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闪光

 

——建立东莞抗日模范壮丁队和东宝惠边抗日武装的回顾

 

王作尧

 

    1938年10月11 日，日军炮轰虎门、大亚湾，轰炸广九铁路沿线及惠州、淡水、石龙、莞城等地，配合陆军于12 日凌晨从大亚湾登陆。

    东莞地区共产党的组织是重新恢复的，党员除了个别到陕北抗大学习后派同来，知道一些八路军的情况外，其余的人多数是25岁以下、只有三两年党龄的党员，没有一个具有战斗经验。人家只知道：敌人来了，就是国破家亡，就要与敌人战斗。

    根据日军登陆前中共广东省委的指示，东莞中心县委作了战斗的布署，通知全体党员将能够掌握的武装，分两个地点集合。一个是东莞的大岭山，一个是东宝交界的白花洞（这两个地方已经预先派党员前往开辟工作）。当时增城 只有几个党员，没有通知他们集合。

    日军登陆后，为了迅速占领广州这个华南重地，就集中全力向广州前进。在东莞，日军只占领了石龙，侧翼掩护其向广州前进的主力。从石龙到东莞县城，必须经过一条宽阔的东江支流。因此日军也不急于进攻莞城。

    东莞中心县委认为，在这种形势下应该尽快采取行动。一方面与日军作战，阻击敌人，以稳定民心；另一方面争取团结国民党军队，使他们从消极逃跑转变为积极抗日。这样，县委除了通知各地方乡村支部全体党员将掌握的武装力量集中到大岭山和白花洞之外，在10月15日，又将县城的全体党员（主要是学生，部分是教员、职员和手工业者）以及一些进步青年，立即召集起来，组成一支“抗日模范壮丁队”，要求国民党县政府发给枪支弹药。经过斗争，我们领到了30多条枪。中心县委决定将机关设在模范队内，这样党就切实地掌握了这支武装。东莞人民抗日武装一开始就由党指挥枪，枪保护党。东莞的抗日武装斗争从此就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一、榴花战斗和东莞抗日武装斗争的开始

    10月17日，模范壮丁队到达大岭山。集中了全县各地的党员及武装小组，以飞鹅为中心组织和训练战斗部队，并派出工作组到莞太路沿线展开工作。同时，为了稳定人心，扩大影响，决定在东莞新闻社设立“莞城留守处”。

    日军占领了石龙后，模范壮丁队的一部分和常备队在颜奇和何与成的带领下，到峡口的榴花塔下一带阻击敌人。日军登陆以来，从没遇到过强硬的抵抗，他们横冲直撞，到处抢掠和迫害群众。曾有一次，有一小股敌人乘木船，从石碣渡江，途中碰到常备队以排子枪的阻击，日军毫无准备，被打得退回石龙去了。

    初战的胜利，不仅会使新战士们振奋，而且也容易使他们骄傲，他们纷纷要求过江作战，终于说服了领导。于是，连夜布置，让常备队一中队三小队和模范队王尚谦的一个班共有40多人，在颜奇和何与成带领下，渡过东江，埋伏在刘屋村旁边的一片竹林中。以王尚谦班和常备队的一个班向西面埋伏，另一个班则向东埋伏。布置完后，颜奇、何与成带着几个宣传员到村里作宣传和了解敌情。刘屋村的自卫队听说我们要伏击敌人，就主动出来参加战斗。

    石龙沦陷以来，敌人的搜索巡逻队都是从刘屋背后方向过来的。但这天却相反，敌人骑着马沿着河堤从西而东跑来。因为河堤那边被竹林遮住视线，当埋伏在竹林里的战士看见敌人时，敌人已经离战士们很近了。面向东面那边的这个班急得齐声大叫：“骑兵——骑兵！”一边叫一边开枪射击，面向西方的那两个班急忙转过身来。可是敌人的骑兵已冲到跟前，30多名骑兵一边策马奔驰一边用冲锋枪向竹林扫射，一下子就打倒了我方好几个战士。但敌骑兵也不明底细，扫射以后便跑远了。这次战斗就是榴花战斗。

    在这次战斗中，日军只有一人被我方打死。我方的队员却有11 人牺牲，刘屋村的自卫队也有12 人牺牲。

    烈士的遗体运回莞城后，在中山公园召开了一个群众性追悼大会。群众都非常悲愤，情绪也十分激昂，他们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誓为死难烈士报仇！”等口号。当场有不少人要求参加抗日模范壮丁队。

    榴花战斗后，东莞的人民群众知道模范队抵抗日军，心情也就渐渐稳定了。逃往乡下的人也逐渐回来了，连国民党县党部和县政府也同来了，国民党的正规军也逐渐集合起来了，可是他们都与上级失了联系。而人们对他们一枪不发、闻风而逃的作法嗤之以鼻。当局要想筹款、征税，老百姓都不理。模范壮丁队为了顾全大局，团结抗日，把收到的堆积如山的粮食、猪肉等慰劳品转送他们。这样人心就更向着模范队了。

    日军占领广州后，10月23日，又占领了虎门。当时据守虎门的是国民党正规军一个师，虎门要塞司令部及其直属的一个守备团，还有一个“东增宝自卫团统率委员会”及其属下八个“集结大队”，加起来需要发饷的最少也有1.5万人，战斗部队也保持有六七千人以上。而占领虎门的日军却是一支海军陆战队，人数仅五六百人，如果国民党正规军坚决抗日的话，敌人一定不可能在短时期内攻占虎门的。敌人在舰上打了三天炮也未敢贸然登陆，当登陆后一看，却愕然了：虎门炮台上的几十门大炮都完整无损，炮膛还雪亮的，在山洞的弹药库里堆满着炮弹，还有许多步枪、子弹、手榴弹，但这些弹药连同国土一起都被日军占领了。后来我们到守备团工作的同志和士兵们谈起这事，他们还痛哭流涕，说在接到命令要撤退时，有些士兵哭着不肯走，还偷偷地拆下几门大炮的撞针。

    我带了模范队的一部分同志，来到莞太路，会同当地的工作队，重新派出了三个工作组到国民党的军队去工作：一个组到驻守在白沙离敌人最近的那个团去工作，一个组到驻守在佛子坳虎门守备团去运作，一个到自卫团统率委员会工作。每个组都带着募捐得来的粮食和日用品，这样一来，他们就十分欢迎我们了。原来这一带的人民对这些军队十分气愤，借口防备日本人来抢粮，都把粮食收藏起来，使他们买也买不到，抢也抢不到。而且这一带乡村都配有枪支，如果弄不好，群众是会反击他们的。模范队一来，他们的问题就解决了，这些国民党军队今后吃饭，非靠我们不可。

    住在虎门的日军时常到虎门周围的乡村去抢粮食，开始时他们只到靠近虎门的几条村去抢，因为没受到抵抗，就越抢越远了。老百姓于是把粮食埋藏起来，以防日军抢走。我们工作组来了之后组织村与村之间进行“抗日联防”。

    派去国民党军队进行抗日统战工作的几个小组，经过一个星期的艰苦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驻在白沙的国民党部队已经有了一些觉悟，与群众的关系也较为密切了，他们答应在敌人前来抢粮时，一定会打击敌人。以后的几天里，敌人沿莞太路向北抢粮时，都给我们打退了。后来有一次，驻虎门日军倾巢而出，到白沙村抢粮。各村的农民纷纷走来参加战斗，漫山遍野的人们在各个山上擂鼓振威，将几百名日军击退。这次战斗，模范队动员了农民和国民党部队，用“人民战争”的方法击退了日军，迫使敌人困守虎门，再也不敢出来了。

二、日军回师大“扫荡”与东莞沦陷

    10月下旬，峡口、虎门两战线在模范队和常备队的守卫下，暂时稳定下来了，人民群众都十分拥护这支队伍。国民党“东增宝自卫团统率委员会前线指挥部”害怕群众的心都向着模范队和常备队，便向东莞当局提出：“常备队在峡口已经守了20多天，应该让他们退下来整顿一下，由自卫团派部队接防。”这样，在11 月19日，常备队以及“国民军社训总队部”就奉命撤到寮步整顿。

    日军从大亚湾登陆到占领广州，大约花了不到10天时间，广东当局余汉谋的部队始终没有正面抗击过敌人。在惠东宝这个三角地带，也只有我们在榴花峡口和虎门白沙等地曾抗击过敌人。日军也摸不清情况，估计在他们进攻的路线以南，惠东宝这三角地带一定残留着不少国民党军队。而且这三角地区，底边的香港、九龙和太平洋，两边的珠江，东边是他们的封锁线。在这个地区内的国民党军队一定无法逃跑。事实上，当时在这地区内有国民党正规军三个整师，还有虎门守备团、自卫团等杂牌军，合起来总兵力约有四五万人。因此，进占广州的日军返过头来，与后续部队一起，沿着澳头到增城一线，从东北向西南东惠宝一带横扫过来。

    11月20日，自卫团接防的第二天，日军就渡江进攻了。敌人一开炮，连敌人的影子还没发现，自卫团就狼狈逃命去了。10时左右，日军就进入东莞县城，下午又沿着莞太线攻到太平镇。次日，日军源源不断地从石龙沿莞龙路、莞太路运动。在这两条公路两旁的所有乡村都驻满了敌人。这样敌人就把“扫荡”的网张开了。

    国民党县政府和自卫团指挥部撤到模范队所在的飞鹅岭。他们在撤退中，还拖了条长长的尾巴，有坐轿的家眷、有搜刮来的一担担金银财宝等等。他们在飞鹅岭停下来的目的，是想整顿一下，多抓几个挑夫，继续往南面香港那里逃跑。

    国民党的自卫团原来有12个集训大队，其实都是收编的土匪，到了这个危急关头，他们再也不跟随指挥部了，都折回原来活动的地盘，不管国土沦亡不沦亡，照旧过着昔日的抢劫生涯。这样，自卫团指挥部只剩下几十名护卫兵。至于国民党的正规部队，比较轻装，跑得也快，早就跑到前头去了。

    莞城沦陷时，东莞中心县委已把模范队以及分散在各地的工作队集中在飞鹅岭。这时，我们有400多人的队伍和200多条枪，但子弹很少，经费也没有来源。我们还争取了颜奇带领的社训总队部和两个常备中队和我们一起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但他们是靠国民党县政府供给的。

    在此情况下，县委召开扩大紧急会议，决定常备队和模范队集中一起，编成一个人队，由我当副大队长，县委书记当政委。当讨论今后如何行动这个问题时，东莞中心县委常委内部发生了分歧：一种主张跟着国民党县政府和自卫团行动，在行动中争取他们共同抗日打游击，争取他们发子弹发饷给我们，成为执行“统一战线”的模范；又认为独立行动后，人数少，缺乏弹药，在敌人三面围攻下，生存的可能性也很小。另一种主张是：如果跟着国民党县政府等撤退，而日军紧逼于后，到头来会被赶进九龙半岛，这样一来，不向日军缴枪就是向英军缴枪；因此我们必须避开“南逃”这股退潮，钻进山区，站稳脚跟，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至于给养问题，半个多月以来的经验说明，只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是可以解决的。当时，中心县委常委只有3个人，双方各持己见，未能取得一致意见。正在此时，突然响起了激烈的枪声，敌人开始拉大网了。我们只能立即撤退，一路走一路继续讨论去留问题。

    这时，逃难的人流挤拥着整条路，直到天黑还走不到40华里。我们十分焦急，到半夜时才作出决定：先派一部分人离开南撤的队伍，到屏山水口一带山区去。其余的人等到天亮后，向自卫团领取弹药粮饷，再到屏山水口集中。

    我和袁鉴文将几个武装小组编成一个武装小分队，加上一部分伤病员和县委工作人员，一共约60人，向着屏山水口进发。县委书记姚永光和何与成留下，掌握其余的200多有武器的部队，等待领取子弹、粮饷。

    我带着小分队向水口进发，天还未亮，就听见后面枪声大作，人喊马嘶，一直向南而去。日军南进速度很快，姚永光、何与成等带领队伍，给敌人的大网刮到九龙新界地方。敌人“扫荡”过后，他们同到深圳。后来，遵照上级的指示，他们编到曾生部队那里去，成为新编大队骨干。

三、嶂阁会师与组建抗日武装

    清晨4时左右，我和袁鉴文带领的这支队伍到达水口村前的一个荔枝园。为了安全起见，我派人入村了解情况，从村民口中了解到：村里刚来了一股袁虾九的土匪，约有l000人，村里的祠堂、禾场都睡满了人。

    我当即召集了几个干部一起研究。蔡焯同志提出，我们可以在附近的东山庙集结。但如果让袁虾九他们发现了，打起来怎么办？当时我想起袁虾九有个左先锋（即参谋长、军师之类）叫王永春，是我的同乡。于是决定去见袁虾九，向他说明情况，争取他不向我们进犯。

    我带了邝耀水进入村内，走到一座祠堂门口，见坐着几个拿着短枪的人，我对他们说：“请传报一声，我是厚街人，有要事前来拜见九爷和永春叔。”有一个人进去，不一会又出来说：“九爷有请。”

    我走进祠堂去，看见在祠堂后厅中间的一张大床上躺着两个人，左边一个矮小黑瘦约50来岁，蜷缩着腿，正对着烟灯抽大烟。我估计他可能是袁虾九。右边躺着另一个人，身材高大，可能就是王永春。我于是走向他们作自我介绍。王永春马上说：

    “啊，熟人，熟人。”他转过头来对袁虾九说：“我认识他的父亲，小时候我们在一起玩的，还沾点亲。”

    袁虾九唔了声，问起我怎么会到这里来。我说：“我是教书的，日本人打来了，我们一班青年教师和学生都不愿当亡国奴，成立了一个抗日模范壮丁队，县政府又发给我们几十条枪，我们想打游击要抗日。”

    “啊，学生军，有志气，你们几十人怎么去打呢？”

    “我们这些年轻人都没有经验，还要请九爷指教呢。”

    “唔，现在的世道很乱，做事要小心啊！譬如今天，碰见我算你走运，如果碰见国民党，话就不是这么说了。以后你千万别靠近他们，你们只有几十人……以后你们有困难就来找我吧！”

    我与他们寒暄一番后，就退出祠堂，与邝耀水一起走出水口村，返回东山庙。我们这支队伍就暂时驻在这里了。至于姚永光他们带领的主力队伍，情况不明，我们十分惦记着他们。连续派了两组人去了解情况，都没有消息。大家心情都很沉重。

    这时，卢仲夫从东坑，把东坑的武装带出来，与叶镜源带领的大朗武装，伏击了日军之后，来到了东山庙与我们会合。大家决定重新整顿旗鼓，积极开展工作，派出组织干事祁瑞和到白花洞与张广业的东宝边工委联系，并打听主力队伍的去向；我则率领其他的队员重返大岭山，发动群众抗日斗争；邝耀水等几个有病的同志，则留在水口，一面养病，一面在东山庙建立大岭山与白花洞之间的联络站。

    日军“扫荡”过后的大岭山区，一切都似乎很平静，国民党的政权、军队都已崩溃了，这一带成了个真空区，我们当时不晓得把它接过手来，更大规模地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而是进行隐蔽式的活动。当时留下来作群众工作的几个党员，也不敢公开发动群众，怕搞红了站不住脚，从而失去了一个发展的大好时机。不仅是这样，在这种无政府的状态下，当地的地主士绅与士匪勾结，称王称霸，十分嚣张，对群众敲诈勒索，成了当地的土皇帝。原来当地的群众的抗日情绪相当高涨，在反动势力之下，冷却下来了。12 月初，我率领队伍回到了大岭山区。目睹上述情况，我们决定，开展助民劳动和家庭访问，重新向群众进行抗日宣传活动。经过一段艰苦宣传发动工作后，群众都奔走相告：“老模回来了，又可以跟日本人打仗了！”群众的抗日热情也逐步高涨起来，我们在大岭山区也渐渐站稳了脚跟。

    我们在大岭山住了一段时间，安排好了工作后，再转移到屏山水口。不久，祁瑞和从白花洞回来说，与白花洞的张广业联系上了，但仍然没有看见姚永光带领的主力部队；白花洞一带当时驻的国民党正规军一个团，王启光带了一个工作组在他们团里作统战工作，并担任政治部主任；在各营连中也派了政治工作人员，他们准备在当地坚持游击战争。

    白花洞、嶂阁村位于宝安与东莞交界处，都是二三十户人家的小村。日军在大亚湾登陆时，张广业和宝安工作组的同志都撤到这两条村子里，成立了“东宝边区工委”。日军“扫荡”时，他们汇集了路东清溪、塘厦、石马的抗日武装，成立了“东宝惠边抗日游击队”第一大队、第二大队，并拣到了一批国民党军队逃跑时遗留下来的枪支弹药。

    于是，我率领队伍来到嶂阁、白花洞，和他们会合一起开展活动。我们的武装部队拥有60多人，其中，80%以上是共产党，大家斗志昂扬，决心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但是，怎样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呢？当时我们谁都没有经验，脑子里亦没有建立抗日政权的观念。我们总觉得自己力量小，只能是见一步走一步。不过这时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如何找到上级党，只有与上级党取得联系，得到党的领导，才能有一个正确的方向，这样，这种困难就容易解决了。

    我和张广业共同研究当前形势，两人作了分工，他负责继续找上级联系，并通过当地党员的关系，向当地的开明绅士借粮借款。我们还觉得“东莞抗日模范壮丁队”这个番号此时已不适用了，我们必须独立自主，旗帜鲜明。于是决定将队伍定名为“东宝惠边区人民抗日游击队”。由我和黄木芬负责带领这支队伍，活动于铁路以西的宝安和东莞交界地区，开展抗日宣传活动，以扩大政治影响。

    部队刚活动了两三天，张广业就派人来通知，与上级党联系上了，要部队赶快回转嶂阁。

    我回到嶂阁后，知道省委已经转移到韶关，并在香港成立东南特委，领导珠江三角洲一带的工作。

    当时，日寇占据澳头、淡水、惠州、博罗、增城一线。这样东江以南，淡水河以西，一直到珠江边，这一大片土地都是敌后地区了。在这片地区内的国民党部队和政权，一部分被扫到了香港；另一部分则从日军的据点之间钻了出去。这样，在这片敌后地区，除了有些土匪活动之外，就只有我们抗日游击队了。

    于是，我们决定以我为主，在这里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并准备在这片地区建立一个抗日武装斗争中心，领导机关也准备设在这个地区。我们选中了清溪附近的白云幛大山脚下的苦草洞，作为中心的心脏。

    我们作出以苦草洞为中心的决定后，便把东宝两县的党员、武装集中起来，进行整训。这时，东南特委通知我们：退到新界一带的姚永光带领的模范队员已编入曾生的“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只派何与成等少数干部回来。何与成带回了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等著作。大家如饥似渴地认真学习这些著作后，眼睛擦亮了，信心大大增强了。

    自1939年元旦开始，我们就在苦草洞进行整训，将原模范队和其他各地的抗日武装合并在一起，组成了一支新的抗日武装，番号正式定为“东宝惠边区人民抗日游击大队”，由我当大队长，何与成当政训员。从此，我们这支抗日队伍以新的姿态战斗在东江河畔，坚持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给日本侵略者以有力的打击！

    （作者是原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离休前任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载《历史的闪光——东莞抗日模范壮丁队的回顾》，广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