埃革命打下了基础:

    第一,立志成为共产主义在中国的积极“布道者”。

    在早期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群体中,张太雷具有一定优势。他有大学学历,文化程度较高,具备了较高的文化修养和理论修养,且通晓外语,这些都便于他接受和领悟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谛,也有利于他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本身就是一门科学,它包含着极其丰富的理论内容和知识内容,要正确理解、接受和传播这样一种崭新的科学理论,单凭强烈的爱僧和非常的勇敢还不行(当然,这些都无疑是很重要的政治素质,而这些因素在张太雷身上也得到鲜明的表露),还必须有相当的文化科学知识,并在研究马、恩、列原著的基础上,有能力总结、提出符合中国实情的新见解,这些因素集中到了张太雷身上,使他成为较早地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并主张向俄国十月革命学习的先进分子之一。

    张太雷虽出身贫寒,但在幼年和青少年时代均接受了系统教育。他在中学时代,就受到辛亥革命民主爱国革命思想的影响。1916年秋,他升入北洋大学法政科本科。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在祖国的邻邦,俄国布尔什维克党(1918年3月改称“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俄共(布)”)领导十月革命、建立“劳动专政”政权的成功实践和苏俄政府、共产国际对中国人民的友善态度及对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数度声援,使得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豁然开朗。十月革命的胜利及其独特的主义、高尚的理想和成功的经验,加速了一批先进分子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形成。张太雷便是其中一份子。1918年,他在写给母亲的信中表示:俄国十月革命使他看到了“新世纪的曙光”,他决心改变原来的想法(他曾设想大学毕业后谋取律师一职,并通过高等文官考试考得一个职位),他要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来拯救中国。

    在当时传入中国的各种主义和思潮中,张太雷通过对各种主义和思潮的学习、比较,通过自身实践加以辨别之后,选择和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更为可贵和突出之处是,张太雷在完成自身思想转变的同时,也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五四运动期间,他作为天津学联的代表赴北京结识了李大钊等人,并立志成为共产主义在中国的积极“布道者”。他坚定地表示:“做人要整个儿改,我以后不到上海当律师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只有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才能救中国。”[1]五四运动后,为了更加广泛地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他倡议创办了《来报》,并亲自摘译反映十月革命后俄国政治、经济情况的文稿,在先进分子和广大群众中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

    国共合作时期,以广州为中心,汇集全国的革命力量,很快开创一个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革命新局面。但是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革命阵营内部的矛盾也逐渐暴露出来。面对这种形势,张太雷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宣传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他一方面从革命大局出发,本着真诚合作的态度,维护统一战线内部的团结,一方面坚持革命原则,注意保持无产阶级领导革命运动的独立性,注意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认真思考革命领导权问题,始终保持着冷静清醒的头脑。这时先后担任共青团第三届中央总书记和中共广东区委宣传部长的张太雷以“雷”、“大雷”、“泰雷”、“春木”、“木”、“大”等笔名,在《人民周刊》、《政治周报》、《中国青年》、《革命青年》等刊物发表百余篇评论文章,用通俗的语言、精辟的道理,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的正确主张,同时针对国际国内的实际情况,揭露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势力相勾结的罪恶行径,教育和鼓舞广大群众投入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洪流。

    在整个大革命时期,张太雷发表了一系列政论文章来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他的政论文大多短小精悍,语言简洁明快、犀利流畅。同时,他还具有卓越的演讲才能,是我党优秀的宣传鼓动家。他经常深入到工人中间去,讲形势,讲政策,了解工人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鼓舞工人的斗志。特别是他为建立统一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而积极努力,对青年运动进行考察和及时指导。由于经常出入第一线,工人的淳朴、青年的热情,经常感染着他,使他始终朝气蓬勃。他曾经说过:“笔杆和舌头是我们革命者政治斗争的武器,应该不断地运用”[2],要“注意于国民群众运动,注意于国民的宣传”。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鼓起民众的精神”,使其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

    第二,他是中国共产党最早参加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活动家。

    张太雷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批党员,在早期共产党人群体中,他还具备着另外一个优势,即曾经有过数次赴苏的经历[3],并在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工作,对苏俄(联)共产党和苏维埃制度有着更加直观的感受。

    新兴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迅速发展,亟需加强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联系,特别是与列宁成立的共产国际及其领导下的青年共产国际的直接联系。由于张太雷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忠诚和杰出的政治才能以及具有外语的特长,所以成为中国共产党和青年团组织的最早的外交使者。

    张太雷于1920年10月就参加了北京的早期组织。为了筹建统一的中国共产党,受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委托,1921年1月,张太雷去苏俄伊尔库茨克与共产国际远东局取得联系,任远东局中国科书记。通过亲赴十月革命的故乡俄国,他不仅亲身感受了十月革命的成果,还参与了共产国际活动。在俄期间,他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争取世界各国人民对中国革命的支持,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在世界上的影响。同6月,他到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期间,年仅23岁的他,走上主席台,向大会报告了兴起不久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情况,使各国共产主义者第一次听到了来自中国国内共产主义者的声音。接着,又代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工人阶级,参加了少共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赤色职工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他还研究了共产国际文献、布尔什维克建党及十月革命经验,此时他已具有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

    由于交通不便,且党组织处于秘密状态,因此,在党的安排下,张太雷利用他的外语优势(他通晓英语),护送别国的革命者、共产党人或社会主义者前往苏俄(联)。如1921年10月(秋),时任共产国际东方局中国科书记的张太雷,护送日本代表德田球一前往苏俄参加伊尔库茨克召开的共产国际远东各国共产党及革命组织代表大会,其时的线路也非常曲折,由前往日本洽谈此事的张太雷把德田球一先护送到上海与共产国际代表取得联系,然后再设法从上海进入苏境。此外,他曾担任广东革命政府顾问鲍罗廷的助手和翻译,曾陪同来华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少共国际代表达林。

    1923年8月16日, 张太雷参加了以蒋介石为团长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联考察军事、政治和党务。代表团于12月15日回到上海。张太雷继续留在莫斯科,担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驻少共国际代表,直到出席了1924年7月15日至25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少共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以后才回国。张太雷出使共产国际,实现了到列宁故乡“求高深学问”的愿望。

    1924年1月,列宁逝世。张太雷作为中国党、团组织的代表,在莫斯科参加了列宁的葬仪,还一连写了《列宁底死》、《列宁与中国青年》等,赞颂列宁的巨大影响:“在人类历史上更没有过第二个人比他得到更多的群众底拥护,对于世界的现在和将来的影响也不能比他更大”[4],表达了对苏维埃俄国的缔造者——列宁逝世的深切哀痛。

    张太雷的赴苏经历,他与联共(布)和共产国际领导人或代表的交往,他在国内外耳闻目睹的国际共产主义思想和运动,无疑对他革命思想的发展和革命斗争的实践产生极大影响。由于张太雷在承担对外交往的使命中,忠实地、创造性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为中国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做出了宝贵的贡献,所以赢得与他有过交往的外方人士的一致赞扬,称赞张太雷是“真正的国际主义者”。

   第三,具有较丰富的实践工作经验。

    与瞿秋白等早期党的领导人相比,张太雷具有较丰富的实践工作经验。他长于行动、实践。在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后,在开辟中国革命道路的最初阶段,作为骨干和中坚,张太雷对党的革命纲领的形成,以及政治上、组织上的巩固,发表了许多切合实际的真知灼见,提出许多建设性意见,也积累了大量的实际工作的经验。尤其是从事青年运动的经验,为他后来从宣传到组织苏维埃,奠定了基础。

    在党的创立阶段,他积极从事建党建团工作,往返于京、津、唐之间,并致力于使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他与邓中夏等人参加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的筹备工作,与工人一同睡土炕、吃窝头,调查工人状况,启发工人觉悟,用“笔杆和舌头”开展工人运动,扩大了党在工人阶级中的影响。

    青年团组织是中共重要的外围组织和后备力量,中共中央一般均指派重要干部去作领导、负责工作,中央早期不少领袖也是由此走上了中共领导高层。张太雷便是其中一员。1921年1月(春),张太雷赴苏俄担任远东局书记处中国科书记期间,已做了大量工作,为中国共产党和青年团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直接联系提供了可靠的组织保证。同年8月返回祖国,并受青年共产国际的委托负责主持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整顿工作。在刚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的关怀和领导下,终于在同年11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恢复工作。1922年3月,青年共产国际代表抵达上海,张太雷与他一起完成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和纲领草案的起草工作,同时开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大”的筹备工作。由于张太雷卓有成效的工作,在半年多的时间里,青年团组织有了很大的发展。到1922年5月,全国有团员5000余人,在17个城市里建立了团的地方组织。于是,在当年5月5日——马克思诞辰104周年纪念日以张太雷为大会主席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大”在广州举行。这次大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青年团组织的正式诞生。

    在工作中,他锻炼成为一个机警、细致、勇敢、沉着的人,不管在什么时候、什么场合,他总是表现得平静、机灵、周到、谨慎。1927年,在“四一二”政变以后的一些日子里,局势愈来愈紧张,他也愈加镇静和坚定,从容不迫、有条不紊地处理工作。他革命立场坚定,在斗争中显示出非凡的才干;他性格刚毅,作风果敢,工作利落,这些特点使他在政治上更加成熟,为以后投身于苏维埃运动并挑起大梁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在土地革命(苏维埃革命)时期,张太雷先后在赣、粤等省从事苏维埃运动,在实践上对创立苏维埃政府尤其是城市苏维埃政府进行了探索,留下了宝贵经验

    关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国苏维埃运动,从1927年7月一直延续到1935年7月共八年。“苏维埃”这个词,是根据俄文音译而来,其意为会议或代表会议。“苏维埃”中文一词,是由北大教授张君劢于1918年音译过来的。大革命失败后不久,与苏维埃革命相关的一系列理论准备还远不成熟,当时不少共产党人对舶来品的“苏维埃”不明白,有人甚至猜测说:“苏维埃就是苏兆征的别号。”而张太雷的学识和经历,使他能较早、较深入地理解和洞悉这个词的内涵。在短短的时间内,他用自己的思想、言论和行动,阐述了他对苏维埃革命这一信念的理解和坚守,并最终为了实现这一理想而献出宝贵的生命。

    在“四一二”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到广州起义爆发期间,张太雷作为中共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重要领导成员之一,对中国苏维埃革命的一系列相关问题进行了思考,并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调整革命思路,执行苏维埃革命的政策,为早期苏维埃运动的兴起和发展立下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1、肩负着大革命失败后准备和指导秋收暴动的重任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在共产国际、联共(布)的指示下转变革命思想,放弃了国民革命旗帜,确立了苏维埃革命道路。与此同时,涉及中国苏维埃革命的包括革命的性质、方法等一系列相关问题也一并显现出来。在此情形之下,中共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按照共产国际指导,不断修正苏维埃政策,以期达到真正把“苏维埃移植到中国”——即在短暂的左派国民党运动之后全力移植苏维埃革命模式[5]的目的。中国革命由此步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共产国际、联共(布)、斯大林将中国革命胜利的希望寄托在孙中山、蒋介石等人身上,反对在中国建立苏维埃政权,只同意“宣传苏维埃”。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转变了这一态度,开始主张在中国建立苏维埃。1927年9 月22日,苏共中央书记斯大林签署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第125 号文件,指出:“在左派国民党的思想确实遭到失败和存在新的革命高潮的情况下有必要建立苏维埃。显然,在具备这些条件的情况下应当着手建立苏维埃。”[6]10月6日,斯大林又签署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28号文件,明确指示中共:“赋予你们确定建立苏维埃的时机和扩大苏维埃的地区的权力”[7]。但前提是中国“出现新的巨大的革命高潮”时,才能付诸实施。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下,中共中央于10月24日发出第13号通告指出,今后革命的任务,“应当明显的确定是要创工农贫民的革命独裁的政权——苏维埃的政权”[8]。自此,中国各地开始了此起彼伏的旨在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暴动。

    在革命受到极大挫折的关头,张太雷坚决执行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武装暴动、进行土地革命的的方针政策。他先后出任中央和地方许多重要职务,在中央,担任了中央委员、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等职务;在地方,先是任湖北省委书记,赴鄂省组织农民武装起来开展革命运动;八七会议后,他冒险赶到福建上杭,向南昌起义部队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后担任南方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担负起在广东组织和发动秋收起义武装斗争的重任。

    1927年4月,他出席中国共产党在汉口举行的第五次代表大会,坚决支持瞿秋白、毛泽东等提出的积极支持工农运动、与国民党右派展开斗争等主张,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后,调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作为一个外来干部,张太雷既要听命于共产国际旨意,执行中共中央的指示,又要从地方的实际出发,处理好地方与中央的关系,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的关系,灵活地作出自己的正确决策,这是需要胆识和智慧的。

    同年5月,在以张太雷为首的湖北省委领导下,成立了查办“麻城惨案”委员会,武装驰援麻城,配合革命军叶挺等部平息了黄安麻城等地的反革命暴乱。接着,又于6月在武昌主持开办“农民武装干部训练班”,张太雷亲任政治教官,为农民自卫军培训了300名骨干。同时,在湖北省总工会建立武汉工人纠察队的同时,沔阳、天门、黄安、麻城等近20个县纷纷建立起了农民自卫军或农民纠察队。

    此时,张太雷清醒地意识到:暴风雨就要来了,要随时准备应变。6月6日,张太雷在《向导》第197期上发表《武汉革命基础之紧迫的问题》,批驳了所谓工农运动“幼稚”、“过火”造成蒋介石叛变的谬论,指出不应口口声声骂工农的幼稚与过火,强调应支持农民继续进行打倒土豪劣绅的运动,帮助农民武装起来发展革命运动。张太雷始终支持的武装斗争的观点,在革命低潮时更见其光华。

    6月下旬,他领导中共湖北省委确定了“鄂北武装农民上山”,以及“保存骨干、严密组织”的工作要点,并且提出“无农运无国民革命”的正确主张。[9]可惜,这一决策,被陈独秀搁置下来,直到太雷离任也未能付诸实施。6月28日,在张太雷的提议下,为了安全起见,中央政治局决定将中央机关由汉口迁至武昌“湖上园”。湖北省委也同时迁至武昌胭脂山啸楼巷二号办公。7月,在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停止了陈独秀的领导职务,改组了中央政治局,张太雷担任了改组后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职务。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受命于中国革命的危机关头,担负起挽救革命的使命。在这个常委会主持工作期间,通过了以下几项决策:1.开始转变党的政治路线;2.举行南昌暴动,武装反抗国民党;3.发动秋收暴动,独立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4.决定召集一次中央紧急会议;5.疏散干部,保存党和民族的精华。张太雷作为临时中央政治局的五位常委之一,直接参与了这一系列决策的制定工作。随后,他积极参与策划发动南昌起义、湘赣边区起义和筹备召开中共中央紧急会议等。

    7月下旬,中共中央决定集合我党所掌握的主要部队,在江西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尔后南下广东,重建广东革命根据地。此时,汪精卫集团已公开叛变了革命,国民党反动派正大肆逮捕和通缉共产党人,张太雷也是被通缉者之一。但他不顾危险,日以继夜地战斗着,组织共产党员及革命群众迅速转移至九江、南昌,准备参加武装起义。同时,执行上级命令调中央工作。

    对中共及中共革命指导者的共产国际而言,武汉国民政府“七一五”分共的实施,意味着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它不得不重新寻找新的革命道路。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8月3日至6日,起义部队陆续撤离南昌,向福建、广东一带转移。8月7日,张太雷出席了党中央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这次会议,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张太雷在会上当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八七”会议决定张太雷任广东省委书记,担负起恢复和整顿广东党的组织,贯彻会议的精神,领导广东党组织开展土地革命,组织革命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大屠杀的重任。

    会后,他离开武汉南下,到广东担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此行责任重大。按照中共中央于8月3日所制定的《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决定在大革命时期工农运动基础较好的湘、鄂、粤、赣四省,举行秋收起义,尤其对广东的秋收暴动寄予很大的期望,认为通过举行暴动、发动土地革命,广东有可能建立新的革命政权。在南方局未组建之前,由太雷、杨殷、黄平组织临时南方局。临时南方局之职权在于准备并指导广东、广西、闽南及南洋一带区域之暴动及一切政治军事事宜。[10]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还将周其鉴、彭湃、罗绮园等一批大革命时期在广州担任党的领导工作、长期从事工农运动、为群众所熟悉的干部派回广东,协助张太雷的工作。由于时任南方局军事委员会主任的周恩来随南昌起义的部队行动,发动和组织秋收起义武装斗争等许多工作都落到了张太雷身上。遵照中央的部署,张太雷于8月19日到香港,次日召开中共广东省委会议。会议传达了八七紧急会议决议案,讨论、确定了暴动计划、口号、军事编制与工作方法,暴动的工作大纲。

    8月22日,中央指示南方局及广东省委,在南昌起义部队入粤时,“东江须立即开始广大的暴动,发表政治的口号,为叶、贺(指起义军叶挺、贺龙部队)内应”[11]。省委当即制订了“起义军打到那里,就在那里组织暴动响应”的部署,决定在南昌起义部队进入广东后,首先发动潮汕地区人民武装起义响应。南昌起义部队还没到达广东省的汕头时,粤军已实行特别戒严,张太雷冒着生命危险赶到上杭,向起义部队报告了八七会议的经过和总结,部队抵潮汕时,几经作战,损失惨重。在张太雷领导的中共南方局和广东省委指挥下,部队及时转移到海陆丰,帮助农民开展土地革命,组织苏维埃政权。

    10月下旬,张太雷赴上海,向党中央请示有关组织广州武装起义的问题。11月17日,党中央通过了《广东工作计划决议案》,要求广东省委在城市及农村中发动和扩大工农群众的武装起义,夺取广州及全省政权,建立工农兵的统治。就在这一天,恰好粤桂战争爆发。张发奎、黄琪翔驱逐了统治广东的李济深和桂系军阀黄绍竑,由张发奎、陈公博、黄琪翔主持广东军政。此时,广州市内敌军兵力大为减弱,这为发动广州起义造成了有利时机。11月20日,张太雷告别爱人和刚好满月的儿子,从上海赶赴广州,组织领导广州的武装起义。

    2、组织和领导广州起义,建立苏维埃政权

    广州起义前,在中共广东省委的领导下,工人的斗争、农民的暴动和兵士的兵变,形成了“三种伟大的革命力量”;广东各地工、农、兵三股革命力量的情况,这些工作的发动,是广东苏维埃运动的前奏和组成部分,同时也离不开张太雷就任广东省委书记期间的工作指导。

    广州是张太雷熟悉的地方,“八七”会议之前,他四度在广州从事革命活动。早在1926年3月,蒋介石制造了“中山舰事件”,张太雷坚决主张反击,提出“把工农武装起来,组织十万工农群众,以革命武装反对右派的反革命进攻”。他是中国共产党内较早认识到组织革命武装重要性的领导人之一。这一次,他重返广州,并以外来干部的身份,从军事、群众、组织、宣传等方面,积极做好起义的准备工作,其中以工人、农民、士兵为主要发动的三股力量。

    在与敌方周旋方面,在南昌起义后,中共中央就已经认清了张发奎的本质。当时黄琪翔的军队在赣南喊出打倒唐生智、打倒分赃式的汉宁合作等口号,引起了一些共产党员的思想波动。但是中共中央在分析了张发奎在南昌起义前后的表现之后,坚持绝不与张发奎妥协的方针,并告诫南方局和广东省委“我们的态度应该是坚决地与他绝缘,张发奎已经是南昌事变的反叛者,已经是我们公开的敌人,我们与他已毫无妥协之可能”[12]。在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代表纽曼的支持下,广东省委坚持了不与张发奎进行谈判的方针,“在暴动前一星期,在与李济深交战正酣时,张发奎寻找中共代表要进行谈判,但省委拒绝与他对话”[13]

    在组织工作方面,八七会议时,中共中央即强调要维系党组织关系。经过白色恐怖冲击,各省份党员人数锐减,能较快投入恢复工作的还是北伐前党组织基础较好的省份。作为大革命的策源地,广东被寄予厚望。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上级派往各地恢复组织的人员,往往人数少、风险大、任务重。9月20日,张太雷关于南方工作给中央的报告提到:“广州黄平已有报告来,渐次整理。……总之,组织还是刚刚起首,还须大大整理。”[14]为了更有效的开展工作,中共南方局和广东省委于10月15日召开联席会议。会议通过的组织机构:“南方局由国际代表指定六同志为委员,太雷、恩来、代英、黄平、杨殷、彭湃。在南方局底下设军事委员会,指定下列同志:恩来、太雷、黄平、自选、锦辉、杨殷”。省委由三十六同志组成,“书记:太雷;组织:黄平;宣传:代英;农委:啸仙;工委:杨殷,加黄谨、陈郁,组织常务委员会”[15]

    在宣传工作方面,张太雷9 月赴广东后,在香港建立广东省委办事机构。主持出版《广东省委通讯》,指导广东省各级党组织准备武装起义等工作。

    在军事工作方面:首先是发动广州外围地区的暴动,为广州起义创造更好条件。在11 月17日中共中央通过的《广东工作计划决议案》(张太雷参与起草了本次决议案)中,指示广东省委要命令东江工农革命军直扑广州,沿途扩大土地革命;广东各地发动农民起义,配合广州暴动;中央还要求广东省委取消广州暴动委员会,统一于市委,市委指定懂得军事的同志一人或三人专做工农军事训练之工作;省委下设一军委,由熟悉军事的同志组成,作为省委之下的军事计划机关。其次是发动士兵,为起义准备军事力量。要在敌人兵力相对集中的大城市举行武装起义,夺取政权,没有一支训练有素的革命武装,是难以取得成功的,但当时的广东省委却没有一支由党直接领导和指挥的人民革命军队,因此,在准备起义的工作中,省委十分重视国民党军队中革命官兵的发动和组织工作。9月29日,张太雷在写给中央的报告中,就提到开展士兵工作的情况。10月15日,在南方局和省委联席会议上,又确定了“尽量发展在士兵中的组织与影响”的行动计划。11月26日,省委在作出准备起义的最后决策的同时,明确指示要加紧在张发奎军队内部开展工作,策动官兵参加起义,尤其是对第四军教导团、警卫团和黄埔军校特务营等武装部队的组织发动工作,省委更是特别重视。12月4日,张太雷在广州郊外召集教导团200多个积极分子进行会议时,他出席会议并作了关于广州起义的报告。12月11日凌晨2时,即起义前的一个小时,他和叶挺一起首先到达教导团驻地,作了战前动员。

    在发动工农方面:在大革命时期,张太雷就认识到,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是工人阶级,而主力军是农民。在《五卅运动之分析及纪念之意义》中,他明确指出:“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是因为他的组织力及他的彻底的革命性而得来的”,无产阶级“最重要的要得到一个永久的同盟者,才能够完成国民革命。这个永久的同盟者,就是与工人一样劳苦一样受压迫的农民”,并断言“中国国民革命如果没有农民的参加,没有不失败的。”[16]从7月以后的近半年中,工农革命运动在全国许多城乡蓬勃开展,湖南、湖北等省以及广东海、陆丰等县的农民暴动连续不断,“零星的规模不大的没有成功的暴动”达数十次之多。9月20日,张太雷关于南方工作给中央的报告中又讲到:“本月十二返港开省委会议,决定对广州工作大纲并派黄平赴省指挥工运,因为工运乏人是广州之主要工作并成立广州市委。”[17]这次他奉命重返广东,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广州城,他把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曾秘密地到珠江上的一艘邮船里,亲自召开了发动工人参加起义的广州工会负责人会议。10月间,省委接到了党中央关于停止执行广州暴动计划的12日指示信,于是遵照执行,暂缓在广州举行武装起义,转而致力于开展各地农村暴动和发动广州工人进行经济和政治斗争。10 月14 日广州工人举行大示威。10月15日中共广东省委在香港成立,张太雷主持了南方局和广东省委联席会议,作了题为《“八一事件”之经过、失败原因及其出路》的报告。报告总结了南昌起义和潮汕人民起义失利的经验教训,揭发批判了张国焘以“中央代表”身份竭力反对南昌起义的错误。会上,张太雷还主持通过了《最近工作纲领》。纲领指出:“广东土地革命运动仍是高涨”,“应当注意于农工群众自动的革命运动之发展与扩大,要坚决勇敢地树起工农革命的大旗,集合一切武装势力,帮助工农势力,以与土劣、地主及一切反革命决死奋斗,建立工农政权”[18]。会后,一再赴汕头处理起义失败的善后工作。24 日举行总同盟罢工,25 日大散传单,打出的口号是“青天白日旗是白色恐怖的旗帜,镰刀斧头的红旗才是唯一革命的旗帜”,号召发动武装暴动,打倒李济深、张发奎等军阀政权。同月中共中央撤销南方局,张太雷仍任广东省委书记。10月19日,在《布尔塞维克》第二期发表《广州工人十月十四日的大示威》,颂扬广州工人的示威行动,声讨反动派屠杀人民的罪行,表示了对革命前途的信心。12月7日,他又秘密地召开广州工农兵代表大会,组成了起义执行委员会,通过了起义行动纲领,确定了起义日期。

    可以说,这一阶段广东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尤其是贯彻了中央的指示,不仅组织各地进行工农暴动,且努力使之相互联络。当时的中央实际领导人、中共中央第一决策人瞿秋白就在文章中赞扬广东几县农民暴动,指出海、陆丰等县农民暴动的胜利,必定引起全广东的农民暴动,必定使广州市的工人实行胜利的暴动而夺取政权。实际上是肯定了张太雷的工作成效。广东所开创的局面,使中央主要领导人对在现有的工农暴动基础上,“领导他们汇合而成总暴动”,“创造总暴动的局面”有了信心。

    12月11日凌晨3时30分,起义枪声打响,各起义部队按照行动计划和路线杀向敌人各个据点,经过两个小时的战斗,迅速地解决了市区的敌军武装,攻占了敌人在市区的一个反动据点——市公安局,并以那里为起义的总指挥部,升起了第一面红旗。接着,宣布广州工农民主政府成立,苏兆征任广州工农民主政府主席,苏兆征未到前由张太雷代理。第二天上午,庆祝广州工农民主政府成立的万人大会在西瓜园召开。张太雷宣布“广州工农民主政府正式成立了!”接着,散发了工农民主政府委员名单。会后,张太雷返回总部,途经中华路附近的黄黎巷时,突然遭到敌人暗枪射击,壮烈牺牲,时年29岁。

    广州起义,是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为挽救革命而领导人民向反革命势力进行的又一次英勇的反击,是领导工农武装夺取政权的一次伟大尝试。广州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是中国革命的新的、苏维埃阶段的一面旗帜”。张太雷是广州起义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人。起义举起了苏维埃的旗帜,自此,中国革命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苏维埃阶段。

    三、张太雷从事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历史启示

    张太雷的一生虽然短暂,但他为中国苏维埃革命的兴起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在党的创建时期和大革命时期,他在思想、行动上为后来开展苏维埃革命奠定了基础。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坚定而又灵活地执行了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所颁布的开展武装暴动、进行土地革命政策,在发动秋收暴动尤其是广州起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张太雷从事中国苏维埃革命的历史过程,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启示。

    1、勇于创新的开拓性

    在大革命时期,张太雷是党的高级领导人,特别是在大革命失败后的危急关头,他处于党的核心领导层和关键的领导岗位。他还是广州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广州起义,是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之后第三次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武装反击。三大起义,是中国土地革命战争和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创立红军的伟大开端。在革命的危急关头,在生与死的考验面前,张太雷说:“我为革命义无反顾!”

    通过理论与实践的相结合,使他确信“苏维埃革命”渊源中的一根主线是国内广大劳农阶级所渴望的共产主义,同时更加坚定了他为党的事业而奋斗的信心和决心。在革命斗争中,他还善于继承和发扬革命的首创精神,为实现理想信念而不懈奋斗。在“四一二”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中国革命面临严重危机的历史转折关头,他领导下的中共南方局和广东省委,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高举武装暴动的旗帜,发动和组织广大群众,用革命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屠杀,而且把武装暴动同夺取政权紧密地结合起来,进行了武装夺取政权的尝试,为我党在城市领导武装夺取政权的伟大斗争提供了经验。特别是在没有经验可以借鉴的情况下,首创广州苏维埃政权,给全国提供了一个以工农兵为代表的城市苏维埃政权的雏形。而且在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其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也为后来轰轰烈烈的苏维埃运动提供了借鉴。所有这些,都表现了张太雷不仅有较高的革命积极性,而且有敢于破坏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的革命首创精神。正如瞿秋白在纪念他的文章里写道:“张太雷同志……死时,觉得对于中国工农民众的努力和负责;他死时,还是希望自己的鲜血,将要是中国苏维埃革命胜利之渊泉!” 正因为张太雷紧密注视着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他对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积极探索,以及长期革命历练中拥有了世界眼光的爱国情怀,他才表现出非一般人所能替代的政治水平和勇立潮头、开拓创新的宝贵政治品格。

    2、政策执行的灵活性

    在具体实践中,张太雷虽数次赴苏,参与共产国际的对华工作,对共产国际和中共的苏维埃政策更易于接受,但毕竟现实中的中国不是1917年的俄国,其革命内容和革命方式都不相同。张太雷作为广州起义的具体策划者和领导者,作为共产国际指示的执行者,力挽狂澜,他力图从中国的国情和广州的实际出发,把起义控制在可控的范围内。例如广州苏维埃政府发布的告民宣言,跟十月革命胜利后的宣言的内容并非类同,而是根据中国尤其是参加广州起义的主体力量的实际情况所制订的。同时,从这份宣言看,广州起义爆发后所成立的广州苏维埃政府,其机构组成亦有着共产国际影响的因素在内,如政府的大多数成员应当由工人、农民和红军战士中最有影响的积极分子组成,避免相当多的中央委员和高级军事指挥人员参加政府等等。这也是为什么张太雷只担任了代理广州苏维埃政府主席的原因。

   毋庸置疑,张太雷对广州起义的领导和指挥基本上也是正确的,功绩是主要的。与八七会议前相比,他对苏维埃革命政策的领悟是迅速的,落实也是到位的。但在革命实践中出现的某些“左”的错误和不足之处,除了是受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影响外,时代背景和革命发展的条件亦是必须考虑的决定性因素,而这些不足是一种很难逾越的历史现象。广州起义爆发时,中共才诞生6 年,尚处幼年时期,张太雷作为党的早期领导人尤其是军事上的领导人,实践经验和理论准备都很不足,他和当时瞿秋白、周恩来、蔡和森、苏兆征、李立三等党的领导人一样,都是二、三十岁的青年革命家,对一些问题的认识、判断难免发生差误。正如有的资深专家所言:“一些在后人看来似乎是十分明白的道理,先驱者却常要付出巨大代价后才能把它弄清。”

    3、探索真理的不懈性

    在张太雷一生中,他紧密联系斗争实践,不懈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路线、国际国内形势与革命斗争的政策和策略、工农商学的反帝爱国运动和党领导的开展武装暴动、进行土地革命等核心问题上,都有过深刻的思考和分析,提出了许多重要见解。

    张太雷是我们党较早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作出比较符合实际的阐述与分析的领导人。他在中国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的转折关头,为了挽救党、挽救中国革命,领导人民大众对反革命势力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他为探索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写下了光辉的篇章。张太雷及其领导的广州起义,对中国人民革命武装的建立,对于开辟中国革命的新道路具有深远的影响。尽管由于主客观条件的不成熟,广州起义最后失败了,但是,不能因为起义指挥的失误,或张太雷等的革命经验不足而贬低或否定起义的伟大意义,更不能否定张太雷对革命道路探索的正确性和坚定性。由于“出师未捷身先死”,张太雷还来不及对革命的方式、道路等基本问题作进一步的思考和探索,总结经验教训,就为革命献出了年轻的宝贵生命。假如他没有牺牲,能够沿着这条道路继续思考和实践的话,相信,他一定会从挫折中汲取经验教训,为革命另辟蹊径。

    (本文入选由省委党校、省委党史工办、常州市委主办的““纪念张太雷同志诞辰120周年学术研讨会”) 

(作者单位:中共东莞市委党史研究室)
 


[1]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唐山市李大钊研究会编:《李大钊人格风范》,红旗出版社1999年10月版,第498页。

[2]王一知:《回忆太雷》,见《回忆张太雷》,人民出版社1984年2月版,第19页。

[3]关于张太雪一生中去过几次苏联的问题, 国内学术界说法不一。传统说法认为张太雷去过苏联六次。据丁则勤《关于张太雷去苏联的次数问题》(见《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5期)一文考证,认为张太雷去苏联的次数可以肯定的只有两次。

[4]《张太雷文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5月版,第44页。

[5]见庞振宇《从苏维埃革命到苏维埃运动》,《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

[6]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7 卷,第88页。

[7]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7 卷,第118-119页。

[8]《中央通告第十三号》(1927年10月24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403页。

[9]《中共湖北省委关于对国民党及工运、农运工作之策略要点》(1927年6月),见翟学超、贺志民、段纪明等编:《湖北革命历史文件汇编(省委文件)一九二六年——一九二七年》,第47-48页。

[10]《广州起义资料》(上),人民出版社1985年4月第1版,第6页。

[11]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广州起义》,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5月版,第26页。

[12]《广州起义》,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第36页。

[13]《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30页。

[14]《党史资料通讯》(1987年第11期)第4页。

[15]《广州起义资料》(上),人民出版社1985年4月第1版,第35页。

[16]《张太雷文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5月版,第155-156页。

[17]《党史资料通讯》(1987年第11期)第3页。

[18]《广州起义》,第65、66页。 

编辑:李建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