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挺在抗日战争初期，曾任东江游击指挥，在深圳设指挥部。

    1938年10月12日，日本侵略军在惠阳县海岸登陆，国民党军溃逃，日寇几乎未遇抵抗，第9天就占了广州。国民党第十二集团军司令兼第四战区司令余汉谋退往粤北，彷徨无计。东江的惠阳、宝安、东莞、增城、博罗等县，俱已失陷。余汉谋委任谭邃为东江游击指挥。谭原系余汉谋旧部，自感这职务艰苦，他又患病，恐难以胜任，因此不愿担任。谭邃与新四军军长叶挺是朋友，这时叶挺从新四军来到粤北，谭邃向叶挺讲起此事，叶挺请谭邃向余汉谋推荐他去担任，余汉谋果然任命叶挺为东江游击指挥。

    叶挺同新四军其他领导同志商量，准备从新四军调60个干部来东江。叶挺自己则先辗转到达香港，通过在香港的廖承志，找领导珠江三角洲及东江下游数县工作的中国共产党粤东南特委。特委当即调了几十个人，找来30余支枪，随同叶挺，于12月间在宝安县深圳墟建立起指挥部，并决定以曾生任总队长的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为指挥部的警卫营。当时曾部在惠阳县淡水区一带活动，尚未调集到来。又有王作尧任大队长的东莞模范壮丁队，在东莞县境，亦决定调来，尚未到达。当时东莞之莞城、太平、石龙，宝安之南头，惠阳之惠州城、淡水墟等，俱为敌据点。深圳亦曾为敌据点，敌一时移动他去，叶挺同志身边只有几十个人和30余支枪，但他毅然进驻深圳，建立起司令部和政治部，安定群众，向散在辖区各地的原国民党军的散兵及地方团队发出命令，要他们前来联系，接受指挥。按照职务，那些军队是要接受叶挺指挥的。叶挺设想：以曾生、王作尧所部游击队为核心，发动群众，争取并改造其他的抗日武装力量，可以在短期内建成一支拥有一万数千人的有较强战斗力的部队。党的粤东南特委也同叶挺持这种看法。叶挺在深圳，曾亲自带着四个人去过龙华，会见按职务要受他指挥的地方团队头目。

    工作正紧张地进行着，忽然廖承志通知粤东南特委，据悉：蒋介石得知余汉谋任叶挺为东江游击指挥，责备余汉谋说，这样，共产党就又在华南建立了一支新四军了。蒋介石要余汉谋撤销原任命，要叶挺立即离开东江回新四军去。廖承志说，党组织上（作者按：当时习惯如此说，其意是指党中央或代表党中央的长江局）的意见是：叶挺如不回去，恐影响到同国民党的统一战线关系。于是，叶挺只好离开。我当时是粤东南特委组织部长，就由我去深圳，将设在深圳的指挥部结束。

    为了秘密工作原因，我通过交通员，先同叶挺约定，俟他离开指挥部后，我才进去。我进去时叶挺已离开。政治部的同志也多数已离开，也是事先布置好的。政治部还有几个同志，是我到后才离开的，其中有一个是何启明同志。现在仅记得他这一个人名了。其他留下的，都是带着枪的同志，是特委临时组织起来交给叶挺带往深圳的一个排，排长是蔡国梁，他原是香港大同罐头厂的工人。全排30余人，几乎全是香港的工人，有30多支枪。

    叶挺在深圳总共只住了7天，他离开前，将他自用的白金钱牌三号左轮手枪交给蔡国梁，要蔡将枪转交给我。我同蔡国梁等在深圳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才离开。我把这个排带到了惠阳坪山时，曾生未知叶挺已离开，他正奉令率所部从淡水地区向深圳转移，去指挥部集中，于此与我们相遇。会合后，蔡国梁排就编入曾生部队。不久，我离开曾生部队，又将叶挺给我的手枪转赠给曾生。曾生佩用这手枪，一直至全国解放以后。

    叶挺在深圳的指挥部，设在鸿兴酒家。楼下为政治部，楼上为司令部。1965年春节我同曾生去访问老根据地，特意去深圳街上访寻过。当时那屋子已改为邮电局职工宿舍，门外柱子上旧漆有鸿兴酒家字样，尚依稀可认。屋内地板砌着花瓷砖，也还有旧时形迹。当时我曾慨叹，可惜当地很少人知道叶挺在深圳的这段历史。现在那屋子不知如何了。

    曾生接了叶挺留下来的战士和枪，这事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叶挺和曾生都用过的那支枪，是历史文物，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灾难，那物件大概亦不知何在了，我希望保留叶挺在深圳设立指挥部的那座屋子。

    （作者是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粤桂边区部队司令员、粤中纵队司令员，离休前任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