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路西县委的抗日工作

 

王士钊

 

    1944年秋冬间，东江特委办了一期县级干部学习班，我参加了这期学习班。走前把宝安工作交给黄佳负责。学习结束后，我被分配到东宝行政督导处当副主任，与谭天度主任、何鼎华副主任一起，领导东宝路西政权工作。

    当时东宝地区的政治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第一，1944年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转入大反攻阶段，美国盟军也开始在太平洋反攻，日军为了巩固其港九基地。以便加强对南太平洋各占领地的支持，遂于1943年11 月发动了打通广九铁路线的战役进攻。国民党军队则闻风而逃，致使东江下游广大地区沦为敌手。之后，日军又向我大岭山区进行万人大“扫荡”，对阳台山也多路进攻，反复“扫荡”，以图谋保证铁路线的畅通无阻。这样斗争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路西军民对敌斗争的任务更加重大，拯救苦难的同胞更加迫切了。第二，1943年12 月2日东江纵队成立后，驻在东宝路西各个部队亦于1944年七八月间合编成立了第一支队，任命卢伟良（后黄布）为支队长，政委陈达明，副支队长翟信（后鲁锋），政治处主任李征。支队的成立，大大加强了我军的战斗力。第三，1944年7月东宝行政督导处成立，下属各乡政府亦先后建立，各级政权的建立，更有利于建设抗日根据地，有力地支援部队的对敌斗争。由于东宝路西地区形势的变化，过去采用特派员单线联系的领导方法，已不适应今天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央“隐蔽”方针所预示的“时机”，现在已经到来，我们必须大刀阔斧地开展工作，把党政军民统一起来，互相配合，有效地打击敌人。为了统一思想认识，遂于1944年7月在嶂阁开了一次党政军负责人的联席会议，参加的有黄宇、黄佳、李东明、谭天度、何鼎华、李征等同志，根据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党组织实行一元化领导的指示和上级的决定，把铁路以西东宝两县的党组织并为中共路西县委。1945年4月则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路西地区的党政军民工作由中共东宝路西县委统一领导，这是在新的形势下，提出新的要求，实行新的转变，当然由于当时战争频繁，且习惯于党政军分线领导，而一元化领导又是一个新的领导方法，故在执行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这有待于逐步改善。

    路西县委建立后，县委成员是：书记由第一支队政委陈达明兼，组织部长古道，宣传部长谭天度，委员有何鼎华、王士钊、黄佳等，到1945年七八月间陈达明调江南指挥部任政治部主任，9月黄布、李征带着一个大队奉命上调，后来谭天度、黄佳亦先后调离路西；这样，留下的第一支队需要进行调整与补充，上级决定支队长由何鼎华兼，副支队长鲁锋，政委古道，政治处主任赵督生；同时路西县委也作了调整，县委书记由古道兼，何鼎华、鲁锋、祁烽、赵督生和王士钊均为县委委员，县委所属区委有：

    东莞新一区：管辖大朗、梅塘、东坑、安和、马坑、保安、塘厦、黄江等，起先由区长赵督生任区委书记，陈文为组织部长，章平为宣传部长，赵督生、章平调走后，卢江接任区委书记，不久卢调回部队，便由尹平继续任区委书记，陈文任组织部长，卢淦明任宣传部长兼新一区长，区员占海生兼任梅塘办事处主任，分管梅塘地区。

    新三区是新发展的，辖寮步、两头塘、良平、横坑、茶山、温塘、增埗等地，党员较少，未成立区委，只派龙光前去组建区政府，并任命他为区长，不久，龙又调走，该区划归新一区领导。

    新二区管辖连平、大沙、金桔、杨西、横治、塘朗一带。1945年4月，因新二区区长张英调新生大队任政委（麦定唐任大队长，史明任政委，后来史明调往莞太线，故由张英接任政委），大队驻防宝太线。便由黄华接任新二区委书记兼区长，区委委员有李植光和史明。

    中共莞太线区委员会（后来叫新四区）是1944年秋重建，区委书记万容枝，组织部长王纪平，宣传部长罗涛。后来重新调整，改为罗涛任书记，万容枝任组织部长，王纪平任宣传部长。当时还未建立区政府，政权工作则由新二区兼管。1945年8月，派黄华筹组新四区政府，并主持大会选举，张高峰被选为新四区区务委员会主任，陈福媛为区府指导员，管辖范围是莞太沿线的乡村。

    东莞新五区辖霄边、锦厦、怀德、北栅等，区委书记初由新生大队政委张英兼，新生大队调走后，由李植光接任区委书记，组织部长万容枝（万先在新四区还是先在新五区，仍未弄清)，宣传部长万明兼新五区长（最先是军政联席会议，由蔡如平、史明负责），成立新五区后，蔡如平任区长，在国民党反动派进攻路西时，为着蔡的安全，安排他到香港，五区区长由万明接任。

    东莞水乡区未实行一元化领导，也未建区政府（曾有一个以尹平为队长的建政工作队，进行水乡民主政权的筹备工作，用筹委会名义出过两次布告，但未建成），区委书记变动较大，先是陈文任区委书记，1945年2月陈参加东江特委第二期整风班，便由容克负责，容走后，邓景墀接，邓走后，王纪平接，委员先后有刘清、刘云、万容枝、方东、祝锦龄、祁嘉稠等同志。

    这是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后，路西县委的组织情况。在一元化领导下，路西工作得到全面发展，现就其中主要的概述如下：

    （一）开展武装斗争。主要抓两个方面工作：一是动员群众参军，扩大第一支队的队伍，由于党政的积极动员，部队本身的努力与群众踊跃参军，第一支队发展很快。从1944年八九月成立起，仅一年多的时间，前后建立了猛豹（大队长沈标、政委李少清）、三龙（大队长谢阳光、后陈昶，政委何清）、宝大（大队长邱伯寿、政委郭坚，后刘宣）、新生（麦定唐、张英）、活虎（黄介、吴岗）、雄狮（莫浩波、史明）、莞大（李桂平、李植光）等六七个大队（边建边往外调），四个特派室（莞太线是陈德和与史明，宝太线是李云辉与黄义芳，莞樟线是黄介与章平，宝深线是郑珠明与潘应宁），一个海上缉私队和税站武装等，共1500余人。二是建立民兵组织，乡有民兵中（小）队，区有民兵基干队，估计当时路西民兵有七八千人，形成一个民兵网，是配合我军抗日反顽斗争的一支巨大力量。正是由于民兵的有力配合和群众的积极支持，第一支队在痛击敌人的斗争中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如1945年1月，路西支队开展广九铁路破击战，在铁路沿线各乡民兵的配合下，炸毁敌碉堡6座，剪断广九铁路电线，使日军火车与巡逻车相撞，死9人，其中少佐2人。同年秋，路西一支在新五区民兵300余人的配合下，给进犯霄边的李庆伪军200余人以歼灭性的打击，毙伤俘伪军共100多人，缴获轻重机枪7挺。由此可见，只有不断壮大武装力量，主动打击敌人，才能巩固和发展路西解放区，保卫群众的利益。

    （二）政权建设是路西县委一项重要工作。这里补充两点（过去已有叙述）：一是三三制问题，在东莞连平乡逆行试点的经验说明，真正贯彻政权中的三三制，必须解决认识问题，要正确认识三三制对建政的重要意义，要有民主作风，遇事要善于与民主人士磋商，不可独断专行，才能与爱国民主人士共同建设抗日民主政权：二是发挥妇女在政权中的作用，连平建政中选出妇女参议员和刘元娇副乡长，后来又选吴石娇为新二区妇女会长，都发挥了妇女的积极作用。

    （三）开展“双减”运动。发动群众，积极投入减租减息运动，既可以改善农民的生活，又可以锻炼农民的意志，所以当政府号召开展减租减息运动之后，农民立即响应，于1944年秋收后，在东纵政治部、路西“一支”和督导处等几个政工队的协助下，农民开展“双减”斗争，通过“双减”，除改善农民生活．树立农民优势外，还因“双减”、“双交”（在双减的基础上保证交租交息）合理，也教育了一些地主富农团结起来，共同抗敌。

    （四）开展生产运动。在1943年取得渡荒胜利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全区的生产运动。我们采取政府积极支持与群众自助结合的办法。一方面，政府发起组织生产建设总会（有任锡伍、卢伟等爱国人士参加），指导全区生产；发行生产公债，进行水利建设和贷款给农民购买生产资料；还制定有利于生产的各项政策；如鼓励开荒，谁开谁种，谁种谁收；开荒土地免征田亩税；鼓励商人购进粮食和人民必需的日用品，给以优惠待遇等等。另一方面，广大农民在政府支持下，自行组织变工队、助耕队等互助形式，开展生产运动，使1944年和1945年的农业生产获得丰收，为全区积累了物质财富，支援抗日斗争。

    （五）反抢粮斗争。1944年、1945年两年，我区农业获得丰收，敌人虎视眈眈，企图进犯抢粮。伪军麦浩、陈泰等扬言要到宝太线发财，而宝太线确是我区的粮仓，为了抢先收割，保卫宝太线的粮食，东宝行政督导处于1945年6月下令东莞新二区组织数百民兵，由李植光率领到宝太线参加抢割收工作，并派督导处副主任王士钊前往统一指挥。经过一星期的日夜奋战，终于胜利地完成宝太线的夏收工作。同年4月，伪四十五师出动300余人与麦浩伪护沙队200余人，分三路向东莞的北栅、大宁、博头、大坑一带抢粮，我路西第一支队配合民兵常备队展开反抢粮斗争，保卫了群众的利益。7月从南头出发的日军一个联队，会同黄松岗日伪，企图到公明圩附近抢粮，途经合水口，被民兵伏击，阻其进犯，我主力部队赶到，歼灭日军一个小队，缴获机枪一挺，保卫了宝二区的夏粮。还有莞太线横岗反抢粮斗争，也取得很大胜利。

    （六）巩固和发展群众组织。经过“双减”运动，群众思想觉悟大大提高，群众组织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得到巩固和发展，如农抗会、青抗会、妇抗会、教师会、儿童团等，有如雨后春笋，遍布区乡，据不完全统计，光农抗会就有142个村乡建立起来，会员8000多人，这是一支巨大的力量！他们的任务是：积极支援部队抗日反顽斗争，发展生产和维护社会治安，深得群众支持。

    （七）财经工作。部队和政府的给养，有赖于财政的收入，财政收入的好坏，关系到军政的巩固和发展。路西县委对财经工作是重视的，指定督导处副主任何鼎华分管，并经常研究和执行上级关于财政工作的各项政策，加上我区物产丰富，交通方便，每年收入除上缴和本身开支外，还有盈余，收入是相当可观的。我们的财政来源有五条渠道：一是征收公粮，抗日救国公粮农民能自觉地将粮或折钱交给政府；二是税收，在各关口建立税站，进行征税；三是发行公债，曾发行一亿元的公债，群众踊跃购买；四是捐献，不少殷户、开明人士、港澳同胞和爱国华侨，慷慨捐献；五是缉私。当然开展财经工作不是一帆风顺的，敌人不断造谣破坏，甚至化装商人捕杀我税收人员，因此，财经工作是在斗争中建立、发展和加强的。

    （八）学习与教育工作。当时正是中共七大闭幕期间，县委号召全体党员，特别是县区乡干部，要认真学习七大文件，用七大精神指导我们的工作，因此全县开展了一个学习七大文件的热潮。另一方面，当时群众文化水平低，不少还是文盲，需要普及教育，而路西又正处在发展时期，党政军急需干部，因此，政府号召各区乡办好小学，供适龄儿童入学，兴办夜校或识字班，让成年人进校（班）读书。督导处则自办一所新型革命学校东宝中学，并和宝四区先后合办了两期教师学习班，为革命事业培养人才。

    这是一元化领导时期的工作概况。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东江纵队坚决执行延安总部发出的受降命令，向日本驻军发出通牒，限令解除武装，向我投降，同时发表文告，欢迎伪军反正。我们接到命令与指示后，县委立即召开会议，古道、谭天度、何鼎华、王士钊、黄佳等同志参加，经过研究，最后决定：坚决拥护受降令和东纵指示，命令驻东宝地区的日伪向我投降；通令全区民兵配合主力迫使日伪军投降；由黄布、李征率主力反攻莞太线，并负责受降；何鼎华到宝安观澜，王士钊和张如去宝安南头。8月上旬，路西军民已向敌占城镇及交通要道推进，13日，歼灭北栅官涌坳伪军一个连；19日，新基伏击战歼伪二十师一个营，俘连长以下50余人；同时，我一支队又通牒驻翟家村伪二十师一个连，敦促其立即投降，伪军看到我接连取得胜利，惊恐万状，遂在伪连长率领下，全连向我投降，翟家村随之解放；20日，驻莞太线我部在民兵配合下逼走驻厚街的日军一个小队，伪军一个营，解放厚街；22 日，驻赤岭的伪四十五师一个营，被我军包围，孤立无援，被逼向我投降；东莞新一区亦派出基干民兵，由王士钊、赵督生率领，接收常平。在宝安，首先解放深圳。当时从龙华、民治、观澜和宝三区动员成千民兵，由潘应宁、叶基、郑珠明、张仲亭、刘鸣周等率领开赴深圳外围，责令深圳伪联防大队长张维栋向我投降，张慑于我军威力不敢抗拒。8月28日，从民兵中挑选100名精壮武装，由潘应宁率领开入深圳（其余则布防深圳外围）收缴伪联防大队武器300多支。日寇借口未接到命令，拒绝投降，我则做瓦解日军士兵工作，有的携械投降其中有全新重机1挺，轻机2挺，步枪10余支，以及一批短枪和弹药。24日，叶基、潘应宁、郑珠明、庄澎、梁耀忠和督导处税务科长谭知平等还在深圳召开万人祝捷大会，当场宣布成立深圳特别市，任命郑珠明为市长，后又召开罗湖、沙头等村长会议，研究整顿治安，建立税收制度等问题，至此深圳获得解放。

    与此同时，我方派张如、王士钊到南头与日军谈判受降问题，日方亦借口未接到命令，拒绝投降，我方指出，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就是你们上级的命令，但仍顽固不降，后来卓就和周吉率领沙河武工队和民兵开入南头，遭到日伪拦阻，发生冲突，日方提议谈判，经我方同意，并派潘应宁为代表，谈判结果，日方仍不肯投降，我则先缴伪军武器600余件，接管南头，然后再考虑第二步，设法包围孤立日寇，逼其投降。

    同年9月，派刘宣接收西乡，成立西乡军管会。

    （作者是原东莞路西解放区抗日民主政府东（莞）宝（安）行政督导处副主任，离休前任广东省轻工业厅副厅长）

 

（节选自《东宝人民的战斗历程》，《东莞烽火》第7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