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东莞地区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和敌后战场，为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研究东莞敌后抗战的历史地位，并对其作出客观的评价，有助于进一步了解和认识中国共产党领导华南敌后抗战的历史功绩。

    一、日军全面入侵华南后，中国共产党首先在东莞地区举起华南敌后抗战的旗帜

    日本侵略军为了策应武汉会战，控制广九铁路和粤汉铁路，切断香港广州内地区间这一中国最重要的外援补给线，于1938年10月12 日在广东惠阳大亚湾登陆，仅10多天时间，就攻占了广州及周边各县和东江下游地区。中国共产党迅速发动和组织华南人民，开展敌后游击战争。这场坚持了七年之久的艰苦卓绝的华南敌后抗战，首先在东江下游的东莞地区兴起。

    （一）东莞抗日模范壮丁队是华南沦陷后中国共产党在华南组建的第一支人民抗日武装

    在日军登陆大亚湾的当天，中共东莞中心县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组建一支直接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抗击日军的入侵。

    由于当时东莞国共合作抗日的形势较好，中共东莞中心县委为这支人民抗日武装争取了公开合法的名义为“东莞抗日模范壮丁队”（简称模范队），其含意是坚决抗日的模范部队。10月14日，中共东莞中心县委在县城立达小学召开动员大会，紧急发动中共党员、社会进步青年、小学教师以及中学生参加模范队。10月15日，东莞抗日模范壮丁队在东莞中山公园正式宣布成立。为了加强这支人民武装的领导，中共东莞中心县委领导机关设在该队内，派出县委宣传部长兼武装部长王作尧担任队长，县委组织部长袁鉴文担任政治指导员。全队100多人，编为三个小队和一个留城分队。

    中共东莞中心县委在日军登陆华南的第三天，就组建了一支由共产党直接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这是华南沦陷后，中国共产党在华南地区最早建立并直接领导的一支人民抗日武装。

    （二）东莞榴花阻击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华南人民武装对日军一次较早的有组织的抵抗

    1938年10月19日，东莞重镇石龙沦陷，县城危在旦夕。中共东莞中心县委迅速派出模范队一部以及已掌握的东莞县壮丁常备队两个中队，共200多人，开赴东江南岸的榴花、峡口、西湖、京山一带防守，反复打退了日军的渡河进攻。

    11 月13日，中共东莞中心县委从这两支人民武装中，挑选40余人渡河出击。在石碣刘屋村与日军骑兵发生遭遇战，击退了敌人。这两支人民武装以及刘屋村自卫队在战斗中共牺牲22 人。战斗之惨烈、牺牲人数之多、政治影响之大，这是华南敌后抗战初期较为罕见的。

    榴花阻击战前后坚持一个月，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振奋了东江地区的民心士气。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在榴花阻击战之前或期间，防守广东的国民党军队曾对侵粤日军稍作抵抗，那是国民党领导的正面作战；广东一些地区的民众自卫队，也对入侵日军作过零星袭击或抵挡，那是民众的自发抗战。如果说，日军入侵华南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华南人民武装对日军有组织的较早的抵抗，则要算中共东莞中心县委领导和组织的榴花阻击战。

    （三）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华南敌后抗战方针，最早在东莞地区得到落实

    日军入侵华南后，中共中央迅速制定关于开展华南敌后抗战的方针。就在日军登陆大亚湾的第二天，中共中央电示广东省委和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要在东江日占区后方开拓游击区[1]。11 月1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又致电广东省委，指出此后广东党组织的工作任务是在敌占区组织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在东江、海陆丰等地建立抗日根据地[2]。中共广东省委根据中央的指示，确定了关于动员组织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基本方针和任务，“以东江为第一重要区”，把“中心放在东江这是支持长期抗战的重要根据地”[3]。

    中国共产党制定的发动和组织群众开展华南敌后抗战的方针，首先在东莞地区得到落实。东莞抗日模范壮丁队成立的第二天，在中共东莞中心县委的率领下，开赴东莞大岭山地区，开辟抗日游击基地，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1938年11 月20日，日军占领莞城，东莞全面沦陷。王作尧率领东莞抗日模范壮丁队一部和东莞壮丁常备队，转移到大岭山地区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活动。1938年12 月，中共东（莞）宝（安）联合县委在东宝边区的嶂阁村成立东宝惠边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一、第二大队，分别在嶂阁和白花洞、清溪和凤岗一带开展敌后游击战争。1939年1月，中共东宝联合县委召集东莞抗日模范壮丁队一部和东宝惠边人民抗日游击队，还有各区地方党动员来的武装人员，共200多人，集中东莞清溪苦草洞整训，统一整编为东（莞）宝（安）惠（阳）边人民抗日游击大队，公开树起中国共产党领导敌后抗战的旗帜。

    华南敌后抗战是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在日军占领区开辟的敌后战场为主体。1939年春，国民党第四战区（辖区为广东、广西两省）在惠州设立第四战区游击指挥所，香翰屏为主任，指挥其游击纵队在敌后及附近开展活动，至1939年秋已编成六支游击纵队，其中在东（莞）宝（安）增（城）地区成立第四战区第四游击纵队，王若周任司令。抗战的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华南抗日军民，是华南敌后抗战的中流砥柱和中坚力量。共产党在华南地区无论是组建抗日游击队，还是开展敌后抗战，都比国民党第四战区组建的游击纵队和开展的敌后抗战要早。而东莞人民抗日武装，最早落实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华南敌后抗战方针，东莞敌后抗战从而成为华南敌后抗战的发端。

    二、东莞敌后战场是中国共产党开辟的华南敌后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前所述，华南沦陷后，中国共产党首先在东莞地区举起了华南敌后抗战的旗帜，所开辟的东莞敌后战场，成为华南敌后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东莞抗日根据地是东江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敌后开展和坚持游击战争，必须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作为保存、发展自己和消灭敌人的战略基地。至抗日战争胜利时，东莞形成了路西（广九铁路以西地区）、路东（广九铁路以东地区）、水乡（高埗、中堂一带）三大块抗日根据地，统称东莞抗日根据地（1945年起称为东莞解放区）。

    大岭山抗日根据地与宝安县阳台山抗日根据地，是东江地区最早建立的抗日根据地。1940年10月，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兼中共前线东江特委书记林平、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军事指挥梁鸿钧，率领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三大队，从宝安县布吉乡挺进东莞县大岭山地区，开辟大岭山抗日根据地。经过半年多的艰苦斗争，大岭山抗日根据地初步形成。它与同期创建的宝安阳台山抗日根据地、随后创建或恢复的增城县油麻山和惠阳坪山抗日游击基地，共同构成了早期的东江抗日根据地。

    抗日根据地形成的其中一个重要条件是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中共中央十分关心和重视东江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指示东江纵队对东莞、宝安一些地区，要因地制宜采取便于游击发展和军队转移的政权形式[4]。1944年7月，路西地区抗日民主政权东宝行政督导处成立，标志着路西抗日根据地的正式形成。东宝行政督导处下辖10个行政区，先后成立了9个区政权，人口60余万，其中属东莞县范围的有：东莞新一区（辖犀牛陂、保安、黄岗、东坑、东和、大朗等乡）、新二区（主要为大岭山地区，辖连平、大沙、金桔岭、张家村、篁村等乡）、新三区（辖寮步、温塘、桑园、富竹山、横坑等乡）、新四区（辖莞太线上的白沙、白濠、涌口、桥头、石鼓村等，还未成立区政权，但一些乡、村成立了抗日民主政权）、新五区（辖怀德、沙头、锦厦、乌沙、霄边、北栅、赤岗等乡）、梅长塘区（辖梅塘、长岗等乡）。1945年4月，路东地区抗日民主政权路东行政委员会成立，标志着路东抗日根据地的正式形成。路东行政委员会下辖6个行政区和一个特别区，其中第三区、第四区属东莞县范围。第三区辖东莞县的清溪、塘沥、凤岗、石马、约场、塘厦、樟木头、泮田、南坑，人口8万。第四区辖东莞的丰乐、广大、同安、四乡（常平）、云岗、福溪（福隆）、太和（桥头），人口14万。从1944年9月起，东江纵队先后派出第一支队三龙大队和猛豹大队挺进东莞水乡，经过四个多月的艰苦战斗，开辟了水乡抗日游击基地。

    东莞抗日根据地经受了战火考验，在斗争中得到巩固和发展，成为东江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东江抗日根据地被中共中央列为全国19块大的抗日根据地（解放区）之一。抗日根据地的建立，成为敌后战场的有力依托。

    （二）东莞敌后抗战培育了威震南疆的东江纵队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是华南敌后抗战的中流砥柱，为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曾被中共中央军委赞誉为“广东人民解放的旗帜”[5]。东莞敌后抗战，孕育了这支英雄的人民抗日武装。

    东莞是东江纵队的发祥地。如果追溯东江纵队的发展历史，应该从1938年10月15日东莞抗日模范壮丁队的成立算起。1939年1月，东莞抗日模范壮丁队整编为东宝惠边人民抗日游击大队。同年4月，取得第四战区第四游击纵队直辖第二大队这一合法番号。1940年9月，与第四战区第三游击纵队直辖新编大队（前身为1938年12 月成立的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整编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1942年3月，改称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1943年12 月2日，经中共中央批准，再改称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司令员曾生、政治委员林平。从东江纵队的历史沿革中可以看出，东莞抗日模范壮丁队是东江纵队的最前身。

    东莞抗日根据地是东江纵队可靠的后方基地。首先，为东江纵队提供了大批兵源和干部。许多东莞籍战士，在敌后抗战中锻炼成长为东江纵队各级领导干部和战斗英雄。其中担任大队级以上领导职务的就有30多人，原抗日模范壮丁队队长王作尧任纵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东江纵队独立第三中队少年班长黄友烈士，被中共中央军委授予“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战斗英雄”、“中共模范党员”称号。其次，东莞抗日根据地为东江纵队提供了必要的经济和给养。再次，东莞抗日根据地的人民群众，组织起来，积极支援和配合东江纵队作战。

    （三）东莞敌后战场成为华南敌后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东江纵队和琼崖纵队开辟的敌后战场，共同构成了早期的华南敌后战场，曾被中共中央军委称为中国抗战的敌后三大战场之一[6]。

    东莞是东江纵队的主要活动地区。在东莞大岭山抗日根据地创建时期，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领导中心就设在东莞。东江纵队成立后，第一支队和第二支队主要在包括东莞在内的广九铁路东西两侧地区活动，纵队领导机关曾一度驻东莞梅塘地区的龙见田村。

    东江纵队在东莞敌后战场进行了许多重要战斗，其中比较著名的有：被日本《读卖新闻》称为日军进军华南以来“首次遭遇真正对手”的黄潭战斗、日军自认“进军华南以来最丢脸的一仗”的百花洞战斗、粉碎日军占领华南以来最大的一次万人“扫荡”、致使日军大队长败归后剖腹自杀的梅塘反击战、破坏广九铁路交通的破袭战、开辟水乡根据地的冼沙袭击战和高埗攻坚战、对日军最后一战的莞太线的迫降战等等。抗战期间，在延安出版的《解放日报》，曾经多次以显著版面报道东江纵队在东莞敌后战场进行的重要战斗和取得的战绩。东莞敌后战场的许多战斗，成为华南敌后战场的重要战斗，东莞敌后战场因而成为华南敌后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日本宣布投降时，中共中央确定东莞为华南抗日纵队的受降地区

    东莞敌后抗战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重视。当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时，东莞被中国解放区抗日军总司令朱德指定为华南抗日纵队（中共领导的华南各地人民抗日游击纵队的统称）接受广东日军投降的地区。

    （一）东莞敌后抗战的战略地位

    东莞处于广州和香港之间，广九铁路横贯其中。日军占领广州、香港后，把广九铁路作为交通运输大动脉，把这两座大城市作为支撑其中国大陆作战和太平洋战场的中转站。东莞敌后抗战因而具有独特而重要的战略地位。

    据八路军总部1944年3月前的统计，日军在广九铁路沿线驻有一个师团，东江纵队抗击其70%，国民党军队抗击其30%[7]。东江纵队在广九铁路沿线频频出击敌人，日军因此多次惊呼，广州、香港之间的铁路地区是“治安之癌”[8]。1943年秋，盟军加强太平洋战场的对日攻势。侵华日军为了支持太平洋战争和准备以中国大陆作为垂死挣扎的基地，急需打通平汉、粤汉和广九铁路，以巩固香港、广州两个中转站。11 月11 日，日军向广九铁路沿线发动进攻，很快占领了广九铁路中段。为保障广九铁路正常通车，日军对东莞大岭山抗日根据地实施“铁壁合围”，开展万人“扫荡”，但以失败告终，其“全线通车”计划始终未能实现。对此，美国《美亚杂志》曾作过这样的报道：“虽然日军已控制了铁路两头有两年多，但他们还不能使一列火车畅行全线。”[9]

    日本宣布投降前，东江纵队已解放了东莞许多乡村和小城镇，把日伪军包围在莞城、石龙、虎门、樟木头等几个主要城镇和广九铁路、广九公路等交通要道的一些据点里。东莞敌后抗战，严重威胁日军的广九铁路、公路交通线和广州、香港两个中转站，起到了打乱日军战略部署，牵制日军的作用，从而配合和支持了全国抗日战场、南洋人民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以及盟军在南太平洋的对日作战。

    （二）朱德命令侵粤日军派出代表到东莞地区投降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共中央迅速作出受降部署，把中国解放区划分为华北、华东、华中以及华南四个受降区，安排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华南抗日纵队受降。

    在日本宣布投降的当天，中国解放区抗日军总司令朱德，向在南京的日本侵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发出命令，侵华日军（被国民党军队包围的除外），应向中国抗日解放区军民投降。对于华北、华东、华中以及华南的日军，究竟派代表到哪个地区接受谁的命令进行投降，朱德在命令中均作了具体明确的规定。关于华南日军投降事宜，朱德命令冈村宁次：“在广东的日军，应由你指定在广州的代表至华南抗日纵队东莞地区，接受曾生将军的命令。”[10]

    朱德的命令，代表了中共中央的意志。那么，中共中央为何要选择东莞作为华南日军投降的地点呢？笔者认为有四个因素：第一，东莞是华南解放区的重要地区；第二，华南抗日纵队是华南抗战的中坚力量，华南抗日纵队则以东江纵队为主要代表，而东莞地区是东江纵队的重要活动地区；第三，曾生是东江纵队司令员，以曾生的名义向华南日军发出命令最具权威性；第四，东莞与华南日军首脑机关和重要据点广州距离较近，便于处理受降事宜。笔者认为，朱德总司令的命令中有关华南的内容，昭示了以下四个问题。首先，东莞解放区可以作为华南解放区的代表；其次，曾生领导的东江纵队是华南抗日纵队的主要代表；再次，东莞地区已成为华南抗日纵队的重要活动地区；最后，东莞敌后抗战的历史功绩值得肯定。

    （三）东莞地区最终未能成为华南受降区的原因

    中共广东区委和东江纵队，根据中共中央和延安总部的指示和命令，迅速部署华南地区的对日反攻和受降，决定以惠东宝和港九地区为受降收缴日伪军武器的主要地区，并以东莞清溪地区为主持受降的具体地点。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东莞地区最后没有成为接受华南日军投降的地点。

    蒋介石以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的合法地位，垄断了受降权。他把中国战区划分为16个受降区，全部安排国民党将领及其军队受降，唯独把坚持敌后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排除在外。因此，华南日军后来并没有执行朱德的命令，派出广州的代表到东莞地区接受东江纵队司令员曾生的命令。国民党第二方面军司令官张发奎，于1945年9月16日在广州中山纪念堂接受了日军在华南的最高指挥官田中久一的投降。

    虽然由于国民党对受降权的垄断，东莞地区未能成为华南抗日纵队接受华南日军投降的地区，但透过中共中央的受降部署及其对受降地区的划分，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东莞敌后抗战在华南以至全国抗战中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