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在抗战中牺牲的东莞航空英烈 

刘俊添 

       在70多年前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一批不愿当奴隶的炎黄子孙驾机冲上云霄，同凶残的日本侵略者展开了世界战史上时间最长的空中搏斗。在敌强我弱的战斗中，“年轻的中国空军奋力拼搏，勇战强敌，沉重打击了日本空中侵略者，取得了辉煌的战绩。在抗战期间，中国空军共出动飞机21597架次，投弹715吨，击落敌机599架，击伤敌机110架，炸毁敌机627架，炸伤敌机120架，击沉击伤敌舰船8013艘，炸毁炸伤敌坦克和军车8456辆。”[1]

     “在艰苦的抗战中，中国空军有6164名飞行员和地勤人员阵亡或殉职，有7897名空军官兵负伤或致残。”[2]座落在南京紫金山北麓的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是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庄严肃穆的30块黑色大理石英烈碑上，镌刻着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1468位中国空军烈士和2800多位苏、美、韩抗日航空烈士的英名。其中，我们广东东莞藉烈士就有14位，他们是：周莲如、刘润田、张鸿藻、万英芬、卢伟英、陈桂民、袁宗祺、陈汉儒、邓显纲、向家培、陈桂林、谭玉芝、卜槐勋和梁绍刚。

    以下简要介绍部分莞籍航空英烈事迹。

    周莲如（1911年2月—1937年10月），原名周润赞，东莞附城周屋村人。1927年底，在石龙峡口读书的周润赞，怀着“航空救国”的理想，瞒着父母投考广东航空学校，被录取为第三期航空科的学员。为表崇尚出于污泥而不染的高雅品德，他改名为周莲如。1936年7月，“两广事变”[3]中，时任广东空军第四中队分队长的周莲如，响应全国团结抗日的号召，随广东空军率队投效南京，任中央空军第八大队第十九中队分队长。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周莲如和战友们一起驾机升空与日军英勇作战，在8月14日至16日的三天空战中，中国空军共击落日机30多架，炸沉敌舰和炸毁敌仓库、阵地，大力支援了地面抗战部队，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志气。因抗敌立下战功，周莲如于8月18日，被国民政府嘉奖授予空军少校军衔，升任第十九中队副队长。周莲如驻防汉口，转战长江各地，屡有战果。

    1937年10月1日，日机空袭汉口，周莲如与分队长张吉辉驾机升空警戒，不幸被友机误击中弹起火，两人被迫跳伞坠于襄河之舵落口，一同殉职。时年27岁。周莲如遗体被护送回广州，举行了隆重的公祭。1941年7月14日，国民政府追授周莲如中校军衔。周莲如是抗战中牺牲最早、职务最高的东莞藉空军飞行员。

    刘润田（1913年—1940年4月），1935年4月考入广东航空学校。1936年并入杭州笕桥中央航校。1938年7月，航校于昆明更名为中国空军军官学校，他与东莞同乡张鸿藻、陈桂民、王刚夏、张义森等五人，一起在空军军官学校第七期毕业。刘润田分配到战功卓著、当时有“皇家空军”之称，以中国抗日英雄高志航命名的空军志航大队，任第四大队第二十二中队飞行员。担负保卫陪都重庆的重任。抗战各役，有功，升任中尉三级飞行员。

    1939年12月，在大队长、中共地下党员郑少愚的率领下，刘润田随队飞赴柳州支援桂南抗战。10天内，第四大队击落敌机12架。

    1940年4月22日晚，日轰炸机三批，每批十架袭川。刘润田驾7106号机升空警戒，与敌机遭遇，发生激战。及至击退敌机后天色已晚，迷失方向，迫降彭水东北河中，不幸殉国。追授上尉军衔。

    张鸿藻（1914年11月[4]—1940年9月），祖籍东莞凤岗油坩埔村，出生于马来西亚，后归国读书，于1935年4月考入广东航空学校。1936年并入杭州笕桥中央航校。1938年7月，航校于昆明更名为中国空军军官学校，张鸿藻于中国空军军官学校第七期毕业，任空军第五大队第二十七中队飞行员，驾机2408号。后调任空军第四大队第二十二中队飞行员，担负保卫重庆的重任，升至中尉三级。                                 

    1939年1月15日，日军18架轰炸机在9架驱逐机掩护下，从宜昌起飞沿长江溯飞重庆。第四大队张鸿藻等9架飞机升空拦截，与日机在重庆上空展开了空战。此役击落敌机1架，击伤敌机3架。5月3日，敌“九六”式飞机54架，从湘西黔北绕道偷袭重庆。张鸿藻等9架飞机组成3个编队，穿插到日军机群中进攻。是役，第四大队击落敌机10架。张鸿藻随后参加了5月25日、6月7日、6月9日、6月11日在四川梁山拦截敌机的战斗。还参加了12月25日的湖南芷江空战。

    1940年5月18日至9月4日，日军对重庆连续进行了110天疯狂轰炸，中国空军奋起应敌。张鸿藻先后参加了5月18日在四川温江上空拦截敌机、6月27日、28日、8月11日重庆空战，各战均有立功。9月13日，日军轰炸机45架在驱逐机9架掩护下袭击重庆。张鸿藻等中国空军驾25架苏制伊—15和9架伊—16驱逐机起飞迎战。返航途中经璧山县上空， 30架日军 “零”式战斗机，突然从高空背朝太阳方向冲入中国飞机编队，双方发生激战。因敌机是最新机种，性能速度远较我机优越，张鸿藻所驾飞机中弹起火，人亦受伤，跳伞时坠地殉国。次日，璧山县军民为阵亡的10名飞行员举行公祭。追授上尉军衔。抗战胜利后移葬在现南京航空烈士公墓。

    万英芬[5]（1914年—1940年10月），广东航空学校第四期、中央航空学校第五期高级班毕业。抗战时任中央空军第七大队第六队分队长、空军轰炸总队飞行教官，升至上尉三级。曾参加各地抗战战役有功，有战绩3次。1940年10月26日，敌零式驱逐机第一批8架，第二批27架，第三批18架，袭四川成都。万英芬驾驱逐机飞向邛崃以西待命，途中与敌机遭遇遂发生战斗。万英芬所驾大达机2002号，被击落于蒲江县松华镇。追授少校军衔。

    卢伟英（1915年—1941年6月），道滘闸口村人。1936年，中央航空学校在广州招募学员，时就读广州中山大学附属中学的卢伟英，怀抱抗日救国理想前往报考且被录取，但因母亲爱子心切反对他从军，对父母极为孝顺的他未能如愿成行。卢伟英投笔从戎、保家卫国的壮心不已，第二年他再次投考。因太多青年报考，竞争激烈，且招生年龄是18—24岁，为解决自己年龄偏大的问题，他填报年龄为19岁。这就是卢伟英履历表上填写的出生日期是1918年的原因。此次，他再次脱颖而出，被中央航校第十一期航空科录取。

    他在家结婚仅呆了两天，就别离了家乡、父母和新婚的妻子。离开广州分校北上杭州时，他和学员们乘坐飞机在家乡上空绕飞了三圈，向家乡和亲人道别。

    全面抗战爆发后，航校往昆明转移，他们徒步从杭州出发，经江西、湖南、广西，一直步行到云南楚雄。时常晚上行军，日间睡觉，脚上长满着血泡，一边走还要一边训练和学习。每天完成100多个俯卧撑，抽空由教员讲解飞机的性能和飞行原理，在地面练习看航线和地标。卢伟英和学员们经受极为严格的军事训练，学习现代科学知识和机敏的驾御能力，培养铁血、严格、刚毅、尚武、视死如归的军人特性。这正是造就了在抗战中没有一个中国空军飞行员当俘虏变节之奇迹的奥秘。这期学员原有一百多人，到1941年1月毕业时，淘汰剩下来的只有八十一人。卢伟英毕业后，任空军轰炸总队飞行训练第三队准尉三级见习员，先后驻防重庆和成都凤凰山机场。

    1941年，中国的天空已完全失去了制空权，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6月22日这一天，日军出动52架飞机，分四批袭击成都。轰炸总队教官王自信带着卢伟英、卜槐勋、见习飞行员张寿泉（湖南浏阳人）、通信员吴贻权（湖南湘乡人）等4人驾驶一架教练机紧急疏散待命。在广元上空遭遇敌机，飞机中弹起火，坠毁在广元车家坝的园包山上。卢伟英不幸壮烈牺牲。追授少尉军衔。

    卜槐勋（ ？——1941年6月），在成都凤凰山机场任空军机械师。1941年6月22日，日机52架袭击成都，卜槐勋与卢伟英及见习飞行员张寿泉、通信员吴贻权，同教官王自信驾驶的飞机紧急疏散。通过广元上空时遭遇敌机，飞机中弹起火，坠毁在广元车家坝的园包山上。教官王自信重伤，卜槐勋与卢伟英等4人皆不幸随机殉职。当时上坝村（现四川省广元市朝天区西北乡上坝村）的农民抢救了重伤的教官王自信，并收敛了烈士的遗体，葬于飞机坠落处下方土坡上。

    陈桂民（1917年5月—1941年9月），中国空军军官学校第七期毕业。1937年冬，随杭州笕桥中央航校撤退往昆明巫家坝的途中，与研究中国建筑史的著名学者梁思成一家在云南相遇，并结下深厚情谊。当这批学员举行毕业典礼时，梁思成夫妇便是他们的“名誉家长”，并上台致辞。

    陈桂民个子不高，方脸，性格开朗、乐观，喜欢用浓重的地方口音讲故事，外号“小老广”。在一次空战中，他和一架日机都把机枪子弹打光了，两机并排飞行，他就掏出手枪与日军飞行员互相射击。手枪子弹也打光了，义愤填膺的陈桂民不惜以身殉国，横下心要把敌机撞下来。但日机倚仗性能优越躲开了，气得他捶胸顿足。

    1939年初，陈桂民随空军第五大队第十七中队进驻兰州。2月20日，日军30架轰炸机轰炸兰州。第一梯队9架轰炸机从黄河铁桥上空进入兰州空域。陈桂民和战友驾驶12架伊—15和伊—16驱逐机拦截攻击，击落日军领队长机、僚机等5架飞机。日军第二梯队12架、第三梯队9架轰炸机又来进犯，陈桂民和战友再度升空拦截，双方展开空中激战。这天，空军共击落敌机8架，高射炮击落1架。此役陈桂民重伤敌机1架。2月23日，日军再出动两批共20架轰炸机侵入兰州上空，陈桂民随空军第十五中队、第十七中队和苏联志愿队，共出动31架战机，向日军机群展开攻击。这一仗，击落敌机6架，其中陈桂民和副队长马国廉联合击落敌机1架。其余所有日机被击伤。兰州空战的胜利，是自武汉和广州失守以后，中国军队在战场上取得的最大一次胜利。陈桂民此役立功，被嘉奖一星奖章一座。为祝贺兰州空战大捷，邓颖超还代表西北各界妇女向抗战空军敬赠锦旗。

    此后，陈桂民转战各地，任第二十六中队分队长，升至上尉三级，因战功获颁二星星序奖章。1941年9月11日，陈桂民在四川凤凰山试飞E-16机7609号时，因战发动机发生故障，不幸殉职。

    袁宗祺（1912年1月—1942年11月），广东航空学校第三期毕业。抗战时任中央空军第五大队第二十八队副队长、南昌第一空军总站补给股、飞机管理股股长、空运大队飞行员，少校二级。

    袁宗祺曾领航13次，送运兵9次，有战绩14次，获颁二等宣威奖章、三等复兴荣誉勋章。

    1942年11月1日，袁宗祺随空军第八大队大队长郑长庚驾C-53运输机送运兵至敌后苏鲁战区于学忠总部。返回兰州机场时，适逢电厂停电，机场夜航设备改用灯号，因灯光不足，致飞机降落时失事。袁宗祺殉职时，年30岁。

    陈汉儒（1918年—1943年3月），中国空军军官学校第十四期毕业，任空军军校准尉见习员。1942年4月，成为第三批赴美受训学员，派赴美国深造。1943年3月27日，在美国基地驾机练习飞行，不幸失事殉学，时年25岁。

    邓显纲（1910年12月—1944年8月），广东航空学校第三期毕业，历任广东空军第五中队分队长、广东航校高级飞行教官、广东空军第四队副队长。1936年7月，任广东空军第九中队正队长的邓显纲，响应全国团结抗日的号召，随广东空军率队投效南京，任中央空军第三十一队队长。抗战时任空军第六大队副大队长，有战绩5次，1938年6月30日获嘉奖授少校军衔。后任轰炸总队教育处主任及第三训练队队长、中央航委会军官附员。

    1942年，滇缅公路暂时断绝之后，陈纳德将军冒险开辟的“驼峰航线”，成为当时维持抗战的空中生命线。这是一条飞机失事率高得惊人的、危险的“死亡航线”。为了向战时物资匮乏的中国运输战略物资，中国政府组建中国航空公司，加入“驼峰航线”的运输。资深飞行员邓显纲不怕牺牲，临危受命，加入了中国航空公司，任运输机副驾驶，出色地完成各项运输任务。                     

    1944年8月1日，邓显纲与正驾驶马国廉在云南昆明驾民航机飞至市郊西山上空时，因飞机故障坠地而殉职。时年34岁。

    陈桂林（1913年4月—1945年3月），在广东航空学校第七期毕业，历任中央空军第七大队第三十队、第四大队第二十二队、第五大队第二十九队、第六大队第十五队、第五大队第二十六中队、第十一大队第四十一中队飞行员，空军军士学校飞行教官、空军官校初级班飞行教官、空军第八大队第十五中队副队长、第十一大队第四十二中队副中队长，上尉二级。

    1945年3月8日，陈桂林在四川成都太平寺机场，试飞美国制造的P-40飞机，失事殉职。时年32岁。

    向家培、谭玉芝、梁绍刚三位航空烈士未能找到史料记载，甚憾。

    因时隔久远，关于中国空军抗战的史料保存较少，难于寻查，记述下来的莞藉抗战航空英烈事迹，仅是粗浅的概况，盼有识之士充实完善。

    战争是残酷的，落后就要挨打，和平要靠奋斗才能实现。我们要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就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实现东莞高水平的新崛起而努力奋斗，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添砖加瓦。唯有如此，才是对英烈们最好的纪念。

（作者工作单位：东莞市台胞台属联谊会前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