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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党组织敢闯敢“冒”赢得发展时机

1921年，一个名为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在动荡的岁月中诞生。

经过90年的发展，中国共产党从53人的队伍发展成为拥有8000万党员、世界拥有人数最多的政党。

如今随着《建党伟业》在全国各大院线热播，那些尘封在岁月河流中跌宕起伏的历史事件，中国共产党建党的曲折过程，通过电影中一个个画面重新回到人们眼前。

全国性的建党有其精彩，但各个地方的建党也有着其独特的魅力。

时值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来临之际，本报记者专访了中共东莞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陈立平，为各位献上东莞的建党及发展历程。让那些被人淡忘的东莞有关的中国共产党人与事，重新展示在读者面前。

袁振英、阮啸仙、莫萃华、东莞中学，这些你或熟悉或陌生的人或地点，都曾经与中共东莞党组织有着密切联系。有人脱离了党，有人为党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用生命践行了入党誓词。有人因为中国共产党被世人铭记。不同的人与事，与党有着不同的故事。

“中共东莞党组织曾经有7年时间，停止了在东莞的一切行动。”陈立平历数东莞地区中国共产党发展的几次低潮，“东莞党组织每次都在困难中得到新发展，取得新的斗争胜利。”

东莞版《建党伟业》主角有2位

　　记者：东莞人袁振英在中国共产党建党伟业中发挥了哪些作用？

　　陈立平：袁振英是东莞第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他的主要作用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1920年8月，成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之一，这一组织也是中共的第一个组织，起到了中共发起组的作用。袁振英加入中共发起组后，参加了一系列建党工作，曾参与密商组织共产党的办法，讨论共产党纲领草案，并于1921年春，跟随陈独秀重新建立广东共产党早期组织；第二方面，参与创建社会主义青年团，是8个创始人之一，并参与主持早期团务工作。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成为党组织预备力量。第三方面，为传播马列主义做出了积极贡献。他承担《新青年》杂志“俄罗斯研究”专栏的主编工作，翻译了许多篇有关俄国十月革命文章。改组后的《新青年》杂志成为中共发起组的机关刊物，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阵地，为中共诞生作了一定理论准备。袁振英的译文成为宣传马列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记者：你觉得应该呈现东莞在建党中哪些人和事？

　　陈立平：中共东莞地方组织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讲建党伟业是指我们整个党的建党历史。具体在东莞党的创建历史上也有些人和事，在东莞党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说到具体人物，有几个人在东莞党史上必须要提到的。比如，时任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代理书记（后为团广东区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阮啸仙、中共东莞支部第一任书记莫萃华，还有东莞第一个支部成员蔡如平、蔡日新。这四个人中，阮啸仙对东莞的建党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东莞建党有着自身的特点。东莞第一个党支部成立与其他地方不同，是先有团组织，才有党组织，即先建团后建党。故而，在表现东莞建党的故事中，对东莞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建与活动需要作必要的介绍。

　　记者：那么，谁会成为东莞建党伟业中的主角？

　　陈立平：假如说在东莞早期建党中，要选出几个主角的话，我会考虑阮啸仙、莫萃华两人。这两个人在创建东莞第一个党组织过程中，阮啸仙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莫萃华发挥了主要创建人的作用。

莞首个党机关设在东莞中学

　　记者：东莞的第一批中共党员是由哪些人组成，这些人具有怎样的特点？

　　陈立平：东莞的第一批中共党员由莫萃华、蔡如平、蔡日新三人组成。这三人均是东莞人，他们先是在广州加入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莫萃华后由阮啸仙派回东莞组建青年团组织。1923年10月，正式成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广东区委直辖东莞支部。随后，莫萃华、蔡如平、蔡日新三人在广州被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广东区委介绍入党，成为东莞第一批党员。

他们当中，莫萃华、蔡如平成为党员之前在广州当工人，蔡日新是一名在广州念书的中学生，他们是一个工人加学生的组合；东莞第一个党组织成立地点不是在工厂也不是农村，而是在学校，就是莫萃华就读过的东莞中学，并将党的机关也设在东莞中学内。

记者：为什么第一个东莞党组织会选择在东莞中学成立？

陈立平：这主要有两方面原因：第一，团广东区委要求团东莞支部以莞城作为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的中心，农民运动也要扩展到莞城，也就是说东莞党团工作的中心要放在莞城。第二，莫萃华曾在东莞中学读书，有批熟悉的校友。所以，以东莞中学作为阵地，把东莞支部机构设置在东莞中学，党团组织合在一起活动。

记者：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东莞的中共党员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陈立平：第一，帮助国民党改组国民党东莞县党部，使改组后的国民党东莞县党部成为以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为核心的统一战线组织；第二，团结工农群众，开展工农革命活动；第三，团结带领工农群众支援广东革命政府东征和支援省港大罢工，在东莞掀起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斗争。

党在东莞的活动曾停止7年

记者：“四·二四”反革命政变以后，对东莞党的组织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陈立平：1927年4月24日，国民党右派在东莞发动了反革命政变，使得中共东莞党组织受到严重损失。东莞地委被包围，党的组织被解散，党的干部和部分党员遭到通缉和围捕。其中，东莞第一个党支部成员蔡日新于同年4月底在虎门被捕，关押在广州南石头惩戒所，并在同年6月初牺牲。

记者：新中国成立前，东莞党员人数有多少？

陈立平：没有具体统计。有历史文献记载的几个数据，可以说一下。1924年12月，最初有3名党员，到了1928年8月，有338名党员。1936年10月，东莞重建党组织时只有14名党员。1946年7月，有333名党员。东莞解放前夕究竟有多少党员，历史档案资料没有统计。

记者：新中国成立前，东莞的党组织最困难的局面是怎样的？通过哪些措施扭转了局面？

陈立平：中共东莞党组织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大致经历四个困难时期。第一个是大革命失败后的一段时间内，党组织受到严重破坏，广大党员被杀害或者被迫出走，中共东莞党的活动出现第一个低潮期。但是在1927年秋，党组织很快得到重建，建立了中共东莞县委，带领群众开展土地革命战争。

第二时期，则是从1928年年底，以广昌隆事件为标志，中共东莞党组织遭受了更大的破坏，党的领导人相继被捕牺牲，各级党组织处在停顿状态。当时数百人的党员队伍陷于瓦解状态。土地革命运动遭到失败。从1929年3月至1936年10月，中共东莞党组织的活动停止7年之久。1936年，在全国抗日救亡不断高涨形势下，中共东莞党的活动开始恢复，并重建党组织，组建中共东莞特别支部。

第三个时期，是从1939年至1940年，国民党顽固派掀起反共逆流，东莞党组织活动遭遇很大的困难。党组织改为单线联系和活动形式，坚持地下斗争。

第四个时期，是从抗日战争胜利后至1946年东江纵队北撤一段时间内，国民党挑起内战，中共东莞党组织也面临一段困难时期，被迫转入秘密活动。实施“隐蔽待机”、“自卫斗争”的方针，直至1947年初恢复武装斗争。

中共东莞党组织在每一次遭遇异常艰难后，均能够以坚忍不拔、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克服重重困难，应对复杂的斗争局面。每次都在困难中得到新发展，取得新的斗争胜利。

朱德让日军到东莞投降

记者：东莞党组织在东江纵队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陈立平：我觉得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第一，中共东莞中心县委于1938年10月15日组建的东莞抗日模范壮丁队，成为东江纵队的最前身。第二，东莞党组织为东江纵队提供了大批兵员和干部，其中担任大队级以上领导职务的就有30多人，包括东江纵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作尧；第三，为东江纵队提供了大量的给养；第四，组织东莞广大人民群众支援和配合东江纵队作战。许多重要的战斗都有东莞党组织的参与，比如百花洞战斗、粉碎日军万人大“扫荡”等。

记者：朱德总司令为什么命令广东日军到东莞无条件投降？

陈立平：我认为有四个重要因素：第一，东莞是华南解放区的重要地区；第二，华南抗日纵队是华南抗日力量的中坚力量，华南抗日纵队则以东江纵队为主要代表，而东莞地区是东江纵队的重要活动地区；第三，曾生是东江纵队司令员，以曾生的名义向日军发出命令具有权威性；第四，东莞与华南日军首脑机关和重要据点广州距离较近，便于处理投降事宜。

朱德命令广东日军派出代表到东莞投降，昭示了东莞敌后抗战的重要历史地位。

敢闯敢“冒”赢发展

记者：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共东莞党组织有哪些创新性活动和做法？

陈立平：比较典型有以下几点：第一，贯彻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方面。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并制定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东莞在执行党的总路线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根据东莞实际情况，确立了“以农村工作为主，以农业发展为主”的方针，不是盲目去重点发展工业生产。

第二，1961年东莞出现了“包产到户”。1962年2月，万江公社林场以“按产记分”为名，把全部田地分给私人耕种。后来在整风整社中被“纠正”，并通报全县。但同年5月份，东莞进一步贯彻“农业六十条”，反对平均主义、实施按劳分工，“包产到户”在东莞成为一股浪潮。中堂公社16个总支部书记中有14个要求“包产到户”。 9月后，“包产到户”受到上级严令禁止。

第三点，1978年9月，东莞引进全国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开创了引进外资发展地方经济的新路子。其事发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成为东莞改革开放的先声。

记者：大岭山杨屋大队的农村合作医疗是否具备目前国内推行的农村合作医疗的雏形和内涵呢？

陈立平：是的。1960年大岭山公社杨屋大队率先办起合作医疗。从1966年开始，东莞农村实行合作医疗制度。不过，因为各种原因，停顿了一段比较长的时间。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东莞恢复推进农村合作医疗工作。

最近几年，全国都在推进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解决农民看病难、药费贵的问题。大岭山杨屋大队1960年实施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二十世纪60年代就已得到全省、全国的肯定，许多地方来取经。当时东莞农村合作医疗的运作模式与如今的模式基本上相同，个人缴纳医疗资金，药费个人负担一部分，集体解决一部分，医疗站设在本地，方便群众看病。

记者：在党的领导下，改革开放最初的10多年间，东莞把握哪些发展机遇？

陈立平：1978年，在全国开展真理标准的讨论高潮中，东莞冲破“左”的思想障碍，以“三来一补”作为突破口，迅速抓准了一条利用外资发展自己的成功道路。开始了第一次跨越式的发展。

1984年，当全国农村的改革和发展还处在完善家庭联产承包制的阶段，东莞又比人快一步提出“实现农村工业化”的目标，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在全国农村工业化现代进程中走在前列，并用短短的10年时间，就基本完成了农村工业化。实现了第二次跨越式发展。

1989年，在全国治理整顿期间，东莞发扬敢闯敢“冒”的精神，创造性地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大搞以交通、能源、通讯为主的基础设施超前建设，为下一阶段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赢得了发展机遇。

总而言之，在发展的道路选择上，凭借敢闯敢“冒”，实事求是的精神，东莞党组织总能为东莞的发展把握先机。

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

记者：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共东莞党的组织为何能够迅速找出一条适合东莞发展的路子？

陈立平：首先，得益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的决策和实行改革开放的新政策；其二，是东莞党组织有着解放思想，勇于创新的精神。东莞党组织选准了的路子，就能够抓住机遇坚决走下去。其三，选择外向型经济发展道路，符合当时东莞的实际情况。事实上，选择这条外向型经济发展道路，促进了东莞经济迅速腾飞。

记者：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姓“社”姓“资”的争论中，东莞党组织有着怎样的表现？

陈立平：我归结为以下几点：第一，东莞的党员干部有着清醒头脑，只要符合“三个有利于”，就不在乎外界的非议，坚持走适合自己发展的路子；第二，坚持不争论，不张扬，默默开展工作，干出实效，用实效证明自己选择路子的正确性；第三，在实践中，能够随着形势和情况的变化，适时调整发展思路。使东莞始终站立在改革开放的潮头。

（载《东莞时报》2011年6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