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国土狭小，资源贫乏。近代以来，日本的对外战争，始终以领土扩张和经济掠夺作为主要目的。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不但在军事上强占中国领土，而且在经济上掠夺中国的资源和财富。1938年至1945年，日本对东莞经济资源进行疯狂掠夺和野蛮破坏，严重危害了东莞经济社会的发展。

    一、搜集东莞经济情报

    日本侵略者占领广东后，为掠夺经济资源，进行了经济情报方面的刺探和搜集。

    （一）刺探东莞矿产资源

    矿产资源是日军掠夺的重点。日军曾派出人员调查广东矿产资源状况。

    东莞竹溪地区（现属厚街镇）蕴藏钨矿。1939年5月，日本南支派遣军派出以白乌胜为班长，理学士大井上义道、住友实为成员的调查班，到东莞竹溪地区进行重石矿产资源调查，其中实地探测面积达3.4万多平方米，写出了《东莞县竹溪水口长山重石矿调查报告书》[1]。这份调查报告书，详细标明了矿产的位置及交通、地形与地质、矿床等内容。

    1941年2月，日本兴亚院政务部出版《南支那矿产资源调查报告》一书，其中记述了东莞樟木头、桥头一带的矿产资源情况。

    （二）调查东莞农村经济状况

    为了更好地掠夺广东农村经济，日本侵略者广泛搜集广东农村经济资料，并派出人员冒着生命危险，到一些重点地区调查农村经济状况。1941年12 月1日至12 月6日，一个名叫清水弘的日本人，奉命秘密来到东莞县第六区（现为中堂镇）斗朗乡，花了6天时间对该乡农村经济进行详细调查，写出了长达3.5万多字的《东莞县第六区中堂、斗朗现况调查》。调查报告的内容分为沿革、族与村的统制管理、人口、土地所有、赋税、农业概况、水稻耕种、其它作物及果树耕种、鱼类养殖等十个部分。其中农业概况和水稻耕种这两部分的内容尤为具体详细。如农业概况的调查有经营规模、灌溉、农业劳动、役牛、施肥以及农业共六项；水稻耕种的调查有水稻品种、本田之耕起及整地、播种、播秧、除草、收获作业、调制作业、虫害共八项。还详细列举了斗朗村9户农家的农业经营、劳动、田地、耕种、施肥、家畜以及负担等具体数据。这份调查报告，被选进日本兴亚院广东派遣员事务所于1942年10月1日编纂的《广东省农村调查报告》一书。

    日本侵略者为何重视对中堂、斗朗经济状况的调查？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该地区水陆交通方便，离日占大城市广州较近。中堂圩是当时周围18条村的市场中心，每天有不少蔬菜、水果、三鸟等农产品汇集一河之隔的新塘圩然后运往广州。二是当时斗朗村独特的农业经营方式让侵略者产生了兴趣。正如调查者清水弘在这篇调查报告中所指出：在农业经营方面，斗朗与同属东莞县第六区的麻涌、大步比较起来，“其规模集约化程度大大增加，耕作更加精细，蔬菜的种植更加专业化，果树栽培的品种和改良度都有增加。与沙田地区的粗放经营、水稻种植的单一耕作相比，斗朗的情形让人有些迷惑不解。”[2]

    从这篇调查报告中发现，日本人清水弘后来也到过东莞县茶山调查农村经济状况。

    （三）搜集东莞农业资料

    为帮助侵粤日军掠夺广东农村经济，驻广东日本总领事馆收集有关资料，于1943年3月20日编印了《广东省农村调查资料》，此书为日文版，封面的左上方印着一个用方格框着的“秘”字。这本书收进了有关东莞的两篇调查报告，一篇为《东莞县农业调查报告》；另一篇为《东莞沙田农业视察报告》。这是从中山大学农学院编的《广东农业概况调查报告书续编》中搜集到的。日本调查搜集广东农村经济状况的用意，可以从日本兴亚院广东派遣员事务所编的《广东省农村调查报告》序言中找到答案。该书在序言中指出：“我们深深地体会到，在政治上现在更加需要了解广东，把握广东的情况。这一次的农村现况调查的目的，正是为了响应‘该如何握广东农村’这一迫切的课题。”[3]这段话，充分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广东，掠夺广东农村经济资源的企图。

    二、掠夺东莞资源财富

    日军入侵广东后，实行“以战养战”政策，绘制了一张给养图，详细标明广东各县人口数、粮产区、盐场、糖厂以及钨、铁、锡等矿产区和各交通要道上的物产情况，以便侵占和掠夺广东经济。在这一经济侵略目标下，东莞的资源财富受到日军疯狂掠夺。

    （一）劫掠矿产和糖厂

    如上所述，日本为了谋夺东莞矿产资源，对蕴藏钨矿的东莞竹溪一带地区进行了详细的探测调查。并通过厚街的伪基层政权，于1941年至1943年间，收购当地农民挖掘出来的钨矿。

    日军攻占广东前，为摧毁广东抗战的经济基础，曾出动飞机对各地工业区进行疯狂轰炸。石龙发电厂全部机器被日机炸毁。东莞糖厂是广东地区的大型机械化糖厂，日榨蔗量达一万吨。1938年2月，东莞糖厂遭日机轰炸，第二号透平机和糖蜜塔被破坏，生产停顿。东莞沦陷后，日军占领东莞糖厂，并选派技术员进厂修理筹划恢复生产。1940年冬，东莞糖厂恢复生产，由日资经营，厂长由日本人关木丸担任。

    （二）抢掠粮食和牲畜

    地处珠江三角洲的东莞，是广东的粮产区。日军占领东莞后，疯狂掠夺东莞粮食和牲畜。

    日军经常在东莞进行“扫荡”、“清乡”，每次出动，除了杀人、放火外，还大肆抢掠粮食、牲畜。1939年2月，日伪军攻入上沙村（现属长安镇），抢走耕牛100多头、鸭子数千只、猪鸡稻谷无数。1941年4月，日军“扫荡”大岭山髻岭村，抢去耕牛10多头，生猪100多头，鸡鸭鹅1000多只，衣物165件，其它家具不计其数。

    日军侵占东莞的粮产区万顷沙，作为华南日军主要军粮供应地。1940年7月，日军把万顷沙交还东莞明伦堂管理，但规定三分之二的稻谷要作军饷，其余的谷要低价卖给日军。日军还利用东莞汉奸叶衍龄（俗名凤凰九），在东莞、增城、宝安三县大量征购军粮。叶衍龄拥有8艘轮船和4艘渡船，专门从事稻谷的运输。东莞输出的粮食，大部分流入了日军手中。

    据1946年的《东莞县政府工作报告书》统计，自东莞沦陷至抗战胜利的七年间，东莞被日军掠夺粮食以及因兵灾损害粮食共约697.56万市石（日军征购的粮食数目未包括在内），合计损失法币453.41亿元；掠夺耕牛2.72万头，合计损失法币16.32亿元。[4]

    （三）劫掠金融货币

    操纵殖民地金融是日本帝国主义实行经济侵略的重要手段。日本在广东设立掠夺金融的机构，开设银行，发行“军用票”，以此垄断广东财政金融。

    军用票是日本军事当局在占领国领土上发行的、没有任何担保的特种纸币，是把沉重的战争费用负担和通货膨胀转嫁给被占领国人民的一种手段。东莞沦陷后，日军在东莞沦陷区发行军用票，强行在市场流通。日本军用票在东莞市场流通过程，也就是掠夺东莞人民的物资、财富的过程。东莞沦陷前，东莞市面上流通的主要是法币（国币），日军为了让军用票占领金融流通市场，一再压低法币与军用票的比值，最初规定军用票1元兑法币2元，至1940年12 月提高到1元兑法币8元，后又提高到1元兑法币10元。

    在日军扶植下，伪广东省政府于1942年7月成立中央储备银行广东分行，发行“中央储备券”，并奉令整理“旧币”，以中储券100元兑日本军用票18元，兑法币200元。至年底，中储券成为华南沦陷区的基本通货。1943年4月，日军为加强对沦陷区的经济掠夺，宣布“统一币制”，停止发行军用票，废止其他货币如港币和国民政府法币等，以中储券为新法币。中储券与日本军用用票一样，完全是一些没有发行准备金的废纸，是日伪广东政权依靠武力掠夺人民血汗的工具。日军对沦陷区的金融货币侵略，造成了沦陷区物价狂涨，物资奇缺，人民生活苦不堪言。

    三、危害东莞经济发展

    日本对东莞经济的侵略和掠夺，使原先已得到发展的东莞经济受到严重摧残。

    （一）破坏农业生产力

    东莞农业生产力遭到日军严重破坏。

    日军实施 “三光”政策和大量劫走壮丁，使东莞人口锐减。1943年大旱，加上日军陷境，侨汇断绝，东莞饿死1.1万多人，外出逃荒4.6万余人。此时全县人口只有16万人，比1934年的88.19万人减少了4.5倍。东莞人口的大量减少，造成劳动力严重损失，许多田地荒芜，一些地方甚至连成熟的农种物都无人收获。东莞沦陷期间，粮食生产低落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据1942年国民政府广东省政府编制的《广东省政概况》关于广东省农作物产量统计，东莞1935年稻谷产量533.17万担，1941年预算稻谷产量354万担，比1935年减产179.17万担。

    东莞是广东的水果主要产区，尤以荔枝、香蕉著名。但在沦陷期间，水果生产损失惨重。1938年秋冬，日军到石龙附近的西湖京山一带“扫荡”，砍掉了有数十年树龄的荔枝树2038多棵。麻涌等水乡，蕉农因香蕉无销路，把近半数的香蕉树砍掉，改种水稻等其它作物。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东莞水果生产仍未恢复元气。

    1936年1月，东莞明伦堂创办宝山示范林场，两年间造林7750亩，但日军入侵后，林场两度停办，至1944年这些林木全部被毁。1944年，日军为了修复广九铁路，在清溪、樟木头一带砍伐大量的松树用作枕木，严重毁坏了东莞山林。日军的侵犯，造成了全县荒山面积不断增加，林业极度荒废。

    东莞渔业捕捞具有悠久历史，据统计，1936年，东莞从事捕捞的渔民劳动力有3776人，年捕捞产量达2114吨。1938年8月16日，日机轰炸石龙镇，炸毁渔船数十艘、民房数十间，炸死居民60多人。1938年10月下旬，日军攻占虎门，烧毁渔船60艘，杀害居民100多人。日军占领东莞期间，对其军事设施附近的水域实行封锁，不准渔船往来。东莞的渔业生产从而陷入绝境。

    （二）危害出口贸易

    东莞的对外贸易受到严重危害。

    炮竹、烟花、水草及草织品，是东莞历史悠久的大宗传统出口主要商品。1930年至1937年，东莞每年出口炮竹13.5万箱，主要销往港澳，再转销南洋、美洲、欧洲、非洲、中亚、澳洲。1937年，东莞水草产量达2.5万吨。日军南侵前，东莞出口炮竹总额每年在360万至400万元（法币）之间。[5]1938年10月，日军南侵，日伪政权严禁火药生产，东莞的烟花炮竹厂和作坊全部停业，炮竹的出口业务因此完全中断。据炮竹业内人士估计，当时从事炮竹和有关行业的工人共约1.5万人，均告失业，生活濒临绝境。1941年12 月香港沦陷后，东莞的水草和草织品销路中断，生产完全停顿，整个行业破产，工人全部失业。

    （三）沉重打击商业

    东莞邻近港澳和省城广州，商业比较繁荣。日军南侵后，东莞商业一片萧条。

    日军炸毁、烧毁以及拆毁了东莞无数的商铺。1938年10月17日，日机轰炸石龙镇，故衣街、织箩街、咸鱼栏（街）一带商铺和民居全部被炸毁或烧毁。同年10月下旬，日军焚毁有几百年历史的东莞沿海地区颇有名气的墟市广济圩。同年11 月22 日，日军攻占莞城，烧毁商铺和民居无数。同年12 月29日，日军烧毁大朗圩商铺73间。日军在莞城、石龙、太平等主要城镇设立军事禁区，占据了城镇近半地方，并拆毁禁区范围内所有的商铺和民居，使这些主要城镇的商业受到严重打击。

    日军对谷米、烟、糖实行专卖统制政策，以此进一步掠夺沦陷区的物资。在这种统制政策下，东莞民族工商业陷入绝境，东莞沦陷区人民生活更加困苦。

    （四）损害交通邮电业

    东莞的交通、邮电等行业，也遭到严重损害。

    东莞水陆交通便利，运输业比较发达。1937年8月至1938年10月，日军侵占东莞前，派飞机经常轰炸横贯东莞境内的广（州）九（龙）铁路沿线，严重破坏了交通和通信线路。1938年10月，为阻挡日军入侵，国民政府军队毁坏全县公路，并炸毁石龙南桥两个桥墩，广九铁路交通中断，公路铁路运输瘫痪。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为了军事运输需要，修复广九铁路和部分公路，控制了东莞境内的交通要道。在公路运输方面，日本竹腰洋行垄断了县属公路汽车运输业务。在水路运输方面，客货船经常受到日军汽艇骚扰和土匪勒索抢劫，许多航线开航无定期，甚至停航，水运萧条。

    东莞的莞城、石龙、虎门、樟木头、沙角炮台这五处地方，从1934年起开设电报局，办理收发国内、国际及船舶电报业务，以石龙为中心转出外埠。自1938年10月日军入侵东莞后，这些电报线路和有关机构遭到破坏。至抗战末期，只剩下石龙、樟木头两间电报局。从1934年起，东莞县城至中堂、石龙、道滘、太平、厚街、寮步、常平、塘厦等镇，已开设电话线路，但在日本入侵东莞期间，农村电话通信处于瘫痪状态。

    日军侵莞对东莞经济造成了极大的危害，直接和间接的经济损失无法确切统计，本文所披露的仅是其中一部分。悠悠岁月，冲淡了多少往事记忆，然而，中华民族饱受外来侵略和压迫之苦的灾难历史，是需要永远铭记的。我们牢记历史、不忘过去，是为了防止历史灾难的重演，是为了珍爱和平、开创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