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日军的魔爪突然伸入香港的时候，我东江人民抗日游击纵队，曾担负起营救数百名被困留在港的党内外文化界人士的光荣使命，同日军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一场秘密而又紧张的斗争。

    1941年，南海大鹏湾北岸迎来一个风和日丽的暖冬。然而，这个笼罩着战争风云的敌后三角地带的局势，却凛凛迫人。我游击队同日伪军、国民党顽固派军队，各据一方，眈眈对峙。英属香港雇佣军，据守深圳界河南岸，持中立之态。岂料日军继7月对游击区“扫荡”之后，麇兵深圳，渐露吞并港九的野心。我们当即建议港英当局携手抗日，可是港英当局徘徊于我们与国民党之间，犹豫不决，仍做着“东方慕尼黑”的迷梦，认为日军只是在界河边屯兵，目标是中国内地而不是香港。我们的雇佣军——“摩罗差”，还象往常一样，与对岸的日军巡逻兵相互挥手、微笑、抛送香烟，继续“哈啰、哈啰”地打招呼，联络感情。

    就在这召唤“友谊”的“哈啰”声中，日军突然现出狰狞面目，于12 月8日凌晨，兵分两路，向九龙半岛全线推进，发动了震惊海外的港九战争。英军梦幻未醒，即弃甲曳兵，全线溃逃。一度远离战争标榜自由中立的香港，被卷入战争灾难之中。

    当时，我是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五大队大队长。我们在驻地倾听着似阵阵沉雷般的炮火声，心中十分焦虑。我们担心160万香港同胞将面临的命运，惦记着在那里工作的同志和朋友们的安危，立即着手应变的部署。那时，政委尹林平正在九龙与港英当局谈判抗日问题，与我们的联系也一时被中断了。在这之前，尹林平曾来信告诫过我们，要有应变的思想准备，一旦战事发生，就要向香港边界靠拢，以便接应在港同志的转移或撤退。他还指示我们，要伺机进入港九地区，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

    日军的炮声，给我们这样一个讯号：一场新的敌后斗争已迫在眉梢。

    这时，我和军事指挥梁鸿钧、副大队长周伯明，立即赶到距深圳二十里的白石龙村，进入设在沙梨园中一座两层楼的临时前线指挥部。同时，把三个中队、一个短枪队和一个独立小队集中在龙华圩一带待命。我们注视着局势的发展，等待港九的信息，伺机行动。

    港九战局的发展，对我们来说是事关重要的。那里有我们经营多年的交通线、联络站和后方机构。我们在九龙城里设有办事处、被服厂和药房，委派了何鼎华、何启明等同志在那里主持工作。他们一面同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和八路军驻港办事处接触，并通过这两个机关的电台同党中央联系（当时我们东江抗日游击队还没有电台）；一面联络海外爱国华侨和港澳同胞，接受他们在人力物力上对我们的支援。为了保证这种联系，我们在游击区同九龙之间，开辟了水、陆两条交通线。1940年部队“东移海陆丰”之前，主要是曾生大队那边通过沙头角海上与九龙联络，叫东线。在部队执行党中央“五·八”指示，从海陆丰返回东（莞）宝（安）敌后一线活动之后，我们又在新界地区建立了一条陆路交通线，叫西线。这条线从根据地白石龙出发，向南通过日军的封锁区和深圳河，进入英属的新界，然后分东、西两路；东路是从粉岭或大埔乘火车到九龙；西路是从落马洲步行经元朗镇或经锦田过大雾山到荃湾，最后走青山道进入九龙。这是我们护送人员、物资的主要通道。为确保交通线的通畅，我们除固定四名专职交通员外，还派出卢振彪负责的民运队，以逃难和投亲的名义进入新界，以当教员或杂差作掩护，在交通线上的农村开展民运工作，加强了与九龙人民的联系，奠定了较好的群众基础。此外，我们还在界河北岸日军封锁区里的上埗、赤尾、叶屋、皇岗、沙田、白石洲等村庄里，建立了据点，在维持会中安插了“白皮红心”的情报员，开辟了偷越封锁区的多条通道。一年多来，我们依靠这条交通线，及时得到上级的指令、通报、书籍和报刊；获得来自海外、港澳的兵员补充和军需物资供应，从未发生过意外。

    然而，这场港九战乱，破坏了我们这条后方供给线，切断了我们与九龙的联系。日军在进攻香港之前，就开始加强了边界的封锁。我们的交通员麦容在偷越边界时，被日军乱枪射伤，留在九龙养伤不能执行任务；另一名交通员赵林也被日军困留在九龙不能返回；还有一名交通员谢愚照，曾企图冲过封锁线，结果被日军巡逻队的狼狗追踪，最后钻进荆棘丛中，才得脱身逃了回来。随着战乱，土匪、流氓蜂起作乱，又造成交通线上新的障碍。我们认识到，能否保持这条交通线，是关系到能否继续保持在港据点和有效地接应在港遇险同志转移的关键所在，必须不失时机地把它恢复和巩固起来。

    第二天（即12 月9日），炮声已渐远去。封锁区的情报员报告说，日军已迫近九龙城，边界上一些据点的日军，也随其主力投入战斗去了，原有警戒已经放松。我们当即派出常做社会上层联络工作的党员干部曾鸿文，跟踪进攻的日军，潜入新界，及时掌握了日军进攻的路线和战局的发展情况；并由陈英、林克等4名十四五岁的小鬼组成一个交通组，进驻封锁区，专门负责传递从新界送出的情报。在日军于11 日占领九龙时，我们又派出武装人员在广九铁路两侧活动，协助曾鸿文重新打通了与九龙的秘密交通线，为后来完成营救被困留香港的文化人的任务准备了条件。

    九龙失守之后，港英总督杨慕琦在圣诞节这天，举起投降的白旗，香港终于沦落在日军魔掌之中。在这期间，我们先后几次接到尹林平从九龙送来的消息，说党中央和周恩来来电，指示我们要尽一切努力，不怕牺牲，接应在香港的党内外文化人士转移到游击区，然后护送到内地。说他布置好九龙方面的工作后，即返回部队，要我们通知第三大队大队长曾生到白石龙来，并做好接应文化人的准备工作。

    这次要抢救的对象，都是抗日爱国志士、文化界精英，意义深远。我们深感党中央对我们的信任，心里十分激动。但是，又感到担子很重。当时，我们大队只有三百多人枪，在财力物力上也存在着许多困难，要完成这样艰巨的使命，我们必须全力以赴。

    为了部署这次抢救工作，尹林平于1942年元旦过后不久，赶回白石龙根据地，及时召开会议进行了研究。尹林平向我们分析了形势，传达了中央有关指示。这时，我们才知道日军不仅进攻了香港，同时偷袭了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发动了太平洋战争。日军为了把香港变为支持这场战争的基地，已在市区搜捕抗日爱国人士，被困留香港的爱国文化人士处境十分险恶，营救工作已非常紧迫。当时在香港的党组织已着手组织他们有计划地向外转移，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不惜代价的做好接应和护送工作。日军由于兵力不足，一时难以顾及山区和农村，并已放松对深圳河的封锁，同时，为减少城区的粮食、燃料负担，正大量疏散人口，成千上万的难民已向内地涌来。这是我们可以利用的条件。因此，会议决定，要乘日军立足未稳这个时机，乘势深入港九地区发动群众，组织力量，建立基地，扩大和控制交通线，确保抢救工作的胜利。会上，我们进行了分工：曾生留在白石龙做接待脱险归来人员的准备工作；尹林平到路东惠阳布置交通线上的接待、护送工作；梁鸿钧负责军事指挥和部署；我除负责第五大队的日常工作外，主要掌握与香港、九龙的联系和保证西路交通线的通畅与安全。

    围绕这次会议确定的任务，整个东江地区党政军全面动员起来，各方人员都积极投入各自负责的工作。当时估计要接送的人员可能近千人，其中重要的知名人士约有300人。这是在敌人眼皮底下一次大规模的抢救，必须进行严密、细致的组织和部署，而且要秘密地进行。

    在军事上，我们根据党中央关于“要注意隐蔽，暂不要主动出击”的指示，部队紧缩了活动范围，主要集中在龙华一带，尽量避免与日军和国民党部队发生冲突，以创造一个利于集中力量实施抢救工作的局面。我们还进行了消息封锁，加强防奸反特工作，教育军民不能向外泄漏消息；并加强了情报工作，严密监视日、伪、顽军的动向。在财政上，除党中央说要汇给我们五万元经费外，我们加紧了筹款工作，派出民运队向当地绅士们借款，在根据地的圩镇加收营业税，以解决文化人向内地转移时所需的旅费。在接待工作上，我们抽调干部成立接待机构，组织部队和民兵搭盖草寮，准备住房，先后在白石龙、杨美、雪竹径等地的山窝里，设立了三个草寮招待所，并从九龙至白石龙百余里的交通线上，设立了荃湾、锦田、元朗、落马洲等多处秘密接待站，以解决被护送人员的食宿问题。

    为了确保护送途中的安全，我们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一是派出最精干的交通员给被护送人员作响导，分批接送；二是护送的路线尽量避开公路，走山区和农田小路，避免遇到日军和熟人；三是派出便衣武装人员和警戒哨，一个站段一个站段地护送；四是由曾鸿文出面，对沿线的维持会、伪宪查（都是本地人）、土匪做统战工作，争取他们为我们作掩护工作。

    曾鸿文在1938年入党之前，是当地“洪门会”的头头，在绿林圈中颇有声望，众称“曾大哥”。他跟踪进攻的日军深入元朗、十八乡之后，利用他特有的社会关系，很快就拉起几十人的武装。出于策略上的需要，没有采用游击队的名义，而是以绿林好汉的身份，亮出“曾”字旗号。他惩治了当地的汉奸特务，控制了土匪，团结了群众，建立了据点。在护送文化人之前，他通告沿途的伪宪查和伪乡长说：“有一批和我做生意的香港商人经过这里，你们要和日军打交道，出证明，保证他们的安全。否则，找你们算帐。”一些伪宪查和伪乡长，都为我们的护送工作开绿灯。与此同时，曾鸿文还同盘踞大雾山上的匪首进行了谈判，争取他们让出地盘，扩大了我们的交通线。

    我们采取这一系列措施和行动，更加牢固地控制了从九龙到宝安游击区的陆路交通线，就象一把尖刀插入新界敌后，保证了以后持续几个月的营救、护送文化人的工作得以顺利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