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宝人民抗日游击队的成立

 

蔡子培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寇的魔爪很快伸到华南来了。1938年夏秋之交，战火正在广东的上空蔓延。那时，我在延安陕北公学学习，大家议论日寇侵粤，有可能从汕头、大鹏湾等地沿海登陆。因而我们广东去延安学习的同学毕业后，有许多人要求派回广东工作。如卓扬、丘继英、蔡子培、关其清、魏良俊、林启周、黄炳辉、邓云龙、杜声闻等。1938年8月，我们从延安回到了广州，省委组织部指示我去中山大学复学，当时日寇飞机频频侵扰粤境，市区内汉奸活动猖獗，谣言四起，市民们风声鹤唳，人心惶惶，街上到处充满战争即将到来的气氛。中山大学迁去云南惩江县，我由于几百元旅费无着落，在瞬息万变的局面下，省委又发出指示，要我们找关系到国民党政工队里去；或参加各种抗日群众团体，转入农村宣传、发动、组织群众进行抗日救亡工作。

    当时全国抗日情绪风起云涌，广东地处沿海，群众更为激愤，广东省的国民党虽然同样执行蒋介石消极抗战、片面抗战的政策，但由于广东人民有着抵御外侮的中华民族优良传统，不断发出要求武装起来保卫家乡的呼声，迫使国民党成立了“广东民众抗日武装自卫队统率委员会”，由省主席李汉魂当主任。国民党第四战区和十二集团军还先后组织了政工队。我们的同志各自找关系参加了这些政工队，当时以中山大学教授丘琮为队长的四战区东区服务队也已成立，我和卓扬、丘继英、关其清、魏凡、陶祖梅等党员同志也打算参加东区服务队，以发动群众起来抗日。

    由于我的家乡在东莞县樟木头区石马圩，广九铁路贯穿全境，毗邻港澳，我在中学读书时，十九路军在淞沪抗日，我和张里夫等同志就组织过“东莞县第四区民众抗日救国会”，在家乡宣传过抗日的道理，当时为着救国，许多青年都积极参加救亡的运动。因此，我们认为石马的民众抗日情绪比较高涨，有较好的群众基础。

    1938年10月15日，我们一行五六人就前往东莞石马乡，经过积极的宣传发动，于17日便在石马乡三王宫大庙里召开群众大会，我和蔡品中、魏独青以及从延安“陕公”、“抗大”回来的卓扬、丘继英、关其清、魏凡、陶祖梅等同志也参加这个大会。会议开始后，我讲了当前的形势与我们的任务，接着卓扬等同志也发了言，一时群情汹涌，争着报名参加抗日武装队伍。参加的有蔡品中、魏独青、蔡启昌、蔡东庆、蔡玉恩、蔡有德、蔡赐来、蔡群和、曾祥、蔡玉堂、蔡群光、蔡谭有、吴少群(女)、蔡添发、蔡凤莲等30多人，大会决议该武装组织命名为“石马乡民众抗日自卫队”。到会的父老、青年们选举我为大队长。蔡品中为副大队长，魏独青为大队部负责人。会后迅速编造全大队武器弹药、花名册，共编成六七个中队，10月20日，由我和魏独青两人到东莞县政府报告备案。是时日寇在大亚湾已经登陆了，东莞县政府的官员们乱哄哄作鸟兽散，县长对我俩说：“现人们都已走开，我们也准备走了!”王若周是当时东莞县民众抗日武装自卫队负责人，他看了报告，征得县长的同意，委任我和蔡品中为东莞县民众抗日武装自卫队第四十一大队正副大队长。我们请求他发给武器弹药和经费，他说：“枪和钱没有了，子弹倒有几箱”。我和魏独青认为子弹也好，我俩就搬了两箱七九子弹用单车背回石马乡了。

    经过几天，我们石马抗日自卫队组成了常备队，进行了紧张的军事训练。当时石马开明人士蔡木新等大力支持我们抗日，献出了他仅有的两支鹿架手枪。我们接受了他的建议，由尝产拨款、拨粮作军费，收借各祖尝的武器，把部队武装起来了。

    10月18日，东区服务队长丘琮派了丘时万同志前来找到我们，说日寇已在大亚湾登陆，催促立即返回广州商量抗日工作。卓扬等立即回去东区服务队，我因主持自卫大队工作，留在石马没有回去。

10月21日，广州沦陷，他们回不了石马乡，因而参加了东区服务队。

    石马自卫队成立后，负起了地方的治安和宣传抗日捉汉奸等责任。

    惠州沦陷后，日寇肆意烧杀、奸淫、掳掠，惠樟公路逃难的难民成千上万，络绎不绝，他们扶老携幼，肩背细软，挑着行李，伤的病的、饥的冻的，景况悲惨。但柘山村一帮土匪却丧尽天良，经常在惠樟公路柘山村附近的地段，抢劫这些难民手上仅有一点食物或钱财，剥去难民身上的最后一套衣裳，每日均有难民来报案和诉苦，1938年11月21日晚，石马民众抗日武装自卫队和常备队会同一五三师温淑海旅的一个营，包围了土匪的巢穴，逮捕了一批罪大恶极的土匪分子。肃清了危害难民生命财产的匪患。为此，抗日自卫队的威信大大提高了，取得了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和大力支持。国民党反动分子蔡擎天乘机奔走钻营，想找官做，还杀猪送酒到温淑海部队去慰劳哩!

    广州沦陷后，日寇为了确保广州，妄图扫清广州外围的障碍——东、宝、惠、增、博等县的抗日力量，它们于11 月24日由惠州分兵三路：一路沿惠樟线直指东莞；一路指向宝安深圳、南头、西乡、龙华一带；另一路沿东江河“扫荡”增、博等县。

    沿惠樟线一路的日寇，在11 月25日到达只离我队八华里的丰门坳。我们把队伍拉上惠樟公路边镇江头村的山上，竖起队旗，这一带的民众远远望见我队的队旗，心里感到安定，镇定地转移到深山里而去。当时我们只有手枪和土造七九步枪，面对着成千配备精良的日寇，只得向清溪方面转移，当天晚上8时，我们到了柏朗村，清溪乡民众抗日自卫队大队长张松鹤等同志在村边的大树下迎接我们，经过短短几十分钟的商议，我们和清溪抗日大队的林锦华、张松鹤、张曼青、张锦棠、张雪松、张松生等30多名同志汇集一起，队伍向西南转移，经过鹿鸣学校到了土桥村和三峰村，又加上黄克、黄布、莫九养、黄满顺、谢谁等好多位同志，乘着月夜一起向前走；26日天亮，我们到达了塘凤乡竹尾田村。当时塘凤乡民众抗日武装自卫大队长是赖锦章，他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并集合了塘凤乡民众抗日武装自卫大队廖彪、房佐民、邹远山、房业勉、魏家基等数十名同志，在赖锦章的村子杀了一头猪作为石马、清溪、塘凤三乡抗日武装大会合的丰盛会餐。吃过了饭，我们这个一百五六十人的队伍又要出发了，但我们要向何处去？大家都在默默地考虑，经林锦华提出：“东莞县委可能在白花洞，我们不如去那里会合。”大家都赞成。从竹尾田出发，大约行了1个多钟头，路经山厦，叶励君、袁祥、邬振祥等同志又加入了行列，过了山厦不久，有人问行了有多远？房业勉回答说：“十月路直最少也有十几里！”的确，当时秋收已完，我们在田间休息，我和林锦华、张松鹤、赖锦章、谢乃坚、廖彪、房业勉、黄克、蔡品中等认为要抓紧时间组编好这支抗日武装队伍。群龙有首，有指挥有纪律才能思想一致，步调一致，打仗才能胜利。经过短短时间的讨论，大家决定整编为一个大队和两个中队。由于我在学生时期受过一些军训，而且曾在第四区组织过“民众抗日会”，做过抗日救国的宣传组织工作，熟悉的人较多，所以同志们一致推举我担任大队长，张松鹤、赖锦章为副大队长，赖锦章兼任第一中队长，副中队长是廖彪、房业勉；第二中队长由张松鹤兼任，指导员是林锦华和谢乃坚同志，并定名为“东宝惠边区人民抗日游击队”。这一炬武装抗日的火把，从此开始燃烧起来了。

    队伍经过整编，我们已有长短枪200多支，有部分同志配备了两支枪，但子弹平均每人只有几十发。

    我们继续向观澜乡的白花洞前进，去寻找中共东莞县委。在行进中，有一队日寇骑兵离我们10多华里尾随而来。我们发觉敌人向我们追来，于是，征求战士意见怎么办，全体同志个个摩拳擦掌，振臂高呼：“打！”我们立刻在离观澜10里左右的山地布置兵力，枪上膛，刀出鞘，准备和日本兵搏命。但这支该死的日寇骑兵却在离我们四五华里的时候，也许看见地形复杂对他们不利，竟掉头逃走了。战士猛拍大腿，大叫可惜！

    这场仗没打成，紧张的情绪松下来后，大家才发觉肚子都饿了，附近的群众都逃进大山去了，随军又无粮食带来，我们依靠在附近的党和干部战士想办法，他们分头到熟悉的或自己村里放置祖尝谷物的仓库担来几担谷，由队伍里的女战士负责磨和筛簸，当时仅有赖锦章、张松鹤的夫人较为熟手筛簸，其它年青的姑娘和战士均不会。时间紧，任务急，一半米一半谷就下锅了，这种沙谷米饭，吃起来沙沙作响，同志们伸长了脖子才能吞下去，有些同志笑着说：“这一餐饭真像‘鸭仔饭’。”“鸭仔饭”这个名字就由此而起，后来东纵建队后，有新战士要求参队，许多连排长干部都这样提出：“当游击队要吃‘鸭仔饭’的，你吃得么？”我还记得有首游击队员写的山歌其中有两句：“食鸭仔饭啊补腰骨，睡禾秆草好像弹弓床”的革命乐观主义佳句。

    11月28日，我们在向白花洞行军路上遇见一支国民党兵，当时他们问我们是哪一部队，我们告诉他是东宝惠人民抗日游击队。他们向团长做了报告，团长表示要和我们见面。原来这股国民党军队是属一五三师张瑞贵部的九一三团，团长叫李纯，给日寇打散了，张瑞贵不知逃到什么地方，和他们失了联系，既无粮，又无饷，也没有情报，所以不敢乱闯，生怕被日寇消灭，处境十分困难和危险，饿了就抢东西吃，群众关系不好。我正打算去找该团长商量，动员他们共同团结抗日，和东宝工委书记张如，以及东宝工作队负责人黄木芬等同志会合了，他们也是刚集中起来的战斗队伍，尚无完整的军事建制。

    这时我的党组织关系还没有转到东莞县委来，为了统一在白花洞各部分人员的思想，他们邀我共同开了一次会议，经过讨论决定派王启光等几位同志和李纯谈判，李纯愿意与我们联合起来，共同抗日，成立政治部。决定王启光同志为政治部主任，蔡子培同志为政治部副主任，政治部下面设有政治大队，这个政治大队是由东宝工作队等人员组成。政治大队的组成，是为了加强群众工作并改造李纯的九一三团，使之成为具有新的政治精神的军队，提高战斗力，更好地发挥抗日游击战的作用，以达到政治统帅军队和建立新军改造旧军等目的。因此，我们选择文化水平高的、政治素质好的共产党员和党外人士分别担任九一三团的营的正副教导员、连的正副指导员、排的服务员以及班的政治战士。例如蔡品中、曾祥、张曼青等三位同志就被委任到第一营，他们跟该营的营长罗基、副营长杨日香以及各连的连长相处得很好，做了不少工作。

    我们共同学习和宣传《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军事理论。经过学习、整顿，这个军队的纪律、群众关系有所好转，精神面貌和政治素质逐渐发生变化。

    李纯对我们大体上能做到言听计从，张副团长也称赞我们这些青年，具有英勇抗日的赤胆忠心，表示钦佩。

    政治大队绝大部分成员派进九一三团后，留下在政治大队的同志就不多了，在白花洞休息整编约10余天，任务是改革军队的政治工作，使指挥员和战斗员团结一致，军民团结一致，实行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的全民总动员。壮大游击队伍，区分兵力，作出了全面的部署，并决定游击指挥部和政治部设在白花洞。给养来源：（一）发动群众和华侨支持；（二）动员所辖地区的祠堂公尝捐献粮饷，这些任务完全由政治部担负起来。并在整训当中即在12 月上旬，决定由蔡子培会同林锦华、张松鹤等同志带领两个连约200多人，到清溪、石马、塘凤等地区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以开展游击战争。

    当时清溪的日寇刚退走，赌馆林立，鸦片馆很多，小偷、私娼也开始出现，搞得乌烟瘴气，群众意见很大，要求禁烟禁赌。我派了两个连部分队伍，包围了清溪圩，逮捉赌徒、鸦片佬几十人，将为首的家伙批评教育后，全部释放，没收了赌款几千元和全部鸦片烟具，这笔赌款经过我们研究决定用作部队的伙食和战争经费。再出布告严禁烟赌、肃清小偷和私娼，使清溪社会秩序逐步恢复正常。

    日寇当时占据莞城等地，我们决定对敌人加强袭击，扩大和巩固我们的队伍，整顿日寇撤退后各圩镇的社会治安。

    当时连队有些枪械和两挺重机枪坏了，于是发展了一些懂技术的工人成立修械组，修好两挺重机枪和一些有毛病的枪械，使部队全部处于可随时作战的良好状态。

    12 月初旬，我们的队伍在苦草洞一带地区活动了约一星期，李纯就跟国民党新成立的广东东路军指挥部司令张瑞贵在电台上取得了联系，张瑞贵电令李纯的九一三团以及九一七团部分队伍，全部到紫金蓝塘集中，并要求政治部正副主任王启光和蔡子培两位同志一齐到紫金县蓝塘镇会见他们的“东路军指挥部”负责人。当时我委托了林锦华、张松鹤、赖锦章等同志在清溪、塘凤、石马、塘厦等地区，继续发动组织广大群众，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我和王启光则在九一三团的请求下，同团长李纯等前往蓝塘镇。队伍途经惠阳县井水隆、麻溪村时，我们和该团部驻于大地主张立廷家里。是时九一三团接到东路军指挥部张瑞贵的命令（张瑞贵原是一五三师的师长，这时候，张已提升为东路军指挥员了）。指示该团以东路军指挥部名义并用九一三团的印章代发三张委任令，即委黄木芬为“东宝惠三县边区抗日游击队”第一大队长，委任蔡子培为第二大队长，任张立廷为第三大队长。我接到第二大队长委任令之后，立即写了一封信叫蔡东庆同志立刻带回清溪乡给林锦华同志以及张松鹤、赖锦章两位副大队长，请他们召开本部会议，报告此事，同时布告民众知道。张、赖和林锦华等同志着手把部队编组起来，并把臂章发给同志们佩戴，臂章写一“子”字，以示识别。

    12 月中旬，我和王启光同志以及九一三团到达紫金县蓝塘镇后，张瑞贵派了一个高级参谋会见我们。在座谈中，王启光同志与李纯介绍了我们游击队和九一三团在东莞、宝安两县共同抗日活动的经过概况，我也在座谈中作了简要的发言。东路军指挥部的参谋向我们表示：感谢东宝人民对军队给养的接济，感谢前线抗日游击队的支援和帮助，希望抗日游击队发展壮大起来，坚持在前线打击日寇，保卫家乡。当时大家共同的语言和决心，就是坚持抗日游击战争，巩固和扩大军民团结，抗战到底，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

    在王启光和我来蓝塘前几天，即12 月下旬，在淡水、澳头撤退下来的国民党军队温淑海旅的旅部，送交我一份电报，是第四战区少将参议丘琮和东区服务队的卓扬、关其清等同志打来给我的，说他们已安全由广川到了梅县，要我去梅县商讨开展民众抗日救国运动事宜。这时候，我想现在蓝塘的任务已经完成。到梅县只有100多公里了，我为了把东区服务队这一大批从陕北、抗大毕业回来的同志，请到我们第二大队活动地区来，这对于刚刚成立的第二大队的发展，开展游击根据地的各项建设工作，打开东宝前线抗战的局面，都有重大的作用，而且我那时候的党组织关系，还没有转到东莞县委来，我要去东区服务队接上组织关系。于是，我和王启光同志交换意见之后，偕同战士蔡群光（后来是石马乡农会长，被匪军逮捕遇难）。从蓝塘出发，取道紫金、五华、兴宁到达梅县。于1939年2月上旬，在蕉岭县文福乡和东区服务队的同志以及丘琮会合了。以丘琮为首的东区服务队成员，几乎都是和我一齐从陕公、抗大回来的同志。我接上党组织关系之后，中共梅县中心县委指示我们成立东区服务队党支部，由卓扬同志为支部书记，丘继英同志为组织委员，蔡子培同志为宣传委员。

    我在支委会议上汇报了我在东莞受东路军指挥部委任的“东、宝、惠三县边区人民抗日游击第二大队”队长和正在编组部队的经过情况，要求把东区服务队拉到该地区，以支援武装部队的建设和开展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工作。经过讨论、研究，并向梅县中心县委汇报请示之后，意见一致。于是，我们向丘琮提出把东区服务队开往东宝惠前线，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要求。丘琮考虑后，表示完全同意我们的建议。丘琮是中山大学教授，国民党四战区授给他少将衔。东区服务队是直接受四战区司令部领导的一个民运工作队，因此，他认为要请示张发奎批准，才能行动。经过了八九个月，在独九旅工作一段时间之后，才把东区服务队转到东、宝、惠的地区来。该队的中共党支部，则由梅县中心县委领导转到东江特委领导，并同尹林平同志直接联系。1940年，国民党反动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国民党惠州游击纵队指挥部企图消灭我党领导的东宝惠地区抗日武装，曾生同志的新编大队和王作尧同志的第二大队，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包围袭击，转移到海陆丰。东江抗日先锋队、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先后被顽固派强制解散，东江华侨服务团博罗队的队员，则遭受反动派的逮捕入狱。这时候，尹林平同志指示我们撤退，转移到地下活动，我和关其清同志则被调到中共河源县委工作了。

    （作者是原东江纵队第二支队第二大队大队长，离休前任广东省物价局局长）

 

（载《东莞烽火》第4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