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袁振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活动。他在中共创立时期的作用有三方面：第一，参加在上海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发起组，追随陈独秀努力工作；第二，参与创建社会主义青年团，为党的建立培养和输送人材；第三，传播马列主义，主编《新青年》“俄罗斯研究”专栏作出的特殊贡献，当时任何一个共产主义者都无法与他相比。

    在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过程中，广东省东莞籍先进分子袁振英，曾追随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陈独秀，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对此，他评价自己为“共产主义马前卒”。[1] 但由于种种历史原因，这些事迹长期以来鲜为人知或被人忽视。本文试图对袁振英在党创建时期的作用作些探讨。

一、加入中国共产党发起组

     袁振英，别名震瀛，1894年7月12日出生于广东省东莞县温塘乡（现称为东莞市东城区温塘村），其家族是明朝末年民族英雄袁崇焕的后代。在广东省文史研究馆保存的袁振英个人档案中，他亲笔填写：“‘民九’（1920）参加上海和广州共产党小组”。[2]

    中国共产党的正式宣布成立，以1921年7月23日召开的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为标志。在此之前，国内一些城市已建立了共产党组织。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于1920年8月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正式成立，当时取名为“中国共产党”，陈独秀为书记。这是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袁振英是在1920年8月加入上海共产党组织的。

    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先后参加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有：陈独秀、俞秀松、李汉俊、陈公培、陈望道、沈玄庐、杨明斋、施存统、李达、邵力子、沈雁冰、林祖涵、李启汉、袁振英、李中、沈泽民、周佛海等十几人。[3]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通过写信联系、派人指导或具体组织等形式，积极推动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实际上起着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作用。

    袁振英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后，参加了一系列建党工作：曾参与密商组织共产党的办法，讨论共产党纲领草案；被陈独秀派往武汉开展建党联络活动，劝恽代英加入共产主义小组，与恽代英到武汉三镇的工厂、学校调查劳工和学生情况；[4]参与发起组织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参加党的刊物的编辑和撰稿工作；1921年春又跟随陈独秀在广州参加了重建广州共产党的活动，并成为广州共产党组织的成员。

    袁振英为何能够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呢？原因有两个：

    首先是信仰共产主义。

    袁振英原本信仰无政府主义，但当他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受到了该校老师陈独秀、李大钊等先进分子思想的影响，受到《新青年》杂志宣传新文化、新思潮的引导，后来又积极投身五四爱国运动，思想有了转变，开始信仰和提倡共产主义。他曾经说过：“我之所以参加了共产党小组，就是在当时很少人提倡共产主义，假如我不负一份责任，对于主义的进展，更多一些妨碍。”[5]

    其次是历史机遇。

    袁振英曾在香港英皇书院和皇仁书院读书，英文功底比较扎实。1915年秋，他考上北京大学文科学院。是北京大学当时唯一在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中发表译文和著作的学生，其才华得到陈独秀赏识。1920年初，陈独秀从北京到上海，继续主办《新青年》，并联络一些先进青年知识分子，开展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是年7月，袁振英结束“广东游东记者团”反对“二十一条”的游说活动，从日本回国到达上海。陈独秀见到他，要他“帮忙一切”。[6]于是他留在上海，协助陈独秀工作。是年冬，广东省政府聘请陈独秀和袁振英到广东教育界任职，陈独秀想趁此机会在广州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和发展共产党组织。与中共发起组有密切关系的俄共（布）远东局代表维经斯基，也决定随陈独秀到广州去，与广东的革命组织建立联系，但他们都不懂粤语，需要一个懂粤语的同志在身边传话。袁振英跟陈独秀有师生与同志的双重关系，又会讲粤语，这就成了最佳人选。1920年12月，袁振英随同陈独秀和维经斯基来到广州，充当他们的翻译，从而得以参与组建广州共产党的一些活动。在广州，由于陈独秀与袁振英的关系密切，故当时许多人说袁振英“是陈独秀的手足” 。[7]

    中共发起组为推动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做了大量的工作，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袁振英是中共发起组的成员之一，并参与了一些建党活动。因此，他也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献出了一份力量。

二、参与创建社会主义青年团

    袁振英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成员之一，还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始人之一。

    中共发起组在上海成立后，为了团结教育进步青年，准备社会革命，于1920年8月22日建立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这是中国的第一个青年团组织。最初发起者为俞秀松、施存统、沈玄庐、陈望道、李汉俊、叶天底、袁振英、金家凤8人，俞秀松担任书记。[8]袁振英、施存统、叶天底、金家凤主持团务。[9]

    中共发起组于1920年9月创办外国语学社，这是第一所培养共产党干部的学校。教员有杨明斋、维经斯基的夫人库兹涅佐娃、李达、李汉俊、袁振英等。袁振英担任英文教学工作。社会主义青年团首先在该校学生中开展建团工作，发展团员。该校学生任弼时、刘少奇、罗亦农、肖劲光、柯庆施、曹靖华、李启汉等30多人，成为最早的一批团员。外国语学社既是团员学习和活动的场所，又成为掩护党、团活动的机关，而青年团是外国语学社学生的政治核心组织。1921年4月，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从外国语学社中挑选二三十名团员，分几批赴俄国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这些团员后来绝大多数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干部甚至骨干。

    袁振英参与筹建的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也象党的发起组那样，在全国建团中起到了发起组的作用。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派出人员或发信函，积极联络、发动、指导全国一些大城市开展建团工作。至1921年春，各地已有团员1000多名，这些团员后来也大部分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

    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对创建中国共产党也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中国青年运动员人任弼时曾经指出：“1920年成立的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前身），是先于中国共产党而诞生的，它对建党工作在某种意义上是起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作用”。[10]青年共产国际东方部书记格林曾称赞上海社会主义青年“是中国青年团中最好的一个”。[11]如上所述，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外国语学社为党的创建培养和输送了人材。其中理所当然亦有团的创建者和负责人之一、外国语学社教师袁振英的一点功劳。

三、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

    历史已经证明，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产生的思想基础。当时，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肩负着传播马列主义的历史使命，袁振英就是其中一个。他加入党的上海发起组后，不遗余力地宣传马列主义，“已由一个宣传无政府共产主义者变为一个宣传马克思共产主义者”了。[12]

    中共发起组成立后的主要活动之一，是通过创办刊物宣传马列主义。1920年8月，创办工人周刊《劳动界》，作为向工人进行马列主义宣传的通俗读物；9月，将《新青年》月刊从第8卷第1号起，改为党的机关刊物，公开宣传马列主义；11月，创办半公开的党内理论刊物《共产党》月刊，介绍共产党的基本知识以及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的状况等。袁振英为上述刊物撰稿，并担任《新青年》和《共产党》月刊的编辑工作。袁振英常用“震瀛”的笔名在这些刊物上发表文章和译作，他曾说过：“我在腐败的反动的反革命的政府的时候，又看见世界都是帝国主义压迫小民族，我真想象胡风一般把我的头颅变为一个大炸弹,掷向这个地球去。所以我的笔名是震瀛（振英谐音），‘震动瀛寰’的意思。”[13]从中可以看出当年这位热血青年向反动势力宣战的革命气概。袁振英担任上述刊物的编辑和撰稿工作，每月只拿100元稿费作为工资，还要扣除膳宿费，生活比较清贫，但他凭着满腔的革命热情，坚持用笔杆去宣传马列主义。《新青年》第8卷第6号后来改在广州出版，时任广东省立第一中学校长的袁振英，仍然不计报酬，参与该刊的编辑和撰稿工作。

    中共发起组成立后，陈独秀和李大钊相约改组了《新青年》编辑部，使《新青年》成为中共发起组的机关刊物，把主张“不谈政治”的胡适等人分化出去，吸收了袁振英、李达、陈望道、李汉俊、沈雁冰等中共发起组成员担任编辑工作。改组后的《新青年》，以崭新的面目出现在读者面前，成为坚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阵地，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作了一定的理论准备。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新青年》从第8卷第1号起，特设“俄罗斯研究”专栏，介绍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苏维埃俄国的经验。中共发起组为什么要在《新青年》中开设这专栏呢？这是因为：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第一次把社会主义从书本上的学说变成了现实，震撼了整个世界，给中国人民指明了一条新的出路。开设这一专栏，就是要帮助人们了解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成功经验，了解指导俄国十月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从而引导中国人民坚决走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者之一陈望道曾指出：“在《新青年》上开辟‘俄罗斯研究’专栏，就是带有树旗帜的作用。”[14]中共发起组选择了袁振英担任这一专栏的主编。

    袁振英不负党组织的重托，尽心竭力办好这个专栏。那时的中国，马列著作和介绍苏维埃俄国的文章很少被翻译过来，只能从外国报刊上看到一些。于是，袁振英千方百计找到在中国发行的外文报刊，如纽约的《Soviet Russia周报》、巴黎的《人道报》和《共产报》、英国的《自由》月刊、莫斯科的《真理报》等，还有列宁的著作以及其他著作，把有关内容译成中文，然后发表在《新青年》“俄罗斯研究”专栏上，每期他的译稿都比其他作者多。笔者查阅过《新青年》第8卷1号至6号，并作了以下的统计，“俄罗斯研究”专栏刊登袁振英、李达、李汉俊、杨明斋、陈望道、张慰慈、周佛海7人的译文和文章共35篇，其中袁振英（以“震瀛”为笔名）一人的译作就有24篇，占总数的三分之二；他的译作题目有《苏维埃政府的经济政策》、《苏维埃俄罗斯的社会改造》、《列宁与俄国进步》以及列宁的《过渡时代的经济》等。袁振英主编的“俄罗斯研究”专栏，内容丰富，全面介绍了俄罗斯苏维埃的政权、组织、政策、法令、经济、军事、文化、教育、艺术、人民生活以及列宁的思想和经历等各方面的情况，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启发和引导了进步青年对社会主义的信仰，促进了共产主义者思想理论水平的提高。

    总之，袁振英在《新青年》“俄罗斯研究”这个“树旗帜”的专栏上传播马列主义所发挥的作用，是当时任何一个共产主义者无法相比的。因此可以说，这是袁振英参与早期建党活动的一个特殊贡献。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袁振英在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后，于1921年8月自动脱离了党组织，赴法国留学，从此再也没有回到党的队伍中来。至于脱党的原因，他自己曾多次辩白：并不是坚持无政府主义，而是由于对陈独秀不满以及担负不起共产党党纲，“我发了灰，还是一个信仰共产主义者”。[15]他毕业回国后，主要从事教学、编译和文史研究工作，历经坎坷。1928年初，他因“共产党嫌疑”，被国民党广东当局监禁了一年。全国解放后的头两年，他因失业而穷途潦倒。1952年12月靠周恩来总理介绍，到广东省文物保管委员会工作。1953年8月调广东省文史馆任馆员，直至1979年1月病逝。“文革”期间，他因所谓“现行反革命罪”遭到逮捕，差点被判死刑，去世半年后才得以平反。历史是客观的，因此，虽然袁振英很早就退了党，但我们还是要实事求是地肯定他在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所起到的一些作用。

（载《广东党史》200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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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袁振英：《五次发掘我的无治主义的共产主义思想根源》。

[2] 袁振英：《干部登记表》，1958年9月15日。“民九”，指民国九年，即1920年。

[3]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9月版。

[4]《袁振英的回忆》（1964年2月—4月），载《“一大”前后》，人民出版社1980年8月第1版。

[5]《袁振英的坦白书》，1958年12月25日。

[6]袁振英：《五次发掘我的无治主义的共产主义思想根源》。 

[7]袁振英：《五次发掘我的无治主义的共产主义思想根源》。  

[8]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上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

[9]《袁振英的回忆》（1964年2月—4月），载《“一大”前后》，人民出版社1980年8月第1版。

[10]《任弼时同志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1949年4月12日。

[11]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2卷，第190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1月第1版。

[12]袁振英：《五次发掘我的无治主义的共产主义思想根源》。

[13]袁振英：《五次发掘我的无治主义的共产主义思想根源》。

[14]《陈望道谈话记录》，载《复旦学报》1980年第8期。

[15]袁振英：《五次发掘我的无治主义的共产主义思想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