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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太雷与中国苏维埃革命(一)
http://dgds.sun0769.com  2019年02月21 10:02

刘韦玲

       张太雷(1898-1927),原名曾让,学名复,谱名孝曾,后改太雷,江苏武进(今常州)人。他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创始人之一,中国青年运动的卓越领导人,广州起义的主要领导人,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杰出代表。张太雷的革命生涯,主要是在党的创建时期和大革命时期度过的。但他在土地革命时期紧密联系斗争实践,不懈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对中国苏维埃革命(史称苏维埃运动)作出了开创性贡献。

       张太雷早期的活动,是他后来从事苏维埃革命的开端。在党的创建时期和大革命时期,他经过自身的努力和革命斗争的锤炼,在党的理论宣传和实际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思想上、行动上已经为以后亲自组织开展苏维埃革命打下了基础:

       第一、立志成为共产主义在中国的积极“布道者”。

       在早期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群体中,张太雷具有一定优势。他有大学学历,文化程度较高,具备了较高的文化修养和理论修养,且通晓外语,这些都便于他接受和领悟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谛,也有利于他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本身就是一门科学,它包含着极其丰富的理论内容和知识内容,要正确理解、接受和传播这样一种崭新的科学理论,单凭强烈的爱僧和非常的勇敢还不行(当然,这些都无疑是很重要的政治素质,而这些因素在张太雷身上也得到鲜明的表露),还必须有相当的文化科学知识,并在研究马、恩、列原著的基础上,有能力总结、提出符合中国实情的新见解,这些因素集中到了张太雷身上,使他成为较早地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并主张向俄国十月革命学习的先进分子之一。

童年时的张太雷在外祖父怀中留影。

       张太雷虽出身贫寒,但在幼年和青少年时代均接受了系统教育。他在中学时代,就受到辛亥革命民主爱国革命思想的影响。1916年秋,他升入北洋大学法政科本科。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在祖国的邻邦,俄国布尔什维克党(1918年3月改称“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俄共(布)”)领导十月革命、建立“劳动专政”政权的成功实践和苏俄政府、共产国际对中国人民的友善态度及对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数度声援,使得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豁然开朗。十月革命的胜利及其独特的主义、高尚的理想和成功的经验,加速了一批先进分子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形成。张太雷便是其中一份子。1918年,他在写给母亲的信中表示:俄国十月革命使他看到了“新世纪的曙光”,他决心改变原来的想法(他曾设想大学毕业后谋取律师一职,并通过高等文官考试考得一个职位),他要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来拯救中国。

        在当时传入中国的各种主义和思潮中,张太雷通过对各种主义和思潮的学习、比较,通过自身实践加以辨别之后,选择和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更为可贵和突出之处是,张太雷在完成自身思想转变的同时,也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五四运动期间,他作为天津学联的代表赴北京结识了李大钊等人,并立志成为共产主义在中国的积极“布道者”。他坚定地表示:“做人要整个儿改,我以后不到上海当律师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只有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才能救中国。”五四运动后,为了更加广泛地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他倡议创办了《来报》,并亲自摘译反映十月革命后俄国政治、经济情况的文稿,在先进分子和广大群众中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

    国共合作时期,以广州为中心,汇集全国的革命力量,很快开创一个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革命新局面。但是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革命阵营内部的矛盾也逐渐暴露出来。面对这种形势,张太雷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宣传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他一方面从革命大局出发,本着真诚合作的态度,维护统一战线内部的团结,一方面坚持革命原则,注意保持无产阶级领导革命运动的独立性,注意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认真思考革命领导权问题,始终保持着冷静清醒的头脑。这时先后担任共青团第三届中央总书记和中共广东区委宣传部长的张太雷以“雷”、“大雷”、“泰雷”、“春木”、“木”、“大”等笔名,在《人民周刊》、《政治周报》、《中国青年》、《革命青年》等刊物发表百余篇评论文章,用通俗的语言、精辟的道理,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的正确主张,同时针对国际国内的实际情况,揭露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势力相勾结的罪恶行径,教育和鼓舞广大群众投入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洪流。

团三届一次全会决定的中央局成员。左一为张太雷。

       在整个大革命时期,张太雷发表了一系列政论文章来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他的政论文大多短小精悍,语言简洁明快、犀利流畅。同时,他还具有卓越的演讲才能,是我党优秀的宣传鼓动家。他经常深入到工人中间去,讲形势,讲政策,了解工人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鼓舞工人的斗志。特别是他为建立统一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而积极努力,对青年运动进行考察和及时指导。由于经常出入第一线,工人的淳朴、青年的热情,经常感染着他,使他始终朝气蓬勃。他曾经说过:“笔杆和舌头是我们革命者政治斗争的武器,应该不断地运用”,要“注意于国民群众运动,注意于国民的宣传”。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鼓起民众的精神”,使其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

     第二、他是中国共产党最早参加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活动家。

       张太雷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批党员,在早期共产党人群体中,他还具备着另外一个优势,即曾经有过数次赴苏的经历,并在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工作,对苏俄(联)共产党和苏维埃制度有着更加直观的感受。

       新兴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迅速发展,亟需加强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联系,特别是与列宁成立的共产国际及其领导下的青年共产国际的直接联系。由于张太雷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忠诚和杰出的政治才能以及具有外语的特长,所以成为中国共产党和青年团组织的最早的外交使者。

       张太雷于1920年10月就参加了北京的早期组织。为了筹建统一的中国共产党,受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委托,1921年1月,张太雷去苏俄伊尔库茨克与共产国际远东局取得联系,任远东局中国科书记。通过亲赴十月革命的故乡俄国,他不仅亲身感受了十月革命的成果,还参与了共产国际活动。在俄期间,他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争取世界各国人民对中国革命的支持,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在世界上的影响。同6月,他到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期间,年仅23岁的他,走上主席台,向大会报告了兴起不久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情况,使各国共产主义者第一次听到了来自中国国内共产主义者的声音。接着,又代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工人阶级,参加了少共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赤色职工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他还研究了共产国际文献、布尔什维克建党及十月革命经验,此时他已具有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

       由于交通不便,且党组织处于秘密状态,因此,在党的安排下,张太雷利用他的外语优势(他通晓英语),护送别国的革命者、共产党人或社会主义者前往苏俄(联)。如1921年10月(秋),时任共产国际东方局中国科书记的张太雷,护送日本代表德田球一前往苏俄参加伊尔库茨克召开的共产国际远东各国共产党及革命组织代表大会,其时的线路也非常曲折,由前往日本洽谈此事的张太雷把德田球一先护送到上海与共产国际代表取得联系,然后再设法从上海进入苏境。此外,他曾担任广东革命政府顾问鲍罗廷的助手和翻译,曾陪同来华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少共国际代表达林。

       1923年8月16日, 张太雷参加了以蒋介石为团长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联考察军事、政治和党务。代表团于12月15日回到上海。张太雷继续留在莫斯科,担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驻少共国际代表,直到出席了1924年7月15日至25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少共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以后才回国。张太雷出使共产国际,实现了到列宁故乡“求高深学问”的愿望。

       1924年1月,列宁逝世。张太雷作为中国党、团组织的代表,在莫斯科参加了列宁的葬仪,还一连写了《列宁底死》、《列宁与中国青年》等,赞颂列宁的巨大影响:“在人类历史上更没有过第二个人比他得到更多的群众底拥护,对于世界的现在和将来的影响也不能比他更大”,表达了对苏维埃俄国的缔造者——列宁逝世的深切哀痛。

1924年,张太雷(中)、胡志明(左)和片山潜(右)在俄国合影。

       张太雷的赴苏经历,他与联共(布)和共产国际领导人或代表的交往,他在国内外耳闻目睹的国际共产主义思想和运动,无疑对他革命思想的发展和革命斗争的实践产生极大影响。由于张太雷在承担对外交往的使命中,忠实地、创造性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为中国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做出了宝贵的贡献,所以赢得与他有过交往的外方人士的一致赞扬,称赞张太雷是“真正的国际主义者”。

       第三、具有较丰富的实践工作经验。

       与瞿秋白等早期党的领导人相比,张太雷具有较丰富的实践工作经验。他长于行动、实践。在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后,在开辟中国革命道路的最初阶段,作为骨干和中坚,张太雷对党的革命纲领的形成,以及政治上、组织上的巩固,发表了许多切合实际的真知灼见,提出许多建设性意见,也积累了大量的实际工作的经验。尤其是从事青年运动的经验,为他后来从宣传到组织苏维埃,奠定了基础。

       在党的创立阶段,他积极从事建党建团工作,往返于京、津、唐之间,并致力于使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他与邓中夏等人参加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的筹备工作,与工人一同睡土炕、吃窝头,调查工人状况,启发工人觉悟,用“笔杆和舌头”开展工人运动,扩大了党在工人阶级中的影响。

       青年团组织是中共重要的外围组织和后备力量,中共中央一般均指派重要干部去作领导、负责工作,中央早期不少领袖也是由此走上了中共领导高层。张太雷便是其中一员。1921年1月(春),张太雷赴苏俄担任远东局书记处中国科书记期间,已做了大量工作,为中国共产党和青年团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直接联系提供了可靠的组织保证。同年8月返回祖国,并受青年共产国际的委托负责主持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整顿工作。在刚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的关怀和领导下,终于在同年11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恢复工作。1922年3月,青年共产国际代表抵达上海,张太雷与他一起完成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和纲领草案的起草工作,同时开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大”的筹备工作。由于张太雷卓有成效的工作,在半年多的时间里,青年团组织有了很大的发展。到1922年5月,全国有团员5000余人,在17个城市里建立了团的地方组织。于是,在当年5月5日——马克思诞辰104周年纪念日以张太雷为大会主席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大”在广州举行。这次大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青年团组织的正式诞生。

       在工作中,他锻炼成为一个机警、细致、勇敢、沉着的人,不管在什么时候、什么场合,他总是表现得平静、机灵、周到、谨慎。1927年,在“四一二”政变以后的一些日子里,局势愈来愈紧张,他也愈加镇静和坚定,从容不迫、有条不紊地处理工作。他革命立场坚定,在斗争中显示出非凡的才干;他性格刚毅,作风果敢,工作利落,这些特点使他在政治上更加成熟,为以后投身于苏维埃运动并挑起大梁创造了有利条件。

(作者单位:中共东莞市委党史研究室) 

编辑:李建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