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韦玲

【内容提要】中共四大是民主革命时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在四大召开前后，中国共产党根据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在党的思想、组织、制度和反腐倡廉建设等方面，对如何加强纯洁性建设进行了一些尝试性探索，党的自身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壮大和发展。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四大前后  纯洁性

      中共四大召开前后尤其是四大召开后的两年多时间里，是中国共产党发展的重要时期，在以国共两党合作为特征的革命统一战线的推动下，大革命运动正走向高潮。这一时期，党在社会矛盾复杂和各种派系斗争激烈的环境下，面临着发展、壮大组织和对党员进行教育等艰巨任务。考察这一时期党的纯洁性建设的情况，有利于加深对中国共产党早期开展党建工作的认识。

      一、思想纯洁方面

      思想是行动的指南。对于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新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能否在思想上不断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事业成败。四大召开前后，党的工作主要是围绕国共合作来进行，幼年的中国共产党在党的自身建设方面还处在刚刚起步阶段，但在新的革命环境和革命形势下，党已经意识到加强党员思想纯洁的重要性。为了保持党在思想上的纯洁性，就要进行思想建设，用无产阶级思想去克服和改造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

     （一）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教育。没有中国的先进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忠诚信仰，就没有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党成立前，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就对马克思主义作了广泛的宣传，从而为党的成立奠定了思想基础。党成立后，十分重视对党员理想信念的教育，并将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宣传教育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1925年1月在四大通过的《对于宣传工作之议决案》，决定在党内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教育，使“党之布尔什维克化”。为了加强对党员的宣传教育，四大提出：一是利用党的支部作为党的基本教育机关，开展党内宣传教育。二是办好党报党刊，要求把党报党刊作为教育党员的最重要机关，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党的方针与主张，批判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从而对纯洁共产党人的党性和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起到促进作用。三是设立中央编译委员会，进行党内党外小册子之编译，尤其是关于列宁主义、国际政策、政治经济状况以及工人常识的材料之编辑。值得注意的是，四大第一次把“列宁主义”写入党代会决议，并要求加强对列宁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宣传，使之与马克思主义一道，成为党内外宣传教育的理论依据

      （二）重视对干部的培养。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武装党员和干部，把干部训练工作看成是关系到党的事业成败的重大问题，把它放到特殊的位置，加以重视。党校的设立便是一个有效途径。四大召开前，安源党组织创办了党的第一所地方党校——安源党校。在此基础上，四大决议中提出，要设立党校，对党员进行系统的教育，以“增进党员相互间对于主义的深切认识”[1]。四大不仅明确了党校也是实施党内教育的机关之一，并强调要由中央机关提供“统一的材料”，实际上明确了党内教育必须严格遵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确保党的思想纯洁。四大以后，革命形势空前高涨，中共自身组织迅速发展，客观上需要党培养更多人才，以适应革命的需要，党的自身发展也为举办党校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北京、上海、湖南、广东、武汉等地的党组织相继建立了一些党校，这些党校开设《党的基本知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国际共产主义》、《时事政治》等课程。党校的设立，使党的建设理论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党校教育（学）中得以体现，提高了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同时把理论学习与当时的革命斗争实践紧密结合起来，使学员在校学习期间得到实际的锻炼和提高。

       二、组织纯洁方面

       重视并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是中共四大的一个重要特色。四大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因而必须解决党自身的组织建设问题，以强有力的组织工作来保证领导权的取得与实现。四大回顾了中共三大召开后的一段时期内，共产党在帮助国民党开展工作和发展组织的同时，却忽视了自身的工作和组织。党的组织工作的严重滞后，不但不能适应革命斗争发展的要求，也不利于扩大党的力量，强固党的基础，纯洁党的队伍。为此，四大及其以后两年多时间里，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加强党的组织建设，这些措施对保持党的共产主义纯洁性，起到重要的保证作用。

      （一）在全国范围内发展和建立党的组织。大会决定，为扩大党组织的数量，除上海和广东之外，应特别注意在产业工人集聚的湖南、湖北、唐山、天津、山东等地扩大党的组织。在尚未建有党组织的其他工业区及大都市，如东三省、河南、重庆、九江、芜湖、福州等地，也应努力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特别是在工厂、路矿和农会中，将有阶级觉悟的分子吸收入党，建立党的支部。大会提出，对于各种产业工人尤其要力求其完全组织在我党指导之下，成为纯阶级性的独立组织，并且要尽力发展我们党的组织，力求深入群众。即使已在国民党名义之下的工人组织，我们党也应尽力去从中活动，取得指导权，吸收觉悟分子，组织我们党的支部。

     （二）加强中央组织部。四大针对中央指导地方组织不力的状况，在组织方面作出一项重要的决定，即“新的中央须特别注意设立一有力的中央组织部，实际上真能指导地方之党的组织。”[2]大会对地方执行委员会的结构和分工也做了具体规定，加强了组织部的地位，并规定组织部当前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设立一个能够普遍地传布党的印刷品的机关，使党的印刷品能够经常地传布到各农会、各学校、教职员的组织、工商业办事人的组织里去。并强调设立这一机关是本党深入群众的一个好方法，借此可以与党的组织和群众树立继续更为接近的基础，以此来吸收新党员，发展党组织。

      （三）开创以党团为单位的党的组织形式。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为了保证党对国民革命的领导，把握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中共四大提出：“吾党在国民党及其他有政治性质的重要团体中，应组织党团，从中支配该党和该团体的活动。”[3]这里所说的党团即党组。1926年7月，中共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关于《组织问题议决案》中，对党团的地位、作用、任务做了进一步的明确规定:“党团的作用是为实现党的政策，加重党的影响于各种非党的组织。”党团和党的支部组织及作用不同，它不是一个独立的单位或自成一个系统，而是依随党的组织，在各级党的机关之下成立，并受其管理。它的工作是整个的代表党的意见，在政府和群众团体中贯彻党的政策。[4]这些观点虽还不很完善，但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第一次正式提出来，并写进了大会决议，表明我党开始探索有效贯彻落实党的方针政策的途径和方法。党团（组）作为党的一种组织形式，从组织上有力地保证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得以落实，尤其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在我党既无军队又无政权的情形下，仍有力地推动了北伐的顺利进军和工农群众运动的蓬勃开展。

      （四）把握住党员标准的正确方向。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力图按照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高标准来吸收党员。一般来说，党员标准是由入党资格、对党员的基本要求、党员的义务和权利三个部分组成。1.在对待入党资格问题上，四大比较好地把“有成份论”与“不唯成份论”统一起来，放手大胆吸收非劳动者入党。1923年6月，三大通过的党章修正草案规定，“候补期劳动者三个月，非劳动者六个月”[5]，第一次把入党人区分为劳动者和非劳动者，但对于如何放手大胆地吸收非劳动者入党，没有进一步说明。为了克服发展党员工作中的关门主义，以便吸收更多的先进分子到党内来，四大决定简化入党程序，要求各地改变吸收党员必须经过“十人团”或社会主义青年团等“实与吾党组织的原则相违背”的做法，使有阶级觉悟的分子能够“直接入本党”。[6]四大排除了“唯成份论”的干扰，以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为主要标准判断党员的思想纯洁与否，实际上是强调“从思想上入党”，把社会其他方面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既坚持党的阶级性和纯洁性，又放手大胆地吸收非劳动者入党，使我们党在极其复杂的局势下迅速壮大，为革命事业提供了充足的骨干力量。2.在对党员的基本要求上，四大坚持了纯洁性和现实性相统一。四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对于组织问题之议决案》等重要文件，重申了中共一大以来，党的纲领和章程对党员基本要求的各项规定，并对一些条文修改完善，体现出纯洁性与现实性的统一。正如上述所提到的，四大主张简化入党程序，积极吸收工人、贫农和一般革命分子入党，以扩大党的组织，即是从现实出发来考虑的。3.对党员的义务和权利的规定上，坚持人性与党性相统一。四大进一步细化征收党费征收标准，调低低收入劳苦群众的党费，并规定在S . Y .（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党员均免缴党费。

     （五）严明组织纪律。在残酷复杂的革命斗争中，严明的纪律是中国共产党保持组织纯洁性的重要保障。中国共产党自创建以后，对“纪律”的认知过程不断深化。从二大制定的第一部正式党章开始，每部党章都将党的纪律作为专门一章进行严格的规定。全党正是严格遵守党章规定，按照党章办事，遵守党的纪律，不断清理党内存在的各种不纯洁的现象，才使共产党始终保持了组织上的纯洁性。四大修改后的党章，仅在“纪律”这一章中，就列出10条必须遵守的规定，比三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中的“纪律”一章，增加了一条规定。其余规定基本延续了三大所修改党章的内容。如严肃指出：“不守纪律经各级执行委员会命令其停止出席留党察看期满而不改悟”者，该地方执行委员会必须开除之。又如，特别强调要严守保密纪律，对“自请出党”（即脱党）者，要求其严守党的一切秘密，若违反时，则“采用适当手段对待之”；对泄露本党秘密的党员，则“必须开除之”。在《对于组织问题之议决案》中，还把“扩大党的数量，实行民主的集权主义，巩固党的纪律”作为共产党领导中国劳动群众有觉悟地反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争斗所欲达的目的，并将“巩固党的纪律”解释为“党员们受其所隶属的区执行委员会、地方执行委员会及支部干事会的指挥”。

     （六）基本上解决在统一战线中坚持党的独立性问题。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原则，不受国民党的限制，保持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是实行国共合作所必须坚持的策略方针，最终目的是通过坚持统一战线的独立性来保持党的纯洁性。国共合作是以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方式来实现，因此，对于共产党员来说，就具备了双重身份。一方面，作为共产党员，必须遵循共产党的纲领，接受共产党的纪律，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另一方面，作为国民党员，又必须接受国民党的纲领，参加国民党组织生活，接受国民党的纪律约束，在公开场合中，还必须打国民党的旗号，为国民党工作。在这种错综复杂的情况下，坚持共产党的独立性，确有许多难处。直到中共四大，认真地讨论了和国民党的关系，才基本上解决了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性的问题。大会指出，无产阶级必须以自己阶级独立的地位与目的参加民族运动。大会强调，共产党参加民族运动，是为了全民族的解放，并且为了无产阶级自己的利益，决不是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不能“忘了无产阶级的经济组织及党的工作”、“忘了民族运动中无产阶级的经济争斗”、“忘了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中自己阶级革命之准备，而沉溺在资产阶级性的民族德谟克拉西运动中”[7]，这样才能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性，坚持以我为主的原则。

      （七）做好群众工作。能否坚持走群众路线，做好群众工作，直接关系到党的纯洁性状况。四大从当时党所处的环境和面临的任务出发，作出了关于民族革命运动、职工运动、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以及宣传工作、组织工作等一系列议决案。其中心思想就是要最广泛地发动劳动群众，努力争取劳动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搞好党的建设，为党的最终目标和现阶段任务而奋斗。四大后，许多党员受党组织指派到各地宣传鼓动群众，加强对群众团体的工作指导，带领劳动群众同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国民党右派势力作斗争，使党员在斗争中受到了很大的锻炼，提高了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扩大了党在劳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促进了以工农为主体的革命群众运动蓬勃发展。在广泛开展群众工作的同时，党员队伍日益壮大，到1927年4月召开五大时，党员人数猛增到5.79万人，比四大召开时的994人增加了近60倍，成为我党历史上党员人数增长率最快的时期。中国共产党已经从一个宣传性的小团体发展为群众性的政党。

       三、制度纯洁方面

       建党初期和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由于还处于幼年时期，对利用党内法规处理党的各种关系还缺乏明确的认识和定位，因而党内法规只是镶嵌在整个党的文件体系中，作为一个部分发挥着有限的作用。四大通过的党纪党规也不例外，多由党章及《对于组织问题之议决案》等延伸出来，各种措施和制度虽不完善，但仍对党的自身建设进行了一些富有成效的探索。

      （一）修改党的章程。党章是党内法规中最核心的部分，也是党内最高效力的法规。四大没有制定新的党章，只是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这次修正章程较之三大通过的第一次修正章程主要有三处修改：一是增加了“凡党员离开其所在地时必须经该地方党部许可。其所前往之地如有党部时必须向该党部报到”一条。二是将原党章第五条规定：“凡有党员五人至十人均得成立一小组”，修正为“凡有党员三人以上均得成立一支部”[8]，第一次将党的支部规定为党的基层单位。三是规定，从四大开始，将中央和地方党的执行委员会的“委员长”职务改称为“总书记”和“书记”，使中国共产党从此有了“总书记”和“书记”职务以及相应的权限规定。这次党章的修改，标志着党的制度建设的逐步发展。

      （二）坚持党代表大会年会制。中国共产党基本上是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原则组建的，而马克思、列宁建党原则的重要一条就是认为党的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而且党的代表大会必须年年开。二大党章明文规定：“全国代表大会每年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定期召集一次。”在四大通过的党章修正案上，重申了上述规定。在当时的特殊条件，四大仍坚持党的代表大会的年会制，基本如期召开了党代表大会（四大与三大只相隔一年又七个月），并以此来决定党的一些重大问题。随着党员人数的增加和地方组织的扩大，党的组织体制也不断地趋于完善。

      （三）提出党内要“实行民主的集权主义”。受国内条件限制和国际共运领导体制影响，四大之前，中国共产党尚未真正建立起民主集中制，基本采取高度集中的组织原则。如领导方式上采用“委员制”，赋予委员及委员长以很大权力，并突出各级党委的地位和权力。在残酷的地下斗争环境中，这种集中固然有许多弊端，但是在集中发挥党的战斗力，以及在艰苦环境下维护和发展党等方面确实起过很大作用。四大虽然没有明确提出民主集中制的概念，但是民主集中制的思想确实贯穿在四大决议中。第四次代表大会将“民主的集权主义”写进《对于组织问题之议决案》，表明了党针对体制机制上存在的缺陷和漏洞，对集中制不断加以完善的决心，对当时党内民主制度建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四大的实际工作，也体现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大会在制定各项重要决策时进行了讨论；对有分歧的问题，按多数人的意见作出了决定；通过选举产生了党中央领导机关。

      （四）发布党的第一个反贪污腐化文件。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以后就非常重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随着大革命高潮的到来，中国共产党的威信不断提高，党员人数急剧增加，既有助于壮大党的力量，也有可能会有更多投机腐败分子混入党内影响队伍纯洁，这引起了党对党员质量上有所“退化”的高度警觉。1926年8月4日，在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针对少数党员中“贪官污吏化”的倾向，向全党发出了第一个反贪污腐化的文件——《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要求各地党组织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制止党内腐化现象的发生。通告发布后，各地加强了对党员的教育，对党组织进行了整顿，尤其是“党内工作者的坏倾向如雇佣劳动化与贪官污吏化的分子，自扩大会议后各地均已注意清洗”[9]，保持了党的队伍的纯洁性，提高了党在群众中的威望，推动了国民革命向前发展。反腐倡廉措施的出台，为保持党的纯洁性提供制度保障。

       综上所述，这一时期党对纯洁性的几条标准，包括：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理论指导，以共产主义为理想信念；阶级成分的无产性与群众性；组织纪律的严密性与集权化；出入有章可循；群众工作的开展和群众性政党的形成；等等，党对这些标准的探讨体现在党的思想、组织、制度和反腐倡廉建设等方方面面，既有有益探索也存在认识偏差。但总体而言，这一时期党的纯洁性建设是有开创性意义的，党的自身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壮大和发展。

（本文入选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四大纪念馆编的《力量之源——纪念中共四大9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