莞城解放前夕的一个紧急任务

 

张  秋

 

    1943年，我参加东江人民抗日游击队。两年后，因父亲患重病，母亲到部队向指导员提出要我回家探望父亲，经同意，我回到家乡篁村。后来母亲病逝，父亲瘫痪在床，我只得继续留在家里。父亲病故后，1949年初，舅父尹煜留我到他的家里生活，实际上由我看管门户和警卫。直至莞城解放时我都住在尹煜家里。尹煜家在莞城文兴街，是我党地下交通站，尹煜是革命干部家属（儿子尹平曾任中共东莞新一区委书记），他以国民党保长身份作掩护从事革命活动，家里藏有长短枪4支，其中一支长枪、一支短枪（左轮）藏在楼下，信任我保管使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数月，中共东莞蒋管区委的祝锦龄多次秘密到尹煜家里，有时即来即走，有时住几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几天，已是中共东莞县委成员的祝锦龄住在尹煜家里。当时解放大军迫近广州，莞城社会治安动荡，人心浮动。

    10月15日下午，祝锦龄吩咐我到街上走走，看看外面有什么风声。我即走出大街，走进城内，沿路看见冷冷清清，行人很少。经过万寿里国民党县党部（储济仓附近），里面不见人影。我闯入县正街衙门（国民党县政府），没人把守，听说国民党官员都逃走了。我返回家里，将所见所闻向祝锦龄汇报。第二天，社会治安情况更紧张，各路土匪聚集了十多条大坭船在金鳌洲附近海面，准备晚上洗劫莞城十二坊（即城外几条商业街），加上前一两天城外连续发生打死祁宝、枪杀牛仔锐等恶性事件，人们更加惊慌。当日午饭后，祝锦龄叫我上二楼（即木楼阁），给我一个紧急任务：“你带一封信到葵衣街瑞记祥榨油铺，有人问你时，你说祝锦龄叫你带信来的。”当我怀上短枪带信到瑞记祥时，就有人接住问我，带我由铺面右侧入榨油坊内。我见到卢焕光（时任县委书记），将信交给他。榨油坊里点燃一盏围尾灯，半明半暗，看不清里面有多少人。卢焕光看完信后写上几个字，吩咐我迅速将信带去莞城郊外找武工队黎柏芳，时间要快，并派一位穿便衣的男青年（年纪比我大一些，不是莞城口音，怀有手枪）和我一起去完成这个紧急任务。我两人马上出发。同去的青年不熟路，我也不大熟悉，唯有一股救急心情去闯。我们经过大马路，到莞龙公路，往黄旗方向走。没想到就在戴屋庄村前附近，看见前面小山头上插有几面红旗。我们决定上山寻人，走到半山腰时有哨兵喝住，问干什么，我们回答要找黎柏芳有急事要办。很快黎柏芳由山顶下来，看信后，即向其他同志交代任务。黎随我们二人入莞城直到尹煜家里，他到楼上见祝锦龄。不久，祝锦龄、黎柏芳等几个人从楼上下来，我看见方东同志（时任县委常委）也在一起，方东见我有些惊讶，问我为什么在这里。我说尹煜是我舅父，我住在这里。他微笑一下急匆匆地出去了。当大家分头出去时，祝锦龄要我跟随黎柏芳去集队进城。黎柏芳将队伍带到原莞太车站旁边的一块草地，指挥各人站岗，有一部分人到上清观城墙制高点，另一部分人到西门口高第路段碾米厂、木茨厂附近站岗。黎柏芳和我等几个同志到莞城商会联系事务：（一）要求商会负责我们饮食；（二）因商店灯光太暗，便利土匪出动，不利我们行动，要求商会通知各商店通宵点亮大光灯。商会祁贺枝等人都答允。

    傍晚，方东带领的水乡武工队也进城了，有部分人住在上清观大雄宝殿。到了半夜，土匪不敢上十二坊洗劫，但有小股土匪去文兴街抢掠。我们接到情况后马上派同志出去截击，当我们赶到时土匪已逃走了。第二天（10月17日）中午，粤赣湘边纵队东江第一支队第三团领导人麦定唐、何棠等同志带领大部队进城，宣布东莞解放。祝锦龄担任莞城市（即莞城镇）市长，我和尹煜被安排在莞城市政府工作，从此当上国家干部。

（作者是中共东莞市委统战部退休干部）

 

（载《东莞党史》200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