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中国共产党主张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全国各族人民共同进行的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近代中国反对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东莞人民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回顾这段不平凡的历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日军入侵华南后，东莞人民举起了华南敌后抗战的旗帜

    1938年10月12 日，日本南支派遣军从广东惠阳大亚湾登陆，开始了对华南的全面入侵。仅10多天时间，就攻占了华南最大城市广州及周边各县和东江下游地区。

    日军入侵华南后，中共中央迅速制定关于开展华南敌后抗战的方针。就在日军登陆大亚湾的第二天，中共中央电示广东省委和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要在东江日占区后方开拓游击区”。1938年10月15日，中共东莞中心县委在东莞组建了一支由共产党直接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并取得了国民党县政府给予的公开合法番号，其名称为“东莞抗日模范壮丁队”（简称模范队），含意是坚决抗日的模范部队。全队100多人，王作尧为队长，袁鉴文为政治指导员，这是日军南侵后，中国共产党在华南地区组建并直接领导的第一支人民抗日武装。

    中共东莞党组织率领人民抗日武装，积极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1938年10月19日，石龙沦陷，县城危在旦夕。中共东莞中心县委迅速派出模范队以及另一支掌握的抗日武装东莞壮丁常备队（简称常备队），开赴东江南岸的榴花、峡口、西湖、京山一带防守，反复打退了日军的渡河进攻。11 月13日，这两支抗日武装挑选40人渡过江北，与石碣刘屋村自卫队一起，在刘屋村与日军展开激战，打退了敌人，但牺牲22人，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华南人民武装对日军较早的有组织的抵抗。11 月20日，日军占领莞城，东莞全面沦陷。王作尧率领模范队和常备队一部，转移到大岭山地区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活动。1938年12 月，中共东（莞）宝（安）联合县委在东宝边区的嶂阁村成立东宝惠边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一、二大队，分别在嶂阁和白花洞、清溪和凤岗一带开展敌后游击战争。1939年1月，模范队一部和东宝惠边人民抗日游击队，以及各区地方党动员来的武装人员，共200多人，集中东莞清溪苦草洞整训，统一整编为东（莞）宝（安）惠（阳）边人民抗日游击大队，王作尧任大队长，何与成任政训员，黄高阳任中共总支书记。中共东宝县委领导这支抗日游击队，在东宝惠边敌后开展独立自主的抗日游击战争。东宝惠边人民抗日游击队在游击战争中不断发展壮大，后来成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的前身之一。

    中共东莞中心县委在日军登陆华南的第三天，就组建了一支由共产党直接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并率领这支抗日武装和发动其他民众武装，迅速开展敌后抗战。可以说，东莞敌后抗战是华南敌后抗战的开端。

    二、东莞抗日根据地的创建，为东江纵队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提供了重要支撑

    开展和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必须有根据地作为依托，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没有根据地，游击战争是不可能生存和发展的。”至日本投降前夕，东莞形成了以路西（广九铁路以西地区）、路东（广九铁路以东地区）、水乡（高埗、中堂一带）三大块抗日根据地，统称东莞抗日根据地（1945年起称为东莞解放区）。

    大岭山抗日根据地是东莞最早的抗日根据地，也是东江地区最早建立的抗日根据地之一。1940年9月，中共前东特委在宝安县布吉乡上下坪村召开部队干部会议，确定了在东江敌后独立自主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和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战略决策。同年10月，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三大队奉命从布吉乡挺进东莞大岭山地区，开辟大岭山抗日根据地。经过半年多的艰苦斗争，大岭山抗日根据地初步建立了起来，面积达130多平方公里，人口10多万。大岭山抗日根据地的创立，为东莞乃至东江地区敌后游击战争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在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中，东莞抗日根据地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1944年7月，抗日民主政权东宝行政督导处成立，标志着路西抗日根据地的正式形成。其中在东莞的辖区有六个，即东莞新一区、新二区、新三区、新四区、新五区和梅长塘区。1945年4月，抗日民主政权路东行政委员会成立，标志着路东抗日根据地的正式形成。在东莞的辖区有两个，即第三区和第四区。1944年9月至1945年1月，东江纵队先后派出第一支队三龙大队和猛豹大队，开辟了东莞水乡抗日游击基地。东莞抗日根据地成为东江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东江抗日根据地被中共中央列为全国十九块大的抗日根据地（解放区）之一。

    东莞抗日根据地是东江纵队坚持敌后抗战的重要阵地和坚强后盾。根据地人民大力支持、积极配合部队作战。他们为部队送粮食，送情报，站岗放哨，运送弹药，缝补衣服，救护伤员，带路送信等。根据地内成立了普通民兵和武装民兵，成为东江纵队作战的有力助手。东莞抗日根据地为东江纵队提供了大量兵源和干部。根据地的人民群众，踊跃送子弟参军参战。东莞人担任东江纵队大队级以上领导职务的有30多人，其中担任支队（团）以上领导职务的就有14人，占纵队总数的24%，最高领导职务为王作尧，任东江纵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东莞抗日根据地为东江纵队提供了必要的经济和给养。各级民主政府在根据地发展生产，征收公粮，设站收税，减息减税，千方百计保证部队的经济开支和给养。根据地内还开展拥军优属活动，群众经常为部队送衣送物，捐钱捐粮。在开展东江纵队成立一周年纪念活动时，东莞抗日根据地群众送来大批慰劳物资，其中现金和储券共17万多元，枪支弹药一批，猪22 头。

    总之，东莞抗日根据地成为东江纵队坚持敌后抗战的重要依托，对东江纵队的生存、发展和壮大，对东江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东莞敌后战场的开辟，支持和配合了中国战场及太平洋战场的对日作战

    东莞敌后战场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东莞处于广州和香港之间，广九铁路横贯其中。日军占领广州、香港后，把广九铁路和这两座大城市作为交通运输大动脉和中转站，以此支撑在中国大陆和太平洋战场的作战。因此，敌我双方都对东莞这块战略要地进行争夺。

    东江纵队在东莞开辟的敌后战场，成为东江乃至华南敌后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重要战斗，成为华南敌后战场的著名战斗。例如，被日本《读卖新闻》称为日军进军华南以来“首次遭遇真正对手”的黄潭战斗、日军自认“进军华南以来最丢脸的一仗”的百花洞战斗、粉碎日军占领华南以来最大的一次万人“扫荡”、致使日军大队长败归后剖腹自杀的梅塘反击战、破坏广九铁路交通的破袭战、开辟水乡根据地的冼沙袭击战和高埗攻坚战、对日军最后一战的莞太线迫降战等等。抗战期间，延安《解放日报》曾多次以显著版面，报道东江纵队在东莞敌后战场进行的重要战斗和取得的战绩。

    东莞敌后抗战，严重威胁日军的广九铁路交通运输线和广州、香港两个中转站。1943年秋，盟军加强了太平洋战场的对日攻势。日军为挽救太平洋战争的失败，决定以中国大陆作为垂死挣扎的基地，急需打通平汉、粤汉和广九铁路，以巩固香港、广州两个中转站。为此，于11 月11 日发动了打通广九铁路的战役，很快就占领广九铁路中段。为保障广九铁路沿线的安全，日伪军随后出动9000多人，号称万人，向大岭山抗日根据地实行万人“扫荡”，但以失败告终。东江纵队在广九铁路沿线频频出击敌人，卡断日军的铁路交通运输线，使日军“全线通车”计划始终未能实现，因而扰乱了日军战略部署，牵制了日军战略行动，配合和支持了全国抗日战场、南洋人民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以及盟军在南太平洋的对日作战。

    东莞敌后抗战，受到中共中央的重视和肯定。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共中央迅速作出受降部署，把中国解放区划分为华北、华东、华中和华南四个受降区，安排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受降。中国解放区抗日军总司令朱德，命令日本侵略军中国派遣军冈村宁次及其所属部队，向中国解放区军民投降（被国民党军队包围的除外）。关于华南日军投降事宜，朱德命令冈村宁次：“在广东的日军，应由你指定在广州的代表至华南抗日纵队东莞地区，接受曾生将军的命令。”虽然由于蒋介石垄断受降权，东莞地区最终未能成为华南受降区，但也可从中看出东莞敌后抗战在华南以至全国抗战中的重要历史地位。

    四、从东莞出去的仁人志士，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值得东莞人民自豪的是，从东莞出去的许多仁人志士，同样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东莞籍的国民党军队官兵，在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上浴血奋战。1932年1月28日，中国军队第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与军长蔡廷锴（罗定人），发动了震惊中外的淞沪抗战。他们指挥第十九路军将士浴血奋战一个多月，毙伤日军1万多人，迫使日军四次增兵，四易其帅，打破了日本速战速决的计划和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成为全国抗战的前奏。蒋光鼐和蔡廷锴由此成为闻名中外的抗日名将。当时十九路军中有不少东莞籍官兵，他们在淞沪抗战中表现十分英勇，为家乡人民增了光。第九战区长官司令部机要室少将主任林绍棠，参加了抗击日军的三次长沙会战。第十二集团军副司令徐景唐、张达，参与指挥粤北会战，重挫了侵粤日军，牵制了日军北上。日军投降后，徐景唐和张达奉命到汕头主持第七战区的受降。

    在国民政府各部门、各团体任职的许多东莞籍人士，积极做好所担负的抗日工作。全面抗战爆发后，历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和代理行政院长的王宠惠，为中国抗战外交作出了贡献。1943年11 月，王宠惠作为蒋介石的随行人员，参加中、美、英三国首脑在埃及开罗举行的会议，商讨联合对日作战计划和击败日本后如何处理日本等问题。王宠惠参与了《开罗宣言》的起草。在草拟和讨论过程中，王宠惠据理力争，维护中国国家主权，使《开罗宣言》明确宣布日本攫夺之中国领土如东北、台湾与澎湖列岛，自应归还中国。1945年4月25日至26日，联合国制宪会议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王宠惠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出席了这次会议，参与制定联合国宪章，主持宪章条文的中文本最后的审核和文字润色，并作为中国签字代表之一，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抗战初期任全国妇女慰劳抗战将士总会委员、妇女指导委员会战地服务组组长的陈逸云，在湖北、湖南等战区，出没于枪林弹雨之中，从事战地宣传、慰劳和救护等工作，受到了国民政府的嘉奖以及前线广大抗日官兵的钦佩。1945年，陈逸云出任青年军女青年服务总队长，领少将衔，负责组训文化、救护、通讯等女青年服务队。湖南省政府代理主席李扬敬，配合薛岳将军部署后方，为保卫长沙作出了贡献。

    东莞一批爱国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奔赴延安投身抗日斗争。他们历尽千难万险，来到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在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马列学院、中央党校等革命学校学习，毕业后，或留在延安工作，或被分配到全国各地，从事抗日斗争。莫富图（丁农）在延安中共中央秘书处工作。袁鉴文、谢阳光、赵学、蔡子培、祁和（祁瑞和）等人回广东工作，成为中共地方党组织和抗日游击队的干部。陈和兴到新四军部队，后牺牲。杨建培到冀南抗日根据地参加游击战争。田心到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工作，后回延安在中央青委工作。何城在延安中央警卫团工作，后调到华中抗日根据地，担任中共中央华中分局机要秘书。徐希到新四军第五师李先念部，转战于豫鄂边区。任泊生在中共中央宣传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汉口八路军办事处等单位工作，后又调到新四军部队，曾担任新四军第四师政治部联络部长兼民运部长。王匡留在延安任中共中央文委秘书，1944年11 月随八路军三五九旅南下鄂豫边区参加抗日游击战争，全国解放后曾担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宣传部长、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等职务。李任之到安徽，1944年秋担任中共灵北中心县委书记兼新四军灵北独立团政委，领导宿东、宿灵、灵北三县的抗日游击斗争，全国解放后曾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湖北省委书记，为第十届、第十一届中共中央委员。据不完全统计，从1937年到1938年，东莞先后有20多名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奔赴延安学习，大多成为抗日战争的骨干和共产党的优秀干部。

    五、东莞人民浴血奋战铸就的抗战精神，谱写了伟大民族精神的新篇章

    东莞人民在抗日战争中，表现出同仇敌忾、奉献一切的爱国热忱。在民族危难、家园沦陷的时刻，东莞人民奋起抵抗外来侵略者，涌现了不少“抗日家庭”。厚街“小坞园”王氏家族先后有王琪、王作尧、王启光、王章、王步尧、王侬、王兰、王焕尧、王珍等15人投身抗日斗争，“小坞园”也成为中共地下党组织和抗日游击队的活动据点。革命母亲区丝宝与她的5个儿女何鼎华、何与成、何太、何通、何景珣一起参加了东江纵队。女共产党员何佳的家族，总共有何佳、何小士、何城、何智、刘清等37人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部队，其中11 人参加东莞抗日模范壮丁队，17人参加东江纵队。开明士绅李榕根拥护抗日，支持四个子女李南、李芬、李琼、李云祥参加东江纵队。厚街菊塘坊王氏（庆记）家族先后有王晓、王磊、王永祥、黄高阳、陈铭炎等26人参加抗日战争，其中5人壮烈牺牲；1998年重阳节，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隆重举行仪式，将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11 5名抗日烈士名册安放在纪念花园的纪念龛内，名册其中列有这个家族的王月娥及其母亲黄娥妈两人的英名。

    东莞人民在抗日战争中，表现出英勇顽强、不屈不挠的民族意志。在东莞抗日战场上，有一批“娘子军”和“小鬼兵”，他们虽然身份特殊，但作战同样勇敢，成为东莞抗战史的一个个闪光点。巾帼不让须眉，东莞许多爱国女青年参加了抗日游击队。东莞抗日模范壮丁队女战士陈文慧，请缨参加东江抗战史上著名的榴花阻击战，成为东莞第一位上阵杀敌的抗日女战士。东莞有许多少年参加了东江纵队，被编入“小鬼班”，成为抗战小英雄。东江纵队独立第三中队的黄友“小鬼班”，在东莞凤岗老虎山顽强阻击近100倍之多的日军，全班壮烈牺牲。延安《解放日报》曾以《东江纵队五少年以一当百光荣殉国》为题，报道了他们的英勇战斗事迹。班长黄友被中共中央军委追认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战斗英雄”、“中共模范党员”。东江纵队三龙大队第二中队的“小鬼班”，在高埗洲寮仔炮楼阻击数十倍的伪军，全班战士除了班长刘坚负重伤幸存外，其余全部壮烈牺牲。

    东莞人民在抗日战争中，表现出团结一心、共赴国难的真诚觉悟。在东莞人民抗日队伍中，有许多是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东宝队有六七十人，回到东莞、宝安两县广九铁路沿线地区开展抗日斗争。东莞籍的侨胞卢克敏、黄锡良分别从吉隆坡和香港回来参加抗战，成为东江纵队支队和大队级干部。泰国华侨钟若潮、张兴、杨仰仁，马来亚华侨叶凤生、颜金榜、刘荫、陈现、黄志强等，先后在东莞敌后战场壮烈牺牲。香港女教师李淑桓，先后送七个子女参加八路军和东江游击队，她本人也参加了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实现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抗日人人有责”的誓言，被誉为“东江游击队之母”。她一家有四人在抗战中先后牺牲，其中一个儿子以及她本人牺牲在东莞大地上。

    东莞人民在抗日战争中，表现出视死如归、杀身成仁的民族气节。在怀德乡和良横乡发生的抗击日军的血战，惊天地，泣鬼神。东莞民众抗日自卫团第一集训大队以及怀德和周边各乡的自卫队，在怀德乡与装备优势的日军血战3天，300多人壮烈殉难。良横乡联防自卫队在抗击来犯日军时，立下“人在阵地在，人亡阵地亡”的誓言。当日军攻入村庄，他们与敌人展开肉搏战。钟振堆被砍断左臂，继续坚持搏斗，后又被砍断右臂，在双臂尽失的情况下，以身躯与敌人同归于尽。良横乡保卫战，有54位村民为国捐躯，被当时的广东省政府赞誉为“奋勇抗敌”、“忠勇可嘉”。共产党员李一之就义前，视死如归，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最后被日军割断舌头，连捅十七刀，壮烈牺牲。民兵中队长李成章在战斗中被俘，受尽酷刑，坚强不屈，最后被日军绑在马后，驱马飞奔，活活拖死。东江纵队第一支队独立中队长周康，战斗重伤昏倒被俘，为保全革命气节，挑断血管，以身殉国。在国民革命军中任副旅长的曾泽寰，赴抗日前线前嘱咐妻子：“余北去，为国而战，驱逐日寇，保卫国土，义无反顾。望自珍重，并盼苦心抚育子女成人，余死亦瞑目矣！”他率部在江阴炮台要塞拱卫南京安全时，被日军重重围攻，将士大部战死，自己拔枪自尽，实践了以死保国的决心。

    所有这些，就是东莞人民在抗日战争中锤炼和铸就的抗战精神，这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的民族精神的体现，是中华民族一笔最珍贵的精神财富。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史册上，记载着东莞人民的光辉篇章；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丰碑上，铭刻着东莞人民的不朽功勋。东莞人民在抗日战争中，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和牺牲，仅是被广东省民政部门授予“革命烈士”称号的就有400多名，抗日先烈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不朽的民族之魂。

    60年前的战火硝烟早已散去，但东莞人民英勇抗战创造的光荣历史永不磨灭。60年前救亡图存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但东莞人民浴血奋战铸就的伟大抗战精神依然存在。今天，我们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就是要牢记历史、不忘过去、珍爱和平、开创未来，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万众一心，奋发图强，抓住机遇，加快发展，为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