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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振英:最早加入中共党组织的东莞人
http://dgds.sun0769.com  2019年05月07 10:05

蔡建勋    徐二凯

       【编者按】袁振英曾参与创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参与重组广东共产党早期组织,是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后改称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八个创始人之一,对推动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今年是五四运动一百周年,又是袁振英诞辰一百二十五周年,为纪念这位中共党史、中国近现代史上的特殊人物,特设此专栏。

 

       袁振英(1894—1979),东莞温塘人(现东莞市东城街道温塘社区)。11岁时便随父亲到香港生活,先后在香港英皇书院(King’s College)和皇仁书院(Queen’s College)读书。1915年6月考进国立北京大学西洋文学系。加入过北大校长蔡元培发起组织的“进德会”,是北大著名教授辜鸿铭的得意门生。作为中共主要创始人陈独秀的弟子,他跟随陈独秀编辑《新青年》,帮助陈独秀组建上海早期共产党组织和重组广州早期共产党组织,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五十多名党员之一。同时,他还是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八个发起人之一。

       一、因陈独秀接触马列,也因陈独秀而脱离党组织

       (一)追随陈独秀,加入中国共产党

       袁振英于1915年6月从香港皇仁书院考入北大西洋文学系(时称英文门)。与此同时,远在上海的陈独秀在其创办的《新青年》(原名《青年杂志》)刊载文章,提倡民主与科学,由此拉开“新文化运动”的序幕。1917年1月,袁振英在北京大学初次见到陈独秀。因发起“新文化运动”,陈独秀与胡适、鲁迅、钱玄同、李大钊等成为这一时期文化领域最耀眼的明星,而此时的袁振英只是一名默默无闻的北大学生。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的第9天,便聘请了陈独秀担任文科学长,负责哲学门、国文门和英文门,《新青年》编辑部也随之迁到北大。到北大履职之后,陈独秀凭借《新青年》《每周评论》以及北京大学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宣传阵地,继续宣传提倡民主与科学,提倡文学革命,反对封建的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

       北大时期的陈独秀在青年学生眼中地位极高,师生关系使袁振英有很多接触陈独秀的机会,但袁振英并没有像其他许多人那样盲目地崇拜陈独秀。相反,袁振英对陈独秀的学术水准是有所怀疑的,认为他“根本不懂得教育为何物,绝对没有教育经验。陈独秀听说曾到过日本,但他读过什么书,得过什么文凭和学位,都没有人知道,他也没有什么专长,只会作些政论罢了。”[1]作为班长的袁振英还曾因一名任课老师的聘用问题,带领全班同学反抗陈独秀。有一次,陈独秀聘请一名从日本高等师范毕业的中国留学生为英文老师,袁振英认为“这竟直是国家一种耻辱”[2]——他认为,日本高等师范与中国高等师范属于同一级别,中国高等师范毕业生进入北大尚需从一年级读起,日本高等师范毕业生岂能直接被聘为北大的英文老师。经此事,精通外语、思想激进、性情倔强的袁振英给陈独秀留下了深刻印象,不仅没有打压他,反而赏识他,让他成为《新青年》杂志投稿人。1917年7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3卷第5号,刊登了袁振英在《新青年》杂志上的第一篇译文,也是较有影响一篇文章——《结婚与恋爱》。从此,袁振英与陈独秀及《新青年》结下了不解之缘。此后,袁振英再接再厉,于1918年6月15日出版的第4卷第6号发表了他自己所写的《易卜生传》。该期杂志是“易卜生专号”,同一期刊登的还有胡适的《易卜生主义》、罗家伦与胡适合译的《娜拉》等与易卜生相关的文章。“易卜生专号”的出版,引发了持续的“易卜生热”。年轻的袁振英由此迅速上升为思想文化界的一颗新星。

       北大毕业后,袁振英辗转多处。1918年7月到广州任国立广东高等师范学校教员,1919年3月,出国到菲律宾组织全菲律宾华侨工党,1920年2月,回香港担任《香江晨报》编辑。回到香港后,他积极参与组织“广东游东记者团”到日本、朝鲜与台湾等地,宣传反对日本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1920年7月,陈独秀正在着手创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亟需人手帮忙。此时的袁振英刚好从日本归来途经上海,与陈独秀再次相遇。关于此次会面的具体情况,已无从查考。但这次会面,直接促使原本是无政府主义者的袁振英转变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最早的参与者,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建者之一。袁振英晚年曾评价自己为:“共产主义马前卒”[3]。可以说,袁振英参与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建,成为“共产主义马前卒”是陈独秀直接促成的。

       1920年8月,陈独秀在上海——中国工人阶级最为密集的中心城市,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组织。关于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的建立,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有一段具体记载,袁振英作为创建者之一,名列其中。具体内容如下:

经过酝酿和准备,在陈独秀主持下,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于1920年8月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正式成立。当时取名为“中国共产党”。这是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其成员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骨干,陈独秀为书记。在党的一大召开之前,先后参加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有:陈独秀、俞秀松、李汉俊、陈公培、陈望道、沈玄庐、杨明斋、施存统(后改名施复亮)、李达、邵力子、沈雁冰、林祖涵、李启汉、袁振英、李中、沈泽民、周佛海等。1920年12月,陈独秀由上海赴广州后,李汉俊和李达先后代理过书记的职务。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通过写信联系、派人指导或具体组织等方式,积极推动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实际上起着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作用。[4]

       (二)不满陈独秀,脱离中国共产党

       1920年12月,应广东省政府邀请,袁振英随陈独秀回到广州。

       时任广东省省长的陈炯明是陈独秀、袁振英南下广东的重要推手。陈炯明曾是孙中山的追随者和助手,也曾是刘师复[5]组织的暗杀团成员,对无政府主义有较深的研究,他还一度标榜自己为“社会主义者”。1920年12月12日,陈炯明在广东推行教育改革,并多次力邀陈独秀来粤主持教育。袁振英正是在这样背景下,随陈独秀一起回到广州的。回到广州的第二年,即1921年1月,袁振英正式出任广东省立第一中学(今广州市广雅中学)校长;8月,袁振英辞去广东省立第一中学校长职务,考取公费到法国里昂中法大学博士院读书。到法国后,袁振英专心研究学术,不再参加党的活动,从此脱离了中国共产党组织。

       袁振英加入中国共产党虽然只有短短一年时间,犹如流星般划过,但他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贡献是不可磨灭的。对于自己脱离中国共产党的原因,袁振英后来做两方面的解释:一是他作为无政府主义的坚定信仰者,深受无政府主义强调自由的影响,无法适应中国共产党严格的纪律,加之陈独秀日渐表明不与无政府主义者合作的强硬态度;二是他对中国共产党领袖陈独秀不满,认为其为人和品格难以担当政党领袖的重任。

       总结袁振英对陈独秀的不满主要有三点:第一,认为陈独秀知识和理论修养不足,对社会主义理论所知不多。袁振英精通英文,可以直接阅读西方关于社会主义的经典著作,并翻译发表了大量苏维埃俄国及共产主义相关的文章,这是陈独秀所不及的。第二,对陈独秀私德颇不满。在北大时,袁振英就听同学议论陈独秀打茶围、找妓女。后来,袁振英又发现陈独秀另恋小姨,全然不顾妻儿,“这又使我觉得陈独秀是一个忍心害理的人”[6]。第三,认为陈独秀贪财。北大时期,陈独秀将袁振英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的稿费据为己有;在上海期间,陈独秀依然存在克扣袁振英薪水的行为。这使得袁振英大为气愤,因此不愿追随这样的领袖,“我的确知道陈独秀不能做共产党的领袖,也不能做我的领袖,所以我在‘民十’(1921)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时,便退出了共产党。”[7]袁振英后来甚至说过一句非常过激的话:“老实说,如果我有此权力,我一定杀陈独秀,以免他误党误国。”[8]

       二、第一个参党的东莞人,也是第一个脱党的东莞人

       1920年8月,中国共产党发起组——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陈独秀为书记,袁振英与俞秀松、李汉俊、陈公培、陈望道、沈玄庐、杨明斋、施存统(后改名施复亮)、李达、邵力子、沈雁冰、林祖涵、李启汉、李中、沈泽民、周佛海等15人参加了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中国共产党各地早期组织的50多名成员中,广东籍的共有5人,袁振英是唯一一位东莞人。根据毛泽东、周恩来等早期党组织成员入党时间的认定方法,即参加早期党组织的时间为入党时间,袁振英1920年8月参加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时间即为其入党时间。由此,袁振英应是最早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的东莞人。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袁振英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的贡献。

       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为了团结教育革命青年,为党培养后备军,1920年8月,在上海法租界霞飞路新渔阳里6号(今淮海中路567弄6号)建立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袁振英是8个发起人之一,并与施存统、叶天底、俞秀松和金家凤一起主持团务工作,向各地共产主义者寄发团章和信件,联络各地发展组织,建立青年团组织。1920年9月,为培养各地选派来的青年干部和“避法帝和中国反动政府的耳目”[9],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和青年团组织开办了“外国语学社”,袁振英任“外国语学社”的英文教员。党组织预先就考虑要选拔一批学员前往俄国深造,所以“外国语学社”的学员除了学习外文,还会学习马列主义相关知识。后来,“外国语学社”的很多学员被发展成为团员,20多名团员被分批送往俄国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并在东方大学组建了团支部,“不少人后来成为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干部,如刘少奇、任弼时、彭述之、蒋光慈、王一飞、任作民、柯庆施、罗亦农、萧劲光等。”[10]

       《新青年》作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袁振英担任《新青年》的编辑。袁振英在《新青年》第8卷第3号(1920年11月1日)上发表了翻译自列宁的著作《民族自决》,该篇译作在早期马列主义宣传上具有重要地位,它较好地将列宁关于民族自决的思想在中国进行了宣传。《新青年》自第8卷第1号开始,设置了“俄罗斯研究”专栏,陈独秀将此专栏交由袁振英负责。“俄罗斯研究”旨在将苏维埃俄国及其革命的详细情况介绍到中国来,帮助中国人民了解其革命的成功经验,了解马克思主义学说,引导中国人民走上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对于自己为什么要在“俄罗斯研究”专栏上发表大量介绍苏维埃俄国的译作,袁振英解释道:“因为当时《新青年》的赤化已现,‘北大’一班教授已不敢投稿……所以我便不能不多翻译一些美国共产党机关报《苏维埃俄罗斯》周刊的稿件。”[11]从第8卷第1号(1920年9月)到第9卷第3号(1921年7月),《新青年》杂志的“俄罗斯研究”专栏共发表38篇文章,其中袁振英以“震瀛”为笔名翻译发表的就有24篇(见表1),其中包括:《全俄职工联合大会》《俄罗斯的我观》《列宁最可恶的和最可爱的》《苏维埃教育》《苏维埃俄罗斯的劳动组织》等,对进步青年影响力巨大。此外,他还担任《共产党》月刊与《劳动界》编辑和撰稿人,还是《上海俄文生活报》的英文翻译员。这一时期,袁振英身兼数职,译作颇丰,工作效率甚高。

表1:第8卷第1号至第9卷第3号《新青年》杂志

“俄罗斯研究”专栏文章统计情况[12]

作 者

文章数(篇)

张慰慈

1

李汉俊

3

杨明斋

2

陈望道

1

袁振英

24

周佛海

1

李  达

3

李守常

1

沈德鸿

1

中俄通信社

1

合  计

38

 

       袁振英精通英语和粤语,又深得陈独秀器重,陈独秀从上海南下广州的时候就选择了袁振英协助其重组广东共产党。1921年春,经重组后的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陈独秀为书记,成员有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袁振英、李季等人。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3号(后称望志路106号,现改兴业路76号)和浙江嘉兴南湖召开,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当时陈独秀忙于广州教育行政委员会的工作,没能参加“中共一大”。与此同时,广东省开始选拔赴法国官费留学生,袁振英申请留学法国里昂中法大学,并获得批准。同年10月,袁振英进入里昂中法大学博士院文学科读书。此时,作为“一战”战胜国的法国百废待兴,其通过《凡尔赛条约》《圣日耳曼条约》《纳依条约》等一系列条约,进一步巩固在欧洲大陆的优势地位。能在此时亲自置身于少时政治偶像的国度,徜徉在学术的海洋,对袁振英而言,可谓圆了多年的梦想。他曾表达过初到法国的兴奋,“因为法兰西资产阶级革命,福禄特尔(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等提倡自由平等,蒲鲁东等又在法国提倡无治主义”[13]。有着和平而又自由的学习环境和自己喜欢的研究方向,袁振英便把重心都放在了学业上。

       在里昂,袁振英曾收到陈独秀的儿子陈延年、陈乔年从巴黎寄来的邀请信,请他参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的工作。袁振英回信婉拒,并解释了原因:一是里昂与巴黎相距甚远,颇为不便;二是学业太忙且法语不精。从此,袁振英便彻底脱离了共产党组织。从192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到1921年脱离中国共产党,袁振英的党龄仅有一年左右的时间,他的组织关系也永远停留在一年的时间节点上,成为第一个脱党的东莞人。

       三、一生不喜欢政治,却被政治裹挟一生

       自少年时期于皇仁书院期间接触到当时盛行于中国的一种社会政治思潮——无政府主义开始,无政府主义便成为影响袁振英一生的政治思想。他的人生从此便与政治结缘,政治生活也开启了他命运多舛的一生。袁振英一生更换了近30个工作岗位,其中有15个是教书或者与教育相关的,时间都较为短暂。1921年1月,袁振英出任广东省立第一中学校长,积极推行中学男女同校。在他的影响下,“广东省教育委员会于1921年3月23日决议在全省中学开放男女同校,将广东省第一中学男女同校的模式推广到全省中学。”[14]广东省立第一中学开创了我国中学男女同校的先例,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袁振英曾很多次强调自己不喜欢政治,受不了严格的纪律,更喜欢自由,喜欢教书。既然如此喜欢教书,为何却频繁中断教书事业,投身到其他事业中去呢?原因大约有以下几点:一是心存报国之志,国家的需要重于个人意愿的抉择。二是社会动荡不安,教书人难以守住心中的那一份清静。三是少年时代种下的政治思想种子,关键时刻和关键节点被政治所左右。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先后转投到不同的阵营。可以说,袁振英的人生命运是被政治所裹挟的,其一生所遭受的际遇也多是因为政治而带来的副产品。

       (一)被逐离菲律宾

       因广东高等师范学校长期拖欠工资,1919年3月,袁振英辞职前往菲律宾。在菲律宾,袁振英担任小吕宋中西学校和爱国学校的教员。期间,他更为重要的任务是协助无政府组织“真社”在菲律宾组织华侨工党。袁振英不辱使命,“一年后,工党成立,起了一座大洋楼,并出版了机关报《平民日报》”[15]。袁振英还担任《民号报》和工党机关报《平民日报》编辑,宣传无政府工团主义。

       在菲律宾仅一年,袁振英就被驱逐出境。在探究其原因时,袁振英说:“‘民八’(1919)我在小吕宋时,做全菲华侨工党机关报《平民日报》编辑时,攻击资本家走狗、中西中学校长颜文初,弄到他向美帝殖民政府来控诉我,我便离开了小吕宋。”[16]袁振英的激烈言行引起了对方的报复,他们向美国殖民政府控告并施压。袁振英收到美菲政府的通知,被迫“自由出境”,回到香港。

       (二)白色恐怖下举家辗转逃难

       1926年11月,袁振英辞去广东省立法官学校教员之职,应邓演达电召离开广州到武汉,担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教官,兼任国立武昌大学历史社会学系主任、教授,还担任着农政部编译委员。此时,正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决意远离政治的袁振英,在这一时期,既没有再次加入共产党,也没有加入国民党。

       1927年初,在北伐战争节节胜利之时,国民党内部的危机却开始显现,激进派与保守派互相排挤和攻击,国民党与共产党也从合作走向分裂。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用武力“清党”,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及革命群众。同年7月15日,标榜国民党“左派”的汪精卫在武汉开始“分共”。随后,汪精卫集团也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大逮捕、大屠杀。在白色恐怖下,袁振英带领全家大小逃入汉口的法租界。12月17日,同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员之一的李汉俊与时任湖北省政府财政厅厅长詹大悲,因在《新华日报》《楚光日报》等报刊上反复揭露反动派的罪行,被桂系军阀胡宗铎拘捕,并在未加审讯的情况下,于当晚在济生三马路杀害。李汉俊的噩耗传来,作为同样思想激进并与共产党有千丝万缕联系的袁振英意识到自己也处于危险之中,袁振英再次举家逃到上海他的堂姐夫景海澜家中避难。不久,再从上海逃回广州。

     (三)因“共党嫌疑”囚禁虎门

       回到广州的次年2月,时任第八路军航空处长张惠长聘请袁振英为编译处主任。袁振英接受了张惠长聘请,并自我安慰可以实践孙中山的“航空救国”主张[17]。然而,等着他的却是一场不大不小的牢狱之灾。1928年下半年,袁振英突然遭逮捕并囚禁于虎门,时间长达半年之久,还差点丢了性命。下令拘禁袁振英的是广东军阀陈济棠,理由是袁振英有“共党嫌疑”。导致袁振英被捕的最直接原因是他保释了一个售卖革命书籍的亲戚。对此,袁振英曾回忆道“我因为保释省港受匡出版部(孙受匡是东西安轮船的买办,也是读我父书的,为人喜欢新文艺,新思潮等)卖共党书籍的伙计,便被陈济棠的政治密探冯镐(金高)、方擮等(他们原为共党,后投降国民党,专拉共党,被共党刺伤了。不敢拉真共党,只拉假共党,如书店伙计等),诬告我为共党。”[18]袁振英被捕后,曾被判以死刑,因证据不足未被执行。后来,在时任广东省主席陈铭枢、恩师蔡元培、广东空军总司令张惠长及虎门要塞司令陈庆云等人的保释下,陈济棠才下令无罪释放袁振英,恢复他的自由,但免去他编译处主任的职务。

       (四)因“历史问题”被判死刑

       新中国成立后,袁振英没有选择离开大陆,他失业在家一年多,生活穷困潦倒。1951年1月,袁振英写信给周恩来,希望能得到昔日学长[19]的帮助,找一份养家糊口的工作。周恩来接到袁振英的求助信后,将此信转交给主政广州的叶剑英,在叶剑英的关怀下,袁振英进入广东文物保管委员会工作,后又调入广东省文史馆工作。有周恩来和叶剑英的关怀,袁振英只要安分守己、谨言慎行,潜心研究学问,应该会有一个安稳的晚年,但信奉自由的他终究未能管好自己。

       “文革”期间,性情直爽的袁振英,依然喜欢直言不讳地讲出自己的想法与观点。在那个特殊的社会环境下,说话做人稍不谨慎,就会招惹灾祸。袁振英因此两次在广东省政协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上,被人检举告发。在1970年2月的告发中,袁振英因“历史问题”被认为有“现行反革命罪”,被立案报请广东省公安机关军管会给予逮捕,判以死刑。3月,省公安机关军管会将袁振英逮捕,关在看守所里。期间,袁振英曾写信给毛泽东、周恩来、林彪以及上书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检察院申冤。

       经过两个多月的调查,没有结果,1970年4月16日,广东省革委会保卫组批复:“对袁振英可不判刑,交群众批判后教育释放”[20]。8月15日,广东省统战系统党的核心组作出《关于对袁振英从宽处理的决定》,“宣布教育释放,恢复参加正常学习和逮捕前生活待遇”[21]。1979年1月,袁振英因不慎摔倒引发脑溢血,经抢救无效去世。他去世后7个月,中共广东省文史馆支部对袁振英问题提出复查意见,中共广东省委统战部批复同意对袁振英问题的复查意见。至此,袁振英终于得到平反昭雪。

       袁振英生于积贫积弱、四分五裂、饱受列强凌辱侵略的清末,少年时期的他欢欣鼓舞于辛亥革命的成功,又苦闷于国家的内忧外患。他的一生充满了矛盾和坎坷,是旧中国知识分子彷徨而苦闷的缩影,他既伤感于旧中国因落后而带来的耻辱,却又缺少投身革命的勇气和胆量,在人生的道路上左摇右摆,只能依托教坛及文章作为手段进行积极的思想传播,以图对社会加以改良,政治上的不坚定最终使其成为历史中的一现昙花。

      尽管如此,他因与中国共产党结缘,成就了他人生中最绚丽的一页:他因参与发起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为党团组织的发展奠定了人才基础;他因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大量译作,为中国的共产主义者打开一扇了解苏俄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窗口……这些,都是他为历史而作出的努力和贡献。

(作者单位:中共东莞市委党史研究室)



[1]袁振英:《袁振英的坦白书(一)》(1958年12月25日),中共东莞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袁振英研究史料》,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年版,第479至480页。

[2]袁振英:《袁振英的坦白书(一)》(1958年12月25日),中共东莞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袁振英研究史料》,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年版,第480页。

[3]袁振英:《我的忏悔录(思想上的自传)》(1955年8月3日),中共东莞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袁振英研究史料》,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年版,第460页。

[4]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75页。

[5]刘师复,广东香山人,广东无政府主义的代表人物,国内最早的无政府主义团体——“心社”的组织者。

[6]袁振英:《袁振英的坦白书(一)》(1958年12月25日),中共东莞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袁振英研究史料》,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年版,第479页。

[7]袁振英:《三年改造规划》,李继峰、郭彬、陈立平著:《袁振英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113页。

[8]袁振英:《袁振英致徐青信》(1966年12月25日),李继峰、郭彬、陈立平著:《袁振英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113页。

[9]袁振英:《中国共产党小组(原名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产生》,中共东莞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袁振英研究史料》,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年版,第442页。

[10]张世飞:《袁振英对中共创建的重要贡献》,载《党史研究与教学》2007年第3期。

[11]袁振英:《发掘我的无治主义的共产主义的思想底根源》,中共东莞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袁振英研究史料》,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年版,第406页。

[12]数据来源:李继峰、郭彬、陈立平著:《袁振英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75至76页。

[13]袁振英:《发掘我的无治主义的共产主义的思想底根源》,中共东莞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袁振英研究史料》,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年版,第409页。

[14]郭彬、李继锋:《袁振英:中学男女同校的先行者》,载《钟山风雨》2007年第6期。

[15]袁振英:《致周恩来信(二)》(1973年7月9日),中共东莞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袁振英研究史料》,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年版,第328页。

[16]袁振英:《我的忏悔录(思想上的自传)》(1955年8月3日),中共东莞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袁振英研究史料》,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年版,第465页。

[17]袁振英:《袁振英自传》(1950年),李继峰、郭彬、陈立平著:《袁振英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139页。

[18]袁振英:《袁振英自传》(1950年),李继峰、郭彬、陈立平著:《袁振英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184页。

[19]在袁振英的《致周恩来信》中,均称呼周恩来为“恩来学长”。

[20]中共广东省文史馆支部:《对袁振英问题的复查意见》(1979年8月23日),中共东莞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袁振英研究史料》,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年版,第374页。

[21]中共广东省文史馆支部:《对袁振英问题的复查意见》(1979年8月23日),中共东莞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袁振英研究史料》,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年版,第374页。

 

    

编辑:李建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