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东莞抗日救亡热潮汹涌。当时我刚由东莞中学毕业，是一个失学、失业的青年，准备投考军校。不过，毕业前，我就知道共产党的活动，也支持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所以于1937年10月间，参加了中共东莞县中心支部与国民党一五三师合办的第一期军事训练班。这个班结束后，何与成亲自带我到高埗江城洲，训练自卫队，我在自卫队任中队长兼军事教官。自卫队即国民党社训总队，是一个大组织，因此，我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军官。

    在高埗，我认识了张如（时任中共东莞中心支部委员）、李南。张如此时已组织了一个武装小组，我一向又主张搞武装，所以深得张如喜欢。李南是江城洲一户有钱人家的千金小姐，也很积极，动员妇女参加自卫队。当时，在江城洲东圃小学，已建立了中共支部，对党发展自己的武装起到核心作用。而我经常到东圃小学教唱歌、跳舞等救亡工作，加上我是由何与成带来的，也深得党支部喜欢。张如找到我，让我训练完这一期后，参加政工队。我积极响应，于1938年初，参加张如领导的东莞县民众抗日自卫团统率委员会第一政工队。

    当时，山乡、水乡都有政工队，我参加的是山乡的政工队。张如是队长，王鲁明是副队长，此外有蔡焯、罗瑶（罗炽尧）、陈文慧、王河、叶淑德（叶茵），共8人。5个男的当中，实际从事工作4个男的；王鲁明在大坪见过一面后，返回水乡。

    王河小我一岁，她当时18岁，我19岁，与我一起表演抗日剧《放下你的鞭子》，进行救亡宣传。罗瑶低我一年级，懂武功。我们一起把手插到沙中练武功，以增强体质。此外，我喜欢看孙子兵法、侦探以及有关共产党的书，常向时任东莞中学图书馆馆长的王士钊借进步书籍，偷偷地看。我们政工队还前往寮步、大朗、樟木头等大地方演讲、演出。演讲的内容是，为什么打日本鬼、怎样打（通过讲持久战的道理），有什么战果（通过读报纸），等等，效果较好。在清溪、樟木头的时间较长，有的群众还要求参加抗日。我们这些热血青年，个个都热情满腔，有时候写抗日标语还写到天亮，然后用冷水澡、唱歌来提神。大家对这些工作都很乐意，合作很好，一直活动到天堂围、嶂阁。

    到了嶂阁，张如就对我讲，要找一个隐蔽的地方，指挥打游击。我立即说嶂阁这个地方好：第一，在政治上国民党对此地“三不管”。一边是日军占领的宝安，一边是东莞，东莞这边有几座高山，交通不方便，我们政治上要考虑国民党管得少的地方，才便于开展活动。第二，地形好。因山多，这里一个只有几十人的小村庄，却有三个炮楼可以利用。第三，群众基础好。当地人打仗很硬强。有个乡民参加械斗，连留在体内的子弹都未取出，张如称之为“铁牛”（取苏联一个叫“铁牛”的英雄人物）。可以选择这里作为游击指挥机关。

    张如虽然告诉我说，政工队来这些地方的主要任务是宣传群众，动员群众抗日，并说需要建立指挥打游击的机关，但因我还不是党员，还有更深层的任务没有告诉我，那就是要发展党员，组织抗日武装，为开辟游击基地做准备。这也是中心支部的一个重要任务。有的说法认为，开辟游击基地的部署是由中心县委作出的。但我认为，当时作这个决定的是中心支部，领导是张如，还不是中心县委，1938年5月才叫中心县委。

    从嶂阁过去是梅塘，我认为这里村庄大、人口多、平原多、易暴露，不适宜做游击基地；再过去是屏山水口，则可以做指挥机关的第二选地。从屏山水口过去，到杨屋村、大塘、大沙。一到大塘附近，可以看到莲花山、大岭山、水濂山，但看不到矮一些的红山。张如说，这一带可选为建立游击基地。曾生、邬强在回忆录中都说根据地是这四座山，构成东江纵队东、南、西、北的根据地。

二

    1938年初，我们这支政工队挺进大岭山，是较早开辟大岭山游击基地的一支队伍。此时还不能称根据地，因为根据地是比较牢固的，当时的情形只能称为打游击活动的基地。不过不可否认的是，实际上已经是根据地的思想。此后的活动便侧重于大岭山一带。

    就在这时，张如介绍我入党。我是在龙见田旁边的大坪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张如让我继续用自卫队中队长兼军事教官的名义，到大沙一带活动。此时是1938年1月底。党派我到大沙搞抗日游击基地，这在当时是比较早的。

    按张如指示，首先要发展党，以党组织为核心开展工作；其次是组织武装，训练自卫队，对上层要作统战，尤其是站在乡长后面支持乡长的大家族、大乡绅，即有钱有地位的族长、堂长。

    张如叫我要重视发展党员，组织群众，并做好统战工作，所以我与上、中层的头面人物及知识青年均有接触。我首先找到乡长殷乐山，因我尚以国民党军官的身份活动，又是由张如直接领导，中间没有第三人知道，所以一年后我才知道殷乐山是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殷乐山很热情，带我到处走。我还亲自到金桔岭等地做统战工作，在扩大影响的同时也扩大团结。

    我在大沙，采取两条措施搞武装。第一条是办了两期军事训练班，约100多人，以抗日自卫队的名义，但不脱离生产，战则作战，平时生产。第二条也即是很重要的一条措施，是搞联防，大大小小二三十条村都有武装，这些武装叫乡勇、巡丁，最初是专打土匪的，武器装备很好，有的村还拥有机关枪。这一批人员是骨干，起初用的是“抗匪保家乡”的名堂（之所以不用“抗日保家乡”，是怕老人们不接受），号召抗匪联防，后来才发展为抗日联防。一旦有情况，以击锣鼓为鸣警的第一信号，以枪声为第二信号，有枪声就有敌情、就是命令，各联防队员就要自动拿枪出来集合。这样的组织很有效。后来在1941年百花洞一役，就有500多民兵主动出击支援，大沙还出动了机关枪，与游击队的200多名队员一齐包围百花洞的敌军。可以说，好的基础，便是由这时打下的。党领导的武装建立起来了。

    党的组织也搞起来了。1938年5月，我参加了中共东莞中心县委举办的党训班（又叫支部书记训练班），并成立了一个支部，我任支部书记，此时已发展了3个党员。第一个党员是邝应陶，他在大革命时是积极分子，家住太公岭，我认他为干爸，便于掩护。另外，还有殷林灿，他虽是个中学生，家里又很有钱，但他参加我的自卫队训练，表现很积极。我很早发展了邝应陶、殷林灿为党员。第三个是邝池寿，他打枪准，善走夜路，后来，曾生部队回来，便是派他与邝应陶去带路。

    我在莞城参加党训班时，是班上的支部书记。王作尧做班主任（时任中共东莞中心县委宣传部长兼武装部长）。袁鉴文（时任东莞中心县委组织部长）是从延安回来的，也参加过一五三师训练班，和我是同学；他主讲建党问题。祁瑞和也是从延安回来的，主讲持久战、游击战。训练班设在东莞城陈富根家的祠堂，是个很秘密的地方。从这时起，我改名张英（原名叫张杰雄）。

三

    1938年10月12 日，日军在大亚湾登陆，开始了对我国华南的全面入侵。10月15日，中共东莞中心县委组建了东莞抗日模范壮丁队（简称模范队，群众则称之为“老模”）。模范队在莞城成立的第二天，就向大岭山区进发，先到达大雁塘，后到达飞鹅村。模范队把队部设在飞鹅村，以此为中心，活动于连平、上下山门、大雁塘、杨梅圩、莞太公路沿线白沙、龙眼一带，在那里进行军事训练，宣传发动群众，打击零散日军。模范队在大岭山区的活动及其模范行为，赢得了当地群众的信赖，很快就把群众发动和组织起来，投身到抗日斗争中去。11 月下旬，日军从莞城、石龙、虎门三路向南扫荡，模范队摆脱日军追击，到达大沙后，分两支部队，一支向宝安进发，一支则由王作尧带到屏山水口。王作尧不熟悉地形，问我在哪打游击好。我告诉他屏山水口好。此外，还叫我捐粮食，以宣传榴花战斗为由，动员群众捐粮。

    对于“老模”到达大岭山后的影响与贡献，我认为：第一，“老模”高举抗日旗帜，这个作用最大。第二，东莞话“老模”的“模”与“毛”同音，群众就把模范队当作是毛泽东的队伍，因此，“老模”在群众中很有威望。第三，作风好，确是八路军的一套作风。他们唱的歌，如《松花江上》、《义勇军进行曲》、《游击队之歌》，对鼓舞人心很有作用。八路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也被“老模”遵守；“老模”帮群众打扫卫生，损坏东西赔偿等优良作风，使“老模”深得民心。第四，“老模”善于做群众工作，这一条是非常重要的。“老模”来到大岭山后，做群众工作的面扩大，政治影响扩大。过去传“老模”在榴花塔打过仗，现在“老模”来到身边，带来共产党、八路军的一套作风，在群众中的影响日益扩大。“老模”还很注意搞统战工作，他们与联防队接触，对动员乡勇、巡丁抗日有一定作用。以上四条便是“老模”的影响与贡献，也是“老模”要比东莞常备壮丁队（我党掌握的另一支抗日武装）更出名的原因。

    模范队从成立到结束，是从1938年10月15日至12 月底。但是，此前为建立“老模”而做准备工作的人，以及较早挺进大岭山的政工队，算不算“老模”？笔者认为应该算。“老模”成立前，我们要搞游击基地，要动员群众参加武装，这些活动也等于为组织“老模”而工作。

    在屏山水口，王作尧的部队还剩下十几人与十几条枪（6条毛瑟枪，10条七九枪），枪支多是国民党给的坏枪。王作尧把人、枪交给我，叫我化整为零，分散掩蔽。除陈明、黎颖瑜（南姊）、何群等3人留在屏山水口，其他10来人交给我。我就是依靠应陶叔这样的好党员，为部队掩蔽了这些枪。

    1939年1月，此时张如已任中共东宝联合县委书记，让我任大岭山区委书记，下有两个支部，祁烽任组织部长（未到任），蔡焯任武装部长，王永祥任宣传部长（未到任），陈文慧任妇女部长。此时已不属于“老模”，属东江纵队的一条线。

    1939年夏，张英还在大沙参加一场打日军的战斗，打死一个日军，缴了一条枪，日军连称葵衣队很厉害。这一天，一队日军闯进大沙，我们的联防队立即鸣锣击鼓，各乡壮丁闻讯，纷纷出动。时逢天下大雨，日军不熟地形，被身穿葵衣的自卫队员和联防队员打得昏头转向，落荒而逃。自此，大岭山葵衣队不仅出了名，还充分说明了大岭山党的基础好、群众基础好。

    1940年9月，尹林平率领东移回来的曾生、王作尧两支广东人民抗日武装，从坪山返回宝安、布吉一带，准备恢复和发展敌后游击战争。黄佳带他到大岭山太公岭新村与我见面。黄佳介绍尹林平同志是曾生、王作尧部队的党代表。尹林平此行目的是打前站，了解大岭山的情况。他住了两天，告诉我们曾、王部队就快回来，叫我们作好准备，并决定由我找人带路。我就派邝应陶、邝池寿两位中共党员，将曾生、王作尧部队从宝安带回来。

    1940年10月，曾生带领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三大队，开到大岭山，创建抗日根据地。第一晚住太公岭老围洪裕祖祠堂，共87人，70余是战斗兵。由于大岭山区人民经过前一段开辟大岭山基地的活动，打下了基础，部队得到了群众大力支持。住了四晚后，前往大环，此地有一优势，因当地多客家人，而曾生的部队客家人多，易于打开局面，这也是第三大队的一个作用。以后便以大王岭为领导机关，尹林平、梁鸿钧、曾生等领导均进驻于此。

    此时，部队面临的最大困难是找粮食，我首先找到姑丈黎伯福（小地主）借粮食，后来向黎金、黎荣叔侄借粮食。通过请示曾大哥（即曾生）及与黎金交涉，黎金答应保证区里的粮食供应，曾生允许让他的粮食出口。从此，局面逐渐打开，后来收鸦片烟税，才解决了粮食问题。

    曾生让我坐镇大塘乡，任办事处主任，保护“走水客”（指前往香港贩运货物的人），同时还起到情报站、联络站的作用。说明了曾生当时搞根据地的布局已展开。大王岭则设有电台、报社，瓮窑、牛牯岭设医院、中山书院等机构，这些都是第三大队的功劳。

    曾生第三大队挺进大岭山打的第一仗是黄潭战斗。在这场战斗中，3个受伤的中队级干部，两个是“老模”，即鲁锋、陈其禄。群众都传称：“老模”回来了，这支部队就是“老模”。这场战斗政治影响很大，许多人马上来参军，要打日本鬼子，这些都促进了根据地的建立。我认为，对于大岭山游击基地的建立，张英的活动是打下了初步基础，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不能夸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