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立平 

    北伐战争时期，叶挺率领第四军独立团在两湖战场冲锋陷阵，显赫功绩，名闻天下；抗日战争时期，叶挺指挥新四军在华中敌后战场浴血奋战，卓著功勋，举世皆知。然而，抗日战争初期，叶挺领导东路守备军在东江敌后战场英勇杀敌，汗马功劳，鲜为人知。

    一、返回广东抗战之缘由

    1938年10月底，叶挺离开新四军军部，返回家乡广东东江领导敌后抗战。

    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叶挺在新四军中干得很不称心。

    1937年全国抗战开始后，从海外回到上海的叶挺，与正在参加国共谈判的周恩来会面，表达其参加祖国抗战的强烈愿望。周恩来希望他出面参与改编南方红军游击队的工作。叶挺欣然同意，向国民党方面提出此事。经过国共两党谈判，南方各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这个番号是根据叶挺提议而确定的，意在继承北伐战争“老四军”的光荣革命传统和国共两党的携手合作。叶挺是国共两党都能接受的新四军军长人选。1937年9月28日，蒋介石任命叶挺为新四军军长；11月3日，叶挺抵达延安，毛泽东主持召开欢迎叶挺的干部大会，正式宣布叶挺担任新四军军长。叶挺在欢迎大会上表示，完全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决抗战到底。

    但是，叶挺担任新四军军长后，工作处境十分艰难。首先，蒋介石对这支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军队存有戒心，对新四军进行压制和刁难，导致新四军“饷款不济，军食不足，军装不备、弹药不充、机械不补”[1]。其次，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书记、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兼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在新四军中独揽大权，对党外人士叶挺进行排挤和歧视，中共中央的一些重要指示不向他传达，一些重要会议不让他参加。此外，叶挺与项英两人对新四军战略方针问题也存在严重分歧，彼此的意见合不到一块，使叶挺无法展开新四军的领导工作。为此，叶挺感到十分苦闷。1938年8月中旬，他致电王明、周恩来和博古，表示准备辞去新四军军长职务。8月28日，周恩来致电叶挺：“深知兄在工作中感觉有困难，请明告。我们正帮助你克服这一困难”[2]，希望仍以大局为重，继续坚持工作。项英无视中央的处理意见，没有改变对叶挺的态度，也没有诚意挽留叶挺，甚至有意让叶挺离开新四军。10月23日，项英致电中央军委转周恩来：“叶之辞职愈坚，本问题无可挽回。目前新四军问题应直接由周（恩来）与蒋（介石）解决继任人。”[3]在这种处境下，叶挺只好离开新四军军部。

    其二 ，忧心家乡安危。

    叶挺是广东省惠阳县人。1938年10月12日，日本侵略军在惠阳大亚湾登陆后，长驱直入，轻而易举地占领了惠阳、宝安、东莞、增城、博罗等县。把握广东军政大权的第四路军总司令余汉谋，弃守广州，率部退到粤北韶关。10月21日，广州沦陷。日军从大亚湾登陆仅10多天时间，广州及其周边各县和东江下游大片国土相继沦陷。日军所到之处，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无恶不作。广大同胞流离失所，家破人亡，陷于水深火热之中。

    叶挺得知家乡沦陷，同胞遭难，十分忧心，决意回到家乡广东，带领乡亲们开展抗日斗争，把日本侵略者赶出家园。

    这就是叶挺返回家乡领导东江敌后抗战的原因。

    二、组建东路守备军总指挥部

    叶挺离开新四军军部后，经江西景德镇到达南昌，然后从南昌转到广东韶关，会见第四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十二集团军（由第四路军改编）总司令余汉谋以及谭邃等粤军时期的老朋友。叶挺在与他们交谈中，流露出返回家乡东江地区发动抗日游击战争的意愿。

    其时，余汉谋因指挥失当失守广州而受到蒋介石“革职留任”的处分，决心重整旗鼓，洗雪耻辱，对叶挺提出的这个意愿，真是求之不得，正好借助叶挺的威名收拾广东残局。而早前他作出部署，设立东路守备军总指挥部，整合东江地区的地方抗日团队，开展敌后游击战，以牵制日军北上韶关。他要老部下谭邃出任总指挥一职，谭邃恐难胜任，托病推辞。于是，余汉谋委任叶挺为东路守备军总指挥[4]，谭邃为副总指挥。余汉谋还打算保荐叶挺担任第十二集团军副总司令，让叶挺协助他在广东打几场抗战“翻身仗”。

    叶挺接受任命后，立即全力以赴投入组建总指挥部和整编抗日部队的工作。他首先通过八路军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找到中共粤东南特委书记梁广，要求予以支持和帮助。中共粤东南特委当即把撤到新界元朗的由中共掌握的东莞县壮丁常备队60余人调给叶挺，作为东路守备军总指挥部特务营的骨干[5]；再从香港调集30余名工人作为总指挥部的警卫排。叶挺率领这几十人进驻宝安县深圳圩，在深圳鸿兴酒家设立东路守备军总指挥部，随后又建立司令部和政治部[6]。

    为加强和充实叶挺所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中共粤东南特委又决定：把曾生领导的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和王作尧领导的东宝惠边人民抗日游击队调来，作为东路守备军总指挥部的警卫营；把香港惠阳青年会回乡工作团数十人调来，作为东路守备军总指挥部政治部的政工队。同时，抽调王鲁明、何鼎华、祁烽等一些党员干部到总指挥部政治部工作。

    叶挺向溃散在东江地区的国民党散兵及地方团队发出命令，要他们前来联系，接受整编和指挥；同时，视察了部分地方抗日团队。1938年12月上旬，叶挺在中共东莞中心县委组织部长、东莞抗日模范壮丁队指导员袁鉴文率领的一个武装班护送下，到驻宝安县龙华乌石岩的广东民众抗日自卫团第四区统率委员会莞增特务大队大队长袁华照（袁虾九）部视察。他沿途向武装班传授如何选择伏击地点，如何利用地形等游击战争知识[7]。经过视察，叶挺把袁华照的队伍收编为东路守备军总指挥部特务营[8]。当他得悉国民党军队第一五一师四五三旅有1000多人溃散于新界沙头角一带时，立即指示曾生尽快找到他们，带回东江敌后参加抗日游击战争[9]。

    叶挺对开展东江敌后游击战争充满了信心。他乐观地设想：以曾生、王作尧所部游击队为核心，发动群众，争取并改造其他的抗日武装力量，可以在短期内建成一支拥有一万几千人的有较强战斗力的部队[10]。中共广东省委、粤东南特委同样持有这种想法。为实现这个目标，1938年12月24日，廖承志、张文彬、叶挺3人联名向中共中央发电报，详细报告广东地区中共领导的武装部队发展状况，并指出“目前最大困难在于没有恰当掌握部队的军政干部”，“亟需由老家增派一批广东干部”[11]。叶挺还准备发电报给新四军领导人，试图从新四军那里抽调几十名干部支援东江抗日游击战争。

    三、指挥东路守备军出击日军

    在余汉谋的大力支持和中共粤东南特委的积极配合下，叶挺很快就完成了东路守备军总指挥部的组建工作。辖区内所有的地方游击团队，统归东路守备军总指挥部编遣调用。当时，余汉谋正在组织东、西、北三路大军向广州外围挺进，伺机反攻广州。因此，他抽调第十二集团军六十三军一五三师（军长兼师长张瑞贵）、六十五军一五七师（师长黄涛）、八十三军一五一师四五三旅（旅长温淑海，暂归一五三师建制），作为东路军主力部队，由东路守备军总指挥部统一调遣。东路守备军总指挥部根据第四战区司令部的命令，迅速指挥所属各部攻击日军重要据点。

    东路守备军首要攻击目标是广州外围的增城、东莞。1938年12月18日，国民党第六十五军一五七师奉命由兴宁取道河源、博罗进攻增城。先在九仔潭、长宁圩、罗浮山山脚一带与增城日军激战，日军不支退回增城，一五七师乘胜包围增城。19日，叶挺率部到达距离石龙20余里的东莞菉兰（今属博罗县），指挥东路守备军各部攻击石龙日军据点。他命令东路守备军特务营营长袁华照，联同东莞各游击自卫团队，负责收复石龙、石滩。袁华照接到命令后，率部迅速从观澜开赴茶山，会同石龙、茶山、京山、石湾、南步、横河、马嘶、岳潭埗、企石、铁炉坑等地自卫团队，包围石龙日军，俟收复石龙即与攻增城的正规军联合，向石滩推进[12]。23日，由紫金县开来的一五三师补充团到达莞樟公路，并向莞城推进，准备与地方游击团队联合围攻莞城。24日，东莞县民众抗日自卫团叶铁良、邓重平等部，派出便衣数十人潜入石龙，半夜再出动300余人，里应外合，分三路由石龙车站、黄家山以及石湾方向袭击石龙日军，歼敌20余人，抗日团队负伤数人[13]。28日，东莞游击团队一度冲进石龙城内，与日军展开巷战，后因日军增援部队到达而撤出[14]。29日，东路军主力部队与游击团队分两路向石龙进攻，一路越过南便河，沿铁路攻击石龙车站；一路分由杉排头、黄家山攻击石龙镇。两路队伍齐进，以敢死队配合游击队，一度占领石龙车站，杀敌百余[15]。30日晚9时，东路军主力部队分三路向石龙总攻，一路由张瑞贵率领，从横沥经茶山疾进，一路由谭䆳指挥，沿东江两岸直迫石龙，一路由温淑海部从石龙东北侧击。敌我双方在距石龙15里之处展开激战，东路军夺取敌据点多处。战至次日中午，日军死伤400人以上，东路军亦也有较大伤亡[16]。1939年1月1日，东路守备军特务营袁华照部在宝安县国民政府政警队的配合下，袭击虎门太平日军[17]。1月5日，袁华照部和东莞县抗日自卫团何煜坤、刘发如等部共七八千人，联同国民党军一五三师某部炮兵围攻东莞县城；刘发如部在莞城北郊与日军守兵发生遭遇战，日军伤亡过百，刘发如部阵亡数十人[18]。6日，东路军主力部队攻下增城，即向石滩、新塘、雅瑶推进，从东北两面包围石滩、石龙；东莞游击团队向石龙发起进攻，先头部队与潜伏在石龙镇内的游击队取得联系，再度拼死攻入石龙，毙敌百余，后因日军前来增援，乃退出石龙，炸断莞龙公路桥[19]。

    以上史料是笔者搜集当年数家报刊的报道整理出来的，从中可以看到，叶挺组建起来的东路守备军，在较短时间内对敌作战之频繁和勇猛。

    四、壮志未酬无奈离粤

    正当叶挺踌躇满志地要在广东敌后战场大干一番之时，蒋介石看到余汉谋保荐叶挺担任第十二集团军副总司令并任命为东路守备军总指挥的报告，大为恼火。他责备余汉谋做了一件蠢事：叶挺在广东组建抗日部队，等于又让共产党在华南建立一支新四军。因此，严令余汉谋撤销对叶挺的任命，让叶挺离开广东。

    当时，中共中央有这样的看法：华中的战略位置比华南更为重要，叶挺在华中发挥的作用更大；叶挺若不返回新四军军部，势必引起蒋介石的不满，从而影响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统战关系；更为严重的是，蒋介石会以叶挺离职为由，另派他人充任新四军军长，以抵制共产党对新四军的政治领导。中共中央经过全盘考虑后，认为叶挺不能留在广东，要迅速返回新四军军部。于是，让廖承志把此意见转告叶挺。

    叶挺接到中共中央这一指示，起初舍不得离去，但后来认识到应以大局为重，只好离开深圳。他撤出东路守备军总指挥部时，将自用的一支白金钱牌三号左轮手枪留下，托警卫干部蔡国梁送给中共粤东南特委组织部长吴有恒留念（吴有恒后来把这支手枪转赠曾生）。中共东南特委派出温焯华、王鲁明到东莞县清溪苦草洞，通知王作尧的部队取消去深圳总指挥部的行程，继续留在东（莞）宝（安）边区坚持游击战争。同时委派吴有恒到深圳，负责总指挥部的善后工作。吴有恒把叶挺身边的100余名武装人员安排到曾生领导的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把一些政工干部安排到王作尧的部队，结束了深圳东路守备军总指挥部的工作。

    1939年1月上旬，叶挺从香港来到汕头。他曾于1927年率南昌起义军占领过汕头，11年后重到故地，因此在那里逗留了几天，期间还接受《星岛日报》记者的采访，介绍新四军抗战经过以及抗战形势。1月10日，离开汕头乘车前往韶关第四战区司令部[20]。2月初，他从广东抵达重庆，先后与周恩来、蒋介石会面，表示愿意回新四军工作。2月15日，由周恩来陪同乘飞机抵桂林，再从桂林乘火车，于23日回到云岭新四军军部，仍任新四军军长。

    叶挺领导广东东江地区的敌后抗战，虽然只有短短的一个多月时间，但对东江乃至整个广东地区的抗战产生了积极影响。

    第一，鼓舞了广东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士气。当时，王作尧得知叶挺回到广东抗日，觉得这是“令人兴奋的消息”，“可以设想，凭他的威望，一定能带动各方面的抗日力量，他振臂一呼，富有革命传统的东江人民，必然会奋起响应，踊跃相随，组成一支强大的敌后游击大军——一支新的铁军”[21]。王作尧这种想法，代表了东江乃至广东人民坚持敌后抗战的信心和决心。

    第二，促进了东江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叶挺到达东江之时，日军刚刚结束对广九铁路沿线的回师“扫荡”，驻守广九铁路沿线的国民党正规军队大部分退守惠阳以东和东江以北地区，小部分溃散各地；地方游击队和抗日自卫团队也遭受严重挫折，队伍被打散。日军占领了铁路线和公路线，东江地区的抗日斗争形势陷于低谷。叶挺来到东江后，马上把这些溃散的抗日武装收拢起来，编遣成东路守备军，连续主动出击日军重要据点，取得了一些胜利，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初步打开了东江地区敌后抗战的局面。鉴于东路守备军已打出声威，余汉谋在叶挺去职后仍保留这一名称，任命张瑞贵接任东路守备军总指挥，继续指挥所属部队在东江开展敌后抗日斗争。直至张发奎就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于1939年2月初对辖区内的各类游击团队实行解散或改编，在惠州设立第四战区东江游击指挥所，东路守备军总指挥部才相应撤销，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

（作者系中共东莞市委党史研究室副研究员、原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