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勇当先锋；自由民主，高举大旗；南天一柱，世人景仰；仲夷同志，永垂不朽。”深受爱戴的任仲夷同志离去时，我读到这副来自北京的老同志饱含深情的挽联，深感共鸣。

    时间飞逝，任老离去已经一年了， 他的音容笑貌至今历历在目。论年龄和资历，我都是晚辈，但在多年的接触中，我和任老可说是成了忘年之交，无论在工作中碰到疑难，还是在思想上感到困惑，向任老请教已成了我的习惯。

    尤其是在我主持东莞工作期间，任老从领导岗位退下来以后，这样的耳提面命和促膝长谈更加多了起来。任老的坚定信念、远见卓识、精辟见解和政治智慧、领导艺术，在许多重大和关键的问题上对我的启迪、指导和鼓舞如甘露入心，醍醐灌顶，使我获益良多。回想东莞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走过的历程，我们更深深怀念任老的亲切关怀和指导。

    我最初知道任仲夷同志是在打倒“四人帮”之后。当时“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万象更新，党的政策开始全面调整。担任辽宁省委第一书记的任仲夷同志率先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和过人的胆识，为张志新同志等一大批蒙冤的干部群众平反，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也使我万分钦佩。我当时担任东莞县委副书记兼县委、县政府办公室主任。在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向现代化建设转移的新的形势下，我们特别注重了解和收集全国各地的经验和做法。从中央机关一些到东莞调研的同志口中，我们听说了任仲夷同志在东北帮助农民致富和灵活变通加快发展的经验，从报刊上我也不时看到有关任仲夷同志亲民富民的报道。在经受多年“富则变修”的极左思想困扰以致“谈富色变”的年代，听到任仲夷同志理直气壮地大谈“一心一意搞四化，千方百计富起来”，“革命的目的，第一步是要领导人民由奴变主，第二步是要领导人民由穷变富”，“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等新鲜思想和言论，简直如雷贯耳，令我大为振奋。

    那时候，东莞县正筹备召开第四次党代表大会，由我负责起草大会的工作报告，从各种渠道获取的任仲夷同志关于富民的论述就像及时甘露，成了我们更新观念的源泉。为了清除极左思想的流毒，更好地贯彻邓小平理论和中央、省委的指示精神，在报告起草的过程中，我们结合东莞实际，对任仲夷同志的富民主张如饥似渴地消化吸收。东莞县第四次党代会通过的工作报告，能明确提出“使农民由穷变富”，“各级党委要以百分之八九十的精力放在如何使农民富裕上面”，“农村工作的指导思想，就是要千方百计尽快使农民富裕起来”等等，并从此一直贯彻富民的思想，任仲夷同志的言行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成为我们效仿的榜样。富民思想明确坚定，是任老给我的第一印象。

    任仲夷同志的过人之处不仅在于正确理解和把握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尤其善于从实际出发，因时、因地、因事制宜地创造性地去贯彻执行。只有像他这样大智大勇，无私无畏，对党和人民的事业高度负责，才能不负重托，在改革开放的前沿“杀出一条血路来”。

    1982年，改革开放进入第四个年头，经济建设和各项工作都取得显著成就。但在经济政治生活中也出现一些问题，走私贩私、贪污受贿、投机诈骗、盗窃国家和集体财产等严重犯罪活动明显增加，在少数地区甚至相当猖獗。为此，1982年1 月至4 月，党中央、国务院连续发出了几个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文件，还召开了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由于多年受极左路线的影响，基层干部和人民群众对过去“左”的一套仍心有余悸，因而产生了种种疑虑，集中到一点，就是怕改革开放的政策变。

    为了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政策，1982年4月，广东省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任仲夷同志作了重要讲话：“打击经济犯罪活动坚定不移；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坚定不移。”

    5 月5 日， 任仲夷同志到了东莞， 检查贯彻落实中央、国务院《决定》的情况。他白天视察工厂、农村，晚上听情况汇报，要求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定》精神，把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斗争搞好，同时强调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能变。

    针对干部群众怕政策变的思想， 任仲夷同志说：“我们党的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的政策，决不会由于打击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而发生改变和动摇。”他通过解释党中央、国务院《决定》的精神，打消我们的疑虑说：“对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这项任务，《决定》是提重大任务而不是提中心任务，因为中心任务只能有一个，就是经济建设。在时间上提‘打击经济领域中的严重犯罪活动，是今年也是今后长时期内全党的一项重大任务’，说明这是长期性的工作。”

    任仲夷同志深刻地指出：“开展这场斗争有两条要注意：一条是三中全会以来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东西要坚持下去，一条是错了的要坚决改正。错了不改是错上加错，该坚持的不坚持也是错误的。改正缺点错误一定要坚决，但在改正缺点错误的时候千万不要把正确的东西也丢掉了。”

    任仲夷同志特别强调要加强思想教育，他说：“除了对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要狠狠打击外，对于大多数干部群众来说主要着眼于教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嘛！”“要向干部群众讲清楚，打击经济领域中的严重犯罪活动是坚定不移的；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是坚定不移的；执行让群众富裕起来的政策也是坚定不移的。但是，这个富，不能靠走私贩私，而只能是劳动致富，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致富，走社会主义道路致富。”

    任仲夷同志的谆谆教诲，使我们拨开了迷雾，明确了方向，坚定了信心，防止在执行政策中从一个偏向走到另一个偏向，影响深远。他提出的“三个坚定不移”和“三个致富原则”深入人心，因而在坚持改革开放和坚决打击严重经济犯罪活动中，东莞的干部群众一直有相当好的思想基础，一直走在比较健康的发展轨道上。2003年春胡锦涛总书记在视察东莞时，对东莞一直以来坚持打基础、办实业、走正道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回头想来，这其中曾经倾注了任仲夷同志大量的心血。后来，我们逐渐得知，任仲夷同志在当时承受的压力是相当大的，可他从来没有退缩，而是激流勇进。作为改革开放的中流砥柱，他是当之无愧的。

    任仲夷同志思想解放，视野开阔，勇于探索，支持和鼓励干部群众敢想、敢干、敢闯。在东莞发展的关键时期，他给了我们极大的信心和重要的支持。

    1984年春， 我接任东莞县委书记， 感到担子很重。这时东莞的经济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如何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加快发展的步伐，能否不失时机地从农业社会迈向工业社会？在我苦苦思索还拿不定主意的时候，这一年任仲夷同志两次来到东莞，他对东莞发展方向的一系列指示不啻给我“面授机宜”。

    任仲夷同志鼓励说：“这两年东莞的经济发展得很快。我曾跟外地来广东参观的同志说，不但要注意到南海、顺德、中山，还要注意一个东莞。”“希望东莞发展得更快一些，东莞要争取成为‘东冠’。”

    我们汇报了发展的构思：大力调整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向农村工业化进军，在今后几年内，从农业转移70%以上的劳动力搞工业和服务业，逐步实现农村城镇化，城乡一体化。

    任仲夷同志充分肯定了我们的规划，他说：“在我国要解决八亿人搞饭吃的问题，要争取做到三亿人搞饭吃，其余的人去搞工业和其他各行各业。要继续抓好改革和对外开放工作，使经济建设迅速发展。”

    东莞推进农村工业化是从“三来一补”起步的，当时社会上对“三来一补”的非议比较多，有的人担心这会请来了资本主义；有的人担心产品、技术都是人家的，他们走了怎么办？有的人对“ 三来一补” 看不上眼，认为是“满天星斗不见明月”。而在实践中，我们感到从“三来一补”起步很适合东莞当时的情况。对此，任仲夷同志给我们鼓劲，他强调东莞的发展路子一定要从东莞的实际出发，“第一，要继续搞引进，‘三来一补’要继续搞，只要是对我们有利，又没有什么风险的，就可以搞，我们有的是劳动力嘛！个别项目也可能会遇到一点问题，那也不能因噎废食。第二，不能光搞‘三来一补’，还要充分利用当地资源，就地取材，就料加工。现在有人担心那些搞来料加工的工厂， 以后人家不来料怎么办？这也不要紧，外商、港方不来料，我们有了设备和技术，就可以自己搞。第三，发展社队企业要尽量避免盲目性，要发展那些原材料有来源，产品有销路的项目，还应注意多发展那些不冒烟的工厂，比如编织、刺绣等。第四，发展社队企业需要有人才，没有人才不行，如本社、本队没有， 可以到外地去雇请。”

    任仲夷同志指示我们， “ 要实现农村工业化，必须搞好城镇规划，搞好能源、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在视察江南大桥工地时，他还特别嘱咐要搞好东江两岸的规划和建设，河边不要乱盖房子，可以建沿河公路，绿化美化。大桥要装上桥灯。

    在任仲夷同志的大力支持和具体指导下，东莞从农业社会迈向工业社会的发展思路就此确定了下来。1984年9月，东莞县第五次党代表大会响亮地提出向农村工业化进军。从此，东莞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加快农村工业化和农村城市化的步伐。经国务院批准，1985年9月东莞县改为东莞市，1988年1月升格为地级市。目前，东莞90%的农民实际上已转移到工业和第三产业，并吸收了全国各地数百万人在这里就业，80年代中期110多万人口的农业县现在已经成为千万人口的工业城市。东莞今天的发展成就与任仲夷同志当年高瞻远瞩，为东莞工业化前景把关定向是分不开的。

    任仲夷同志的思想解放是由于他崇尚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他支持我们敢闯敢干，同时又非常注重研究经济规律，要求我们必须按经济规律办事。

    1993年，不少地方不同程度地出现经济过热现象，有的不顾客观条件，大搞开发区，盲目举债，高息集资，当时我在惠州市工作，深感问题严重，但还来不及解决，1994年春我又调回东莞工作了，这时，东莞的经济比我1988年离开时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但高息集资的风险问题同样也存在。当我布置迅速清还高息集资款，降低集体资产负债率，防范经济风险时，遇到了阻力，有些人说这样做太保守，是思想不解放。

    这时，东莞市第九次党代表大会也在紧张的筹备之中，为了把握好前进的方向，我又叩开了任老的家门。我半开玩笑地对任老说：上次您给我“批发”的已经“零售”得差不多了，现在又要“提货”了。任老谦虚地说：现在不是你来“提货”，而是我要向你们“提货”了，你们工作在第一线，手里都是鲜活的东西，你不“批发”给我，我的脑子就空了。

    转入正题后， 任老肯定地说： “ 搞社会主义建设，必须遵循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违反这个规律，必然要受到惩罚。”他回顾了过去的教训：那时讲“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要在一年内“钢铁翻番”，大搞土法炼铁，大放“卫星”等等，干了许多劳民伤财、徒劳无益的蠢事，不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办事，后果非常严重。

    任老指出，“ 对发展的数字也要科学地看。新中国成立以后，从数字统计上看，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在世界上属于最快的国家之一。但我们国家现代化程度提高得并不快，人民生活还很贫穷，在改革开放前，有些地方甚至比50年代还有所下降。原因虽然有多方面，但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没有自觉地按照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办事，生产目的不够明确。”

    任老说：“发展必须讲求效益，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那种不顾客观条件的盲目发展，最终只能阻碍发展，破坏发展。发展的确是硬道理，但客观规律却是更硬的道理。违反客观规律，硬发展是没道理！”

    任老的一席话掷地有声， 道出了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必须遵循客观规律的真理，使我茅塞顿开，打消了顾虑， 明晰了东莞进一步发展的思路。于是，1994年10月东莞市第九次党代会确定：推动“第二次工业革命”，从劳动密集型工业向技术密集型工业转变，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同时，全面加强管理，抓紧清还高息集资和高息贷款，降低集体资产负债率。由于把加快发展和加强管理统一起来，防范化解金融债务风险的工作做在前头，在亚洲金融风暴中，东莞始终保持经济风险为零。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组称赞东莞为“金融安全区”，外商赞誉东莞是金融风暴的“避风港”。经济素质的提高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相互促进，以电子信息产业为龙头的制造业名城迅速崛起。从1994年到2001年，东莞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26%，外贸出口年均增长25%，城乡储蓄存款年均增长29%，预算内财政收入年均增长38.4%。回顾这段工作，我们深深体会到遵循价值规律的重要，更深深感念任老的警示和指教。

    斯人远去， 但他的人格精神和思想财富却永远留给了后人。综观任仲夷同志的一生：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的年代， 作为“一二•九”运动中的热血青年，他走在抗日救国的前列；在改革开放和追赶世界的年代，他思想解放，勇于创新，仍然走在时代的前列。年轻时，他思想进步，努力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年老时， 即使已届九十高龄，仍然忧国忧民，思维敏捷，对世界潮流和国家大事了然于胸。在位时，他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前沿的主政者，以远见卓识和高超的领导才能，领导开创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丰功伟业；退休后，仍然扶掖关怀后生晚辈，继续为党和人民做着有益的工作。生前，他受到人们真诚的尊敬；身后，他被众人深切怀念。一个人，要做到这一切，是多么不容易！

    我们知道，任老不仅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有很多真知灼见，在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和推进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方面，也有许多深刻的思考与见解。这些思想，有的已经在实践中取得显著的成效，有的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探索和发展。任老生前未了的心愿，尚待我们后人努力和共勉！

 

    （ 载《怀念任仲夷》， 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作者是原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前中共东莞市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