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53年记者生涯中，最为艰难困苦而又富于传奇性的，莫过于办《前进报》那四个年头了。最近，我翻阅了1945年所写的《社史偶忆》，当年那充满艰辛却又充满希望的岁月，以及报社战友们团结友爱、并肩战斗的情景，历历如在目前，使我激动不已。本文拟先交代《前进报》创办第一年的简况，然后着重忆述在东莞县敌伪心脏中办报的一段经历。

    日本法西斯发动太平洋战争，香港迅即沦陷。东江地区的形势急剧变化，活跃在香港周边的曾生、王作尧两支人民子弟兵，抗击日本法西斯、配合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任务更加繁重了。1942年1月，中共中央南方工作委员会为了加强对广东武装斗争的统一领导，决定成立广东军政委员会，成立抗日游击队总队。随后，政治部成立了，立即决定出版一份代表司令部、政治部发言的机关报《前进报》。

    《前进报》一诞生，就处在日、伪、顽三面夹击的环境中。最初，战友们背负着沉重的出版工具，经常随军转移。在深山密林里，把军毡作为帐篷，把藤篮工具箱作为桌子，就这样进行编辑、誊写、油印工作。后来，为了在雨季中能够出版，曾经在敌人的梅林炮台山脚下搭寮作为报社；为了避开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内战烽火，又曾两次越过日军的封锁线，到香港新界地区坚持出版：一次是在沙头角海边，另一次则是在大埔圩林村的黄蜂寨山上。在那里，住地虽然比较安定了，但因远离政治部领导，经济十分困难，连纸张油墨都供应不上。我和报社同志们商量之后，决定冒险到香港市区去找亲友帮助。我化装成小学教师，手里拿着一份汉奸报纸《南华日报》，从大埔圩乘火车到九龙去。经过岗哨检查时，敌人万万没有想到：在汉奸报纸里面，原来夹着我们出版的《前进报》呵！正是依靠这份《前进报》，使亲友们大为赞叹而资助了一笔钱。我买了一批白报纸，把它切成四开张和八开张，作为货物运回大埔圩，然后由驻地的农民妇女在夜间挑回林村，最后由报社的同志背上山去。另一次，徐日青同志也是因为买纸，通过封锁线时不幸被日兵抓去，尽管敌人用尽恐吓、拷打和军犬噬咬等等手段，徐日青同志仍然坚定不屈，充分表现了共产党员不怕牺牲的精神，终于逃出了敌人的毒手。

    以上这些，都是在《前进报》创办第一年发生的。

    1943年，是部队连续打击日伪、取得辉煌胜利的一年。这一年的1月下旬，总部在香港沙头角区乌蛟腾村召开了重要会议。根据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指示，为了粉碎敌伪顽的残酷进攻，改变挨打的被动局面，会议作出了十项决定，强调不能对国民党顽固派存有幻想，而要针锋相对地与之展开斗争；同时，要深入敌后，发展新区，积极寻找敌伪弱点，努力歼灭敌人。为此，政治部对工作作了新的部署。东莞县厚街，是一个人口众多、村庄相连的圩镇，处于珠江东江交界的水网地带，又是副司令员王作尧的家乡，有一定的群众基础。于是，政治部首先在这里设立了后方政治部，由政治部副主任李东明、宣教科长黄文俞等负责。地方党的莞太敌后工作委员会也同时迁到厚街，他们很快就组织起一批妇女担任交通员和护理员，还在王南长医生的大院里秘密设立了一间医院。接着，政治部主任杨康华也到了厚街，按照延安整风运动的文件，举办了一期整风学习班。杨主任通知我参加学习时，要我把报社也带到厚街，以便就近照顾，照常出版。

    在地方党同志的帮助下，我将报社的油印室设在厚街附近的双岗村，编辑室则安排在厚街镇一间古老大屋内。厚街镇内伪军很多，紧挨着我们编辑室这条巷子的那一边，就住着成连伪军，中间只隔着一堵高墙，伪军士兵的吵闹声和沐浴时的泼水声，都听得一清二楚。我们把这种状况叫做“置之死地而后生”。厚街与双岗之间的联络工作和稿件的传递，是由一位机灵的“小鬼”和当地一位老太婆担任的。就这样，《前进报》在这里出版了三个月，始终没有被敌人发现。

    9月间，当我军全歼了东莞茶山和北栅的伪军之后，日军为了巩固它在莞太、莞樟两线的据点，向东莞我军活动的地区发起进攻。我们考虑到报社的驻地日子久了容易暴露，决定同时撤出厚街和双岗，分别转移到桥头圩和河田乡去。这两个地方同样是敌伪的腹地，被列为他们的“和平区”。桥头的房东，是一个革命的同情者，他把油印室的誊写员认作过去“走难”时相识的朋友。河田的房东，是一个党员的地主亲戚，家里没有男人，地方较大，可以多住几个人。这时，黄文俞同志因足疾不良于行，未能随同政治部机关行动，同时也是为了便于指导报纸工作，决定留下和我们住在一起。于是，我让黄文俞作为准备到厚街开店做生意的“老板”，“老板娘”是原籍东莞的油印能手黎笑同志，我则扮成办货的“行商”，涂夫、徐日青、石铃等都是这家商行的“伙计”。从此，《前进报》就在桥头刻写好蜡纸送到河田乡，在夜间关起房门印刷。房东看见我们每次从广州运来一批玉扣纸，不多久又有一批加工切好“卷烟纸”运出去，也就信以为真，她哪里想到：运回来的玉扣纸这时已经变成报纸，“纸弹”一颗又一颗地射向了敌人。

    这段时期，由于报社接近政治部，杨康华同志加强了对报社的领导，原粤北省委统战部长饶彰风（1943年12 月东江纵队正式成立后，任纵队秘书长）于这一年9月到达东江抗日根据地后，也经常为《前进报》撰写社论、专论，加上报社的环境又比较安定，不必经常转移，所以《前进报》出版比较正常，而且较能体现总队部的领导意图，在宣传抗击日伪军、反对国民党进行内战的斗争中起了较好的作用。这从1943年下半年每期的《前进报》都有社论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当我写这篇回忆文章之前，查阅了当年的资料，从第三十七期至第四十九期各期社论题目依序是：《齐心合力打敌伪》、《迅速制止内战危机》、《制止内战，粉碎敌人的进攻》、《请问叶指挥官》、《声讨无法无天的罪行》、《全东江人民站起来，把内战投降的反动派打出去》、《目前时局的出路》、《国民党往何处去》、《严重的形势与伟大的胜利》、《爱国的党派、军队和人民总动员起来保卫东江》、《和敌人展开坚决勇猛的斗争》、《论今天的敌后斗争》。这些社论都是饶彰风、黄文俞和我写的。社论从东江地区的斗争实际出发，充分反映了广大军民“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共同心声。

    到了11 月，日军打通了广九铁路；为了巩固沿线的据点，敌人宣称要在三个月内消灭我军。他们出动了“久留米师团”的一部，又纠集了驻守在东莞县城、石龙、虎门等地的日伪军共约9000多人，采用“铁壁合围”的战术，向我东莞大岭山根据地发起所谓万人“扫荡”。随后又对宝安地区进行了将近一个月的“十路围攻”。与此同时，敌人还在它的“和平区”发动了“清乡”。

    这时候，我们报社的处境十分险恶。当敌人在桥头挨家逐户搜查时，幸好房东及时通知，我们的“伙计”机智迅敏地闪入屋后的庄稼地里，才化险为夷。在河田，我们也曾经从敌人的包围下逃出，躲藏在荔枝园的树梢上，避过了敌人的搜捕。另一次则因知道消息较迟，只好把油墨和印刷工具丢进鱼塘里，等到夜间才打捞上来。

    在东莞敌伪心脏里坚持出报期间，我曾经由一个“白皮红心”的伪村长带路，从厚街乘船到敌占的广州市采购纸张油墨。事先约好，他先行，我跟着，装作互不相识。开船以后，我叫了一碟排骨饭，吃完付钱的时候，船上的伙计说“已有人替你付了”，我说我是路过东莞办货的，船上并没有朋友，可能弄错了，请他照收饭钱。但他离开一会再回来时，又无论如何不肯收，也不肯告诉我是谁请吃的。这一来，弄得我坐卧不安。我分析了几种可能，作了最坏的打算，包括上船时万一被捕怎样应付，等等。然而，一路平安，太平无事。上岸之后，我不敢直接去杨康华主任介绍我去接头的地方，先找一家咖啡室坐下，观察了许久才付账出门，迅速登上门口的黄包车，在肯定没有人跟踪之后才去访友投宿。不过，对船上被招待吃饭一事，始终百思不得其解。当我完成采购任务，坐上另一客货船回到厚街之后，立即向上级作了汇报。原来，在船上招待我吃饭而又不愿露面的人，本是我军某支队部的一个“小鬼”。他是当地人，为了赡养父母而“开小差”离开了部队。因为我到过该支队多次，所以他认得出我这个乔装的“行商”来。他当然没有想到，出于好意请我吃一碟饭，却使我虚惊了一场。

    当报社匆匆撤出河田、桥头之后，在官美厦村住了几天，很快就接到政治部的指示，要我将报社转移到大鹏半岛靠海边的鹅公村去。同时，通知将黎笑同志留在东莞，徐日青同志则调去宝安，以便加强东莞和宝安的油印室。这样一来，急行军大转移的实际上只有涂夫、石铃和我三人。我们从西到东，白天走路，晚上编报，足足花了半个月的时间。《前进报》第五十期1944年新年号，就是在路上编好、刻好蜡纸而请惠阳大队油印室代印的。这一期的内容，主要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敌后斗争的军民贺新年》、尹林平政委的《反法西斯斗争的胜利与我们当前的任务》、曾生司令员的《五年抗日战争的回顾及今后的努力方向》、杨康华主任的《新年献词》等。出版之后，我们三人在大年夜前夕赶到鹅公村。这时候，从惠阳大队新调来的李冲、刘毅同志，来自东莞的黄稻同志，来自宝安的郑安同志，以及从蒋管区来的郑盾同志等也陆续来到了。大家高高兴兴地过了一个农历新年。接着，东江纵队政委尹林平同志在报社工作会议上给我们作了详尽指示，并要我们积极筹备铅印出版。踏上了1944年，《前进报》全面发展全面提高的新任务又在等着我们去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