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东莞市委党史研究室

    改革开放初期中央赋予广东“特殊政策灵活措施”，东莞抓住发展机遇，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外向型经济发展道路。回顾分析1978-1984年期间东莞“三来一补”兴起的概况、原因和作用，从而为新时期东莞全面深化改革提供有益借鉴。

    一、东莞兴起“三来一补”的历程

    “三来一补”是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及补偿贸易的统称，是一种以加工装配业务为主、进出结合的加工贸易形式。主要形式是由外商提供设备、原材料、来样等，由中方提供工地、厂房、劳动力，按照外商要求组织生产、加工装配，全部产品外销，中方收取加工工缴费的一种贸易方式。东莞开办“三来一补”，是从1978年8月开始的，至今在东莞经济中仍然占据重要比重。回顾这一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我们认为，1978-1984年这7年间，属于东莞“三来一补”的摸索发展时期。这一时期，共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一）初创起步阶段（1978-1979年）

    改革开放前东莞是一个传统农业县，工业生产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很低，基本属于封闭型的县办工业和社队工业，设备陈旧，技术落后，大部分为与农业配套的粗加工型小厂。

    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1978年7月国务院颁布《开展对外加工装配业务试行办法》，允许采取先办厂、后承接外商加工装配业务的“来料加工”方式，试行“三来一补”业务。东莞抓住国家鼓励发展国际加工业务和当时国际产业结构调整的机遇，冲破传统观念，大胆发展“三来一补”业务。1978年8月30日，县第二轻工业局与香港信孚手袋制品有限公司签下东莞第一宗来料加工合作合同。9月15日，县第一家（也是广东第一家）对外来料加工厂[1]——东莞太平手袋厂正式开工。东莞成为中国内地最先尝试开展“三来一补”业务的地区之一。

    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东莞对试办“三来一补”仍然小心谨慎。一些领导干部对接受外商来料加工有顾虑，怕丢“贫下中农”的面子，影响共产党的威信；怕同外商打交道，以后在政治运动中会被当成与资本家勾结；怕带进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腐蚀青年，影响“反外逃”[2]。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推动着人们的思想进一步解放。为了抓好干部、群众思想观念的转变，清除“左”的思想影响，县委分批举办三级干部解放思想学习班，认真学习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和国务院关于开展对外加工装配的有关规定，坚定干部群众发展“三来一补”业务的信心。在统一思想基础上，东莞县逐渐放开手脚，以“敢吃第一只螃蟹”的气魄，在缺资金、缺技术、缺人才的情形下，提出利用农村祠堂、会堂、食堂（又称“三堂”）、仓库等集体公共建筑为厂房，凭借廉价劳动力优势，创建设施简陋的小工厂。这种不等上级贷款，不靠国家投资，因陋就简发展“三来一补”的方式，使东莞经济很快有了新起色。东莞人形象地把这种起步喻为“借船出海”、“借鸡下蛋”。

    “三来一补”是新鲜事物，县委、县革委会缺乏经验，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为加强对外加工业务的统一领导、管理和服务，1978年12月21日，东莞县成立对外来料加工装配业务领导小组[3]，下设办公室，从经委、计委、财办、工交、外贸、科委和社队企业管理局等15个部门抽调干部组成，联合办公，负责全县“三来一补”（后扩大到合资合作企业）的洽谈、签约、审批等日常工作。这是全国第一个加工贸易装配业务办公室，开启了“一个窗口对外”、“一条龙服务”的先河。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三个统一”：统一洽谈、签约和报关，统一对外加工价格，统一协调关系，改变过去洽谈、签约层次多、手续繁、效率低的局面，大大提高办事效率和服务水平。另外，设立深圳办事处和广州工作组，加强与驻港和省内贸易机构的联系，办理进出口具体业务。后来，又成立县对外加工服务公司，为“三来一补”提供各项服务。各公社相应建立对外加工办，加强基层领导。

    1979年7月15日，党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中发〔1979〕50号文），文件赋予广东、福建在改革开放中的一系列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这个文件成为东莞人民奋起直追、冲破计划经济藩篱的“尚方宝剑”。同年9月，国务院颁布《开展对外加工装配和中小型补偿贸易办法》，进一步规范来料加工贸易方式，“三来一补”业务在国家层面上的合法性得到进一步确认。“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出台，更加坚定东莞发展对外加工装配业务的信心。

    东莞县充分利用“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及国家实行改革开放的相关政策，“三来一补”迅速走上正轨。县委及时组织各级干部进行学习讨论，认真领会国家给予包括东莞在内的广东省特殊政策的重大意义，同时组织计委、经委以及宣传教育等部门的主要领导分头下乡宣传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宣传推广先进典型，提高广大干部群众发展“三来一补”的认识。着手制定发展“三来一补”业务的10条开放优惠措施，在土地使用费、税收、厂房和水电等方面给予优惠和方便。各社队也制定鼓励外商投资办厂的优惠措施和奖励制度。认真落实侨务政策，调动华侨、港澳同胞及其亲属建设家乡的积极性。由县主要领导牵头，各级领导干部深入第一线，调查研究，支持基层大胆工作，及时解决企业一些具体困难和问题，大力发展“三来一补”。政府和企业都采取积极措施，充分挖掘劳动潜力，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如樟木头公社决定，从农村每10人中抽一个劳动力搞来料加工。来料加工企业，在工缴费总收入中扣除购置设备等项之后，60%作为集体积累，40%作为工资，并普遍实行计件工资，体现多劳多得。这些在当时都是比较大胆的创新举措。

    在对外来料加工安排上，县委正式确定“三个为主”的指导思想：品种上以劳动密集型为主，布局上以农村社队和城镇集体所有制为主，规模上以中小型为主，在条件具备时发展较大的对外加工厂。这一指导思想贯穿到整个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前半期，并影响到基础设施建设、工业用地等方面。在投资环境建设上，县委坚定“想要富、先修路”信念，首先从改善厂房设备和交通运输条件入手，拉开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序幕。1978年，全县可通车公路仅1053公里（其中水泥路仅1公里），制约了经济的发展。从1979年起，动员各社队广开渠道，集资搞好基础设施及配套设施建设，改善投资环境，吸引外资。在工业用地上，采取“先进来，普遍开花”策略，搭建“三来一补”初步框架。

    政策的放宽和投资环境的改善，吸引外商纷纷前来商谈“三来一补”业务。截止1979底，全县累计签订“三来一补”协议共208宗，吸收职工1.1万多人。其中，1978年全县签订“三来一补”协议3宗[4]；到1979年，迅速增加到205宗（其中社队办164宗）[5]，是年即获工缴费234万美元。“三来一补”业务的兴起，改变传统外贸方式，刺激农副产品收购需求，扩大产品出口量，对外贸易逐年增加。1978年东莞外贸出口3938万美元；1979年外贸收购总值达1.31亿多元，出口总值5382万美元，净收外汇218万美元。总的来看，这一阶段初步形成“村村点火、处处冒烟”的粗放型发展模式，“三来一补”项目均为劳动密集型的一般性加工制造业，投资办厂的外商几乎都是小资本，项目小、档次低，技术落后，产品较单一，且集中于传统农业和手工业的粗加工，如食品、米粉、手袋、工艺等行业，附加值低。“三来一补”工业厂房的空间布局分散，分布密度低。

    （二）基本成型阶段（1980-1983年）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东莞继续建立和完善适应“三来一补”发展需要的管理体制，加快投资环境建设，出台配套政策，“三来一补”业务进展较快。

    1980年4月22日，广东省人民政府印发《关于贯彻国务院<开展对外加工装配和中小型补偿贸易办法>的通知》，根据党中央、国务院50号文件精神，进一步完善对外加工装配和中小型补偿贸易办法，并将小额加工装配项目审批权限下放到县一级，提高“三来一补”业务的灵活性。东莞迅速落实中央和省的指示，召开经济办公会议，制定让“三来一补”越办越活的措施，要求狠抓经济效益，加强管理，提高产品质量，认真抓好结汇工作，巩固“三来一补”现有项目，积极发展新项目。同年6月19日至23日，中共东莞县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大会肯定“三来一补”业务取得初步成效，同时指出要改革不合理的条条框框，支持工业企业和社队“向外发展”。大会确定今后三年的工作目标，要充分发挥东莞劳动力充裕、自然条件好、毗邻香港、中央对我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等有利条件，用三年时间把东莞建成具有竞争能力的外贸基地。为此，党代会提出了大办社队企业，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和扩大来料加工装配业务，从而推动了“三来一补”的发展。

    1981年，广东省委提出“三放”方针，即对外更加开放、对内更加放宽，对下更加放权。东莞县委进一步解放思想，扩大对外开放，千方百计把工业搞上去，把经济搞活。一是大力发展农村“三来一补”业务。东莞县委旗帜鲜明提出充分利用全县的耕地、山头、水面、劳动力和各行各业人才，依托农村，发挥优势，广开生产致富门路。这一阶段，东莞农村工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大幅增长。二是东莞县委开始注意逐步改变东莞“三来一补”劳动密集型工业的现状，强调要在对外加工业务中，改变靠增加劳动强度、扩大外延来保持经济增长的做法，转向靠扩大内涵再生产来增加经济效益。如在毛织、服装、塑料、工艺等行业，积极利用引进的先进设备和技术，生产一批质量高、花式好的产品，加强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县轻工业品进出口公司充分利用来料加工引进的设备，采取委托加工塑料薄膜类产品出口的办法，1983年薄膜换汇成本3.4元，比1982年下降1.47元。虎门罐头厂利用引进的先进设备，提高荔枝、菠萝、凉粉罐头的质量和产量，1983年出口数量比1980年增长4倍。三是借助外资的力量，盘活老企业。三年多来，通过开展来料加工业务，盘活全县近百间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状态的工厂，使之由“死”变“活”，由“饿”变“饱”，扭亏为盈。一些行业开始重视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工作，部分合同期满的工厂被转为进料加工，有的还转为合资合作企业。东莞县第一家中外合作企业——寮步（香港）进口机动车维修服务公司（成立于1980年1月），以及县第一宗中外合资项目——东美食品有限公司（成立于1983年3月）应运而生。

    为了推动“三来一补”业务发展，东莞更加重视投资环境建设。在“硬环境”方面，从1980年起县委县政府就作出长远规划，制定基础设施先行的战略，优先发展交通、通讯、水电等。特别是大胆创新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体制，制定基础设施建设的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1981年，东莞县高埗公社由集体和个人集资兴建高埗大桥，试行“过桥收费”的办法收回投资，成为全国第一座“集资建桥，过桥收费”的地方公路桥梁，在全国开创运用市场手段大搞基础设施建设的先河。此后，东莞基础设施建设的集资模式开始更加多样化发展。在“软环境”方面，东莞更是下了大功夫。凡是引进外资的重大项目，都组织贯彻政策、落实项目的班子，县主要领导直接参与项目的招商、洽谈、拍板、签约等主要活动，抓紧项目的建成投产，高标准办好每一项目，赢取信誉。同时，继续建立和完善方便外商投资的办事机构和程序，培养一批善于公关、素质较高的干部。1980年，相继成立东莞县进出口物资管理站、县对外经济工作委员会，统一规划、管理全县对外经济工作。1981年成立县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县进出口物资服务公司。外商项目在东莞快则一天，一般一周即可办妥。工商部门更是承诺“当天申请、当天发证”。不论国内厂家还是外商，众口一辞地赞扬东莞的行政效率高，对外商服务周到。为此，东莞赢得“投资者的天堂”之美誉。

    1983年4月省政府颁布《广东省关于加强对外加工装配业务管理的暂行规定》，明确规定对外加工装配业务主体是国营和集体所有制企业。由于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本身在东莞并不多，加上东莞恢复了集体所有制“前店后厂”的传统做法[6]，因而集体企业逐步成为东莞从事来料加工贸易的主体，并在此阶段基本形成了带东莞特色的“三来一补”早期形式，其经营方式表现为一种内地加工厂的特许经营业务，即原材料、设备免税进来，产品全部出去，“两头在外”，大进大出，中方只收工缴费和出租厂房的租金，而且拥有加工贸易业务中的主导权，以此来弥补缺钱、缺设备、缺人才的先天缺陷，也有利于壮大集体经济。

    经过一段时期的发展，东莞经济建设各方面都发生很大变化，“三来一补”业务也有许多新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东莞与港澳地区逐渐形成一种新型的“前店后厂”经济模式，东莞逐渐成为广东承接香港制造业转移的重要地区，对外开放程度明显提高。第二，在工业布局上，开始探索一种全新的企业空间组织模式，工业分布呈现相对集中趋势。政府通过提供土地和优惠政策，由当地自主承建或吸引开发商投资盖起一栋栋标准厂房，逐渐代替原先简陋的“三堂”。1983年，长安镇乌沙村建立了全县第一个加工工业区。工业区的出现，为“三来一补”加工业的集约化和转型升级提供了便利。第三，产品种类更加多样化。来料加工产品扩充到毛织品、服装、玩具、电子套件、小五金及家庭日用塑料制品等，技术含量大大增加。第四，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渐成规模。“三来一补”的劳动密集型工业，吸纳了大量本地和外地劳动力，使农业多余劳动力向工业转移。1983年，全县共有11.6万多人从农业转移到工副业中。第五，东莞县域经济尤其是农村工业发展较快。1982年，东莞县的经济建设实现工农业总产值、外汇收入、对外加工工缴费、社队工副业总收入和社员群众收入、财政收入“七个超历史”。到1983年底，全县与外商累计签订“三来一补”协议共2091宗，其中1980年415宗，1981年553宗，1982年468宗，1983年447宗[7]，新办（包括扩大和转产）企业1030户。1983年，工缴费收入4588万美元；全县外贸收购总值1.89亿元，比1978年增长55.4%；出口收汇7369万美元，比1978年增长87.1%。

    在这一阶段，对外经济活动的扩大也引发一些经济问题，如经济领域中出现的投机倒把、走私漏税等经济犯罪活动；同时，“三来一补”的局限性初露端倪，如对外加工因港元波动而导致收入利润下降，以及工业原材料供应不足问题等，引起了县委县政府的高度重视。为加强对引进“三来一补”工作的监管，防止利用“三来一补”业务进行不法活动，县政府先后下发《关于来料加工内销处理若干问题的通知》《关于来料加工补偿贸易业务管理的若干规定》《关于加强来料加工企业进出口货物监管工作的通知》《港商司机出入须知》等文件，以及海关对“三来一补”业务的免税实施细则等举措，加强对“三来一补”业务管理，稳定市场秩序。

    （三）调整提高阶段（1984年）

    经过上一阶段的高速发展，东莞“三来一补”进入一个调整期。这一阶段，东莞不仅对前期的优惠政策进行消化，而且参考借鉴亚洲“四小龙”的发展经验，走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之路。

    试办“三来一补”之初，东莞与外商签订的“三来一补”合同期限一般是三至五年，到1984年大量合同到期，面临着续约和持续发展的问题。同时，过去几年，东莞在投资使用方向上，有重基建轻改造的现象，用于更新设备改造技术的比例一直较低。针对这些问题，1984年，东莞县委制定了一系列调整提高措施，增加更新改造投资在固定资产总投资中的比重，明确消化吸收工作的具体要求，以“三来一补”为重点，抓紧现有企业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带动全县工业企业的更新改造。

    “三来一补”消化吸收工作主要按四种形式进行：一是协议期满后全部产品转为内销或基本内销；二是利用已偿还完的设备，生产部分内销产品；三是通过外贸公司或企业自行用外汇进料加工，产品由外贸收购出口或完税内销；四是由来料加工转为合资合作。尤其是后两种形式，对于提高企业素质，增强竞争能力，具有重要促进作用。县委要求“三来一补”企业切实搞好消化吸收工作，不断创新发展，生产自己的“洋货”，成为自己的实业；要求各级领导和企业干部做到心里有数，未雨绸缪，力争主动，使引进的技术、设备长期为我所用。在引进项目中，东莞坚持“三有利、四不引进”的原则。“三有利”是有利于老企业设备的更新改造；有利于当地资源的开发利用和深加工；有利于发展外向型企业、多出口、多创汇。“四不引进”是：污染的行业不引进，影响外贸出口的项目不引进，对国内工业有冲击的行业不引进，国家市场紧缺、外商容易走私、倒卖的商品不引进。[8]这一原则，有利于把好项目关、设备关，避免重复建厂、盲目引进，引进项目和工业布局更趋合理。根据以上引资原则，东莞县委制定了三条措施：一是立足于把引进的先进技术、设备同本地的自然资源、劳力资源结合起来，形成新的生产力，如充分利用东莞丰富的水果资源，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推出一批名优产品。二是从本县区乡企业的实际出发，从老企业的更新改造着眼，统筹安排，对口引进，使区乡企业增添新活力。三是增加智力投资，培训技术、管理骨干，提高企业素质和产品质量。据统计，1980年以来，全县通过举办厂长、经理、企业财会人员培训班等形式培养中方技术管理骨干数千人，熟练工人数万人，他们在发展区乡企业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通过消化吸收工作，越来越多的“三来一补”业务自行用外汇进料加工，或转为合资合作，推动“三来一补”由加工装配业务向企业形态的转变。

    1984年9月，中共东莞县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会议确立“向农村工业化进军”的发展战略，并从产业结构、工业产品结构、工业布局、经济形式以及资源和市场的利用等方面制定具体任务。“向农村工业化进军”的决策，重点是发展“三来一补”和合资合作项目，标志着东莞经济社会的全面开放，东莞开始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跨越。

    东莞“三来一补”企业的发展，引起上级部门和中央领导的关注。1984年8月，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到东莞县检查工作。他充分肯定东莞改革开放的建设成就，希望东莞发展得更快一些，争取成为“东冠”。同年11月，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到东莞等珠江三角洲的10个市县视察，赵紫阳赞扬东莞来料加工搞得好、商品流通搞得活，指示县委要抓好外贸工作，加快工业发展，并同意东莞开办外贸储蓄业务、鲜活商品直接出口。[9]在视察过程中，赵紫阳认为广东“开放和改革的实践，为全国其他地方提供了一些很值得借鉴的经验和做法”。[10]

    二、东莞“三来一补”兴起的原因

    东莞“三来一补”的兴起，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既是特定时代背景的产物，又是落后地区实现农村工业化的一种较优选择，而东莞在相应条件上具有的优势，则把这种选择变为现实：劳动力和土地资源丰富，成本低廉，有巨大的市场，浓厚的商业文化传统，善于利用全国改革开放后各项政策，加之具有特殊的地缘、亲缘关系等，使其成为投资的热土。因此，在一系列因素的合力作用下，“三来一补”在东莞迅速兴起并得到长足发展，成为改革开放初期东莞经济发展最靓丽的风景线。

    （一）国家全面改革开放为东莞选择“三来一补”提供了政策环境

    “三来一补”企业能在东莞经济社会发展中占据重要一席之地，推动东莞改革开放和农村现代化建设进程先行一步，与国家全面改革开放的特定时代背景尤其是中央赋予广东的独特政策优势有着深刻联系。1979年，党中央、国务院颁布50号文件，在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实际上是赋予广东先行一步探索对外开放之路的重大任务。根据50号文件，广东在计划、财政、金融、物质、商业运作、对外贸易、劳动工资、物价调控等方面拥有诸多“特殊权限”。50号文件的颁布实施，为东莞的改革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东莞抓住当时世界经济特别是亚太地区经济结构所提供的有利机遇和国家的有利政策，选择“三来一补”这种风险小、收效快的发展形式，大力发展对外加工业，成为得益于“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而先行一步的地区。

    （二）东莞人敢为人先、厚德务实的精神为开办“三来一补”奠定了思想基础

    城市的人文精神是一座城市发展的精神支柱，是引领城市转型发展的灵魂。“三来一补”的经济形式能够在东莞扎根发展，得益于东莞“敢为人先、厚德务实”的人文精神。这种人文精神的形成，则与独特的岭南文化有着深刻的渊源。岭南文化铸造岭南人具有一种自强不息，坚韧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的精神。改革开放伊始，东莞人抢抓机遇，创造性地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走出了自己的发展道路。他们思想解放，敢闯敢冒，充分运用国家赋予广东的“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发展经济。他们不搞姓“社”姓“资”的争论，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推进改革开放；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大力培育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他们敢于“第一个吃螃蟹”，以改革促发展，营造出珠江三角洲首屈一指的投资、创业氛围。正是有了这种人文精神，东莞冲破重重障碍，在布满荆棘的发展道路上，走出了一条独特发展之路。

    （三）东莞优越的地理人脉资源为“三来一补”创造了落地生根的前提条件

    东莞位于珠江三角洲穗、港、澳中间地带，有优越的地理和人脉条件。全县总面积2465平方公里，总人口112.04万，地形地貌好，可利用土地资源多。东莞毗邻香港，是国内最接近国际市场的地方之一；同时又离华南的中心城市和贸易中心广州很近，经商意识浓厚。东莞还是著名的侨乡，有60万港澳同胞，18万海外侨胞，同受岭南文化熏陶，人文相近，使东莞容易接受香港、澳门的辐射。东莞县善于利用这些优势，充分调动华侨、港澳的积极性，如大力实施鼓励侨资、外资的政策；通过邀请华侨、港澳同胞回乡观光、看龙舟、尝荔枝等活动，宣传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华人华侨以及港澳同胞看到了祖国的光明前景，怀着“支持祖国建设，报效桑梓”的夙愿，除捐款捐物外，还以侨汇、投资等形式，通过各种途径将海外资本输入中国，成为海外华人直接投资的先驱者和探路者。当时，东莞地区所利用的外资，其中90%左右是属于粤籍的港商、华侨的投资，一些比较先进的新技术和新设备，也都是通过海外华侨“穿针引线”引进来的。由于众多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侨投资者积极参与东莞的投资开发，为东莞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促进东莞经济日益繁荣。

    （四）国际产业结构调整为东莞承接“三来一补”带来了良好机遇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亚太地区以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经济发展面临资源要素制约，特别人力资源成本急剧上升，人口红利消失，经济发展遭遇困境，为此，“四小龙”推出了新发展战略，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型。与此同时，大量国际资金也在谋求出路，国际资本特别是产业资本的逐利性，驱使外商把资本投入到更加有利可图、刚刚向世界开放的中国。正是国际分工与国际竞争的强大推动力，把外商尤其港商的投资目光转向中国大陆南端的东莞地区，这是东莞发展“三来一补”一个重要契机。

    （五）东莞农业改革率先成功为发展“三来一补”提供了生产力要素保障

    东莞县率先实施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1984年，当其他地区农村改革还处于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阶段，东莞已经完成了调整和优化农业生产结构、全面促进农业经济发展的阶段。东莞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民收入的增长，使“三来一补”企业的发展获得诸如土地、劳动力、资金积累、农副产品供给等要素保证。尤其是大批素质较高的农村劳动力率先离开土地，转移到非农产业上来。而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人口管制的相对松动，使内陆地区大量廉价劳动力流动到东部沿海地区就业，使东莞获得源源不断的劳动力支撑。

    （六）东莞经济的“县情”迎合了“三来一补”的自身特点

    东莞原是一个传统农业县，工业基础薄弱，缺资金，缺技术，缺人才，缺市场，只有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资源。根据这种实情，东莞选择了对资金、技术、人才、市场要求都不是很高的“三来一补”，作为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起步，待实现资本积累后，再逐步向利用外资的高层次发展。“三来一补”这种经济模式，适合了东莞的基本“县情”。这种不要国家和上级部门提供资金、原材料和国内销售网的大进大出经济，对克短扬长，变劣势为优势，起了积极作用。正如东莞县第五次党代会强调，“三来一补”和合资合作经营项目，投资少，见效快，是引进资金、技术、设备的好形式；几年来，东莞已取得了成功的经验，今后还要大力发展；不但集体办，还可引进国营办，家庭办，特别一些原来资金、技术比较薄弱的地方，更要以“三来一补”打前锋，以农副产品加工业打后位，加速工业的发展。[11]综上所述，“三来一补”本身具有的特点和优势，是促使东莞在全国率先兴办“三来一补”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三来一补”对东莞经济社会的促进作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东莞坚决贯彻执行中央赋予的“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始终把发展生产力放在首位，从东莞实际出发，逐步探索出适合东莞发展的道路。这就是以乡镇企业为依托，以“三来一补”为突破口，大力发展外向型工业，外向型工业的迅速发展又推动了农村的工业化。工业化的进程全面拉开，进而加快了农村城市化、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步伐。在较短的时间里，东莞经济社会的发展出现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各项经济指标位居全省前列，其经济发展速度在全省乃至全国均是领先的，与顺德、南海、中山一起称为珠江三角洲“四小虎”。

    （一）增强了经济实力，优化了经济结构

    依靠“三来一补”起家，东莞在短短7年不到的时间里，迅速奠定了其在珠江三角洲各县市中的“明星”地位。据统计，1984年与1978年相比，东莞全县国内生产总值增长2.61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2.44倍，工农业总产值增长2.07倍，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增长12.94倍，出口创汇增长2.77倍，财政收入增长1.28倍。从80年代开始，“三来一补”成为东莞迅速发展的外向型经济的主要形式，对外加工装配业务持续健康发展。1984年，全县与外商新签订“三来一补”协议508宗[12]，累计签订2599宗，累计投产1265宗，协议规定外商投资额1013万美元，实际利用外资1233万美元，从事“三来一补”的企业占全县工业企业的54.3％。在“三来一补”企业的推动下，东莞工业创历史最高水平，1984年，全县工业总产值达10.44亿元，这是东莞工业产值首次突破十个亿，这一成绩，获得惠阳地委的表扬，被称赞为“很不简单”。[13]“三来一补”工缴费的收入，是东莞县主要经济收入之一，至1984年底，全县累计收入工缴费1.8734亿美元，安排了8.8万人的劳动就业，外向型经济初具规模。同时，东莞对国家的贡献也越来越大，1978年至1984年间，财政、银行、保险、邮电、东莞海关等部门的净上缴额逐年上升，全县“三来一补”每年缴纳给国家、各部门的税费相当可观。1984年，全县财政总收入（不含关税）8469万元，税收达8385万元（其中工商税7442万元）。“三来一补”的良好开局，使东莞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第三个黄金时代”[14]。

    在改革开放中，东莞县的所有制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全民所有制经济比重下降，集体、个体经济大幅度上升，有力地推动农村工业化以及农产品商品化的进程。产业结构中，由以农业为主转变为工业为主，继而又逐步向综合性较强的城市型产业体系转换，工、农业产值比例由1978年的1∶1优化调整为1984年的1.4∶1，国民生产总值中三大产业的比例由1978年的44.56∶43.82∶11.62转变为1984年的32.80∶46.36∶20.84，鱼米之乡悄然向工业新城转变。这些变化，都是“三来一补”企业尤其是城乡集体工业迅猛发展的必然结果。

    （二）壮大了集体经济，改善了人民群众生活

    经过几年的苦心经营，“三来一补”已经成为东莞农村集体经济的重要支柱。它不仅打破了传统的以农业为主的单一经济模式，而且提高了全县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整体水平，尤其是壮大了集体经济，改善人民群众生活，加速了农村勤劳致富，有效地启动了东莞经济振兴并为经济发展积累了资金。1984年，全县生产总值15.96亿元，人均生产总值1350元，农村经济总收入12.66亿元，农村经济纯收入1.33亿元；农民人均年纯收入649元，比1978年增长4.36倍。此外，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6.18亿元，比1978年增长11.43倍。集体经济财力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后，还可以增加对农业、精神文明建设、社会福利和教育的投入。据统计，1980年以来，在农村经济总收入中，仅乡镇企业总利润一项，50%以上是用于扩大再生产，其余则用于农业和其他事业的发展。如教育经费方面，1984年县财政便投入819.9万元，占县财政支出比例达29.6%，比1979年增长14.14倍。进入80年代中期后，通过“三来一补”工业来带动农业和其他事业的发展，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主流模式，东莞县（市）走上“集体经济主导”的农村工业化之路。

    （三）建立了门类较为齐全的工业体系，促进了地方工业发展

    1979年以后，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推进，东莞县工业逐步由传统的地方小规模支农型向现代化外向型发展，总量规模迅速扩大，工业内部结构、产品结构逐步得到优化。1984年，全县工业总产值完成10.44亿元，按轻、重工业划分，其中轻工业7.48亿元，占71.61%；重工业2.96亿元，占28.39%。“六五”计划时期（1981-1985年），全县（市）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22.5%。经过几年发展，形成了以轻工业为主的门类较多的工业体系，有不少行业在全省或全国同级县市中占有一定的优势，并具有一定规模。随着工业产品结构的调整，开辟或拓宽了一批新行业、新产品，并出现一些大宗骨干拳头产品，形成了食品、纺织、服装、塑料、印刷、建材、医药、五金、机械、电子、工艺美术、家用电器等10多个大行业。这一时期，传统的纺织服装、食品加工等行业仍保持旺盛的发展势头；同时，以电子信息设备及其元器件为核心的制造业迅速兴起，逐步成为工业经济新的增长点，自办企业、民营企业在特定的领域内开始发展起来。

    （四）引进了先进生产设备和技术，培养了大量技术人才

    对外开放以来，通过“三来一补”这个渠道，至1984年底，全县累计引进各种机械设备6万多台（套），价值4700万美元，有不少是先进或比较先进，甚至达到80年代初的水平，这些设备多能按期或提前补偿完毕归自己所有。与此同时，充分利用内外资金技术“嫁接”和改造了一批传统工业项目，引进项目的技术层次不断提高。在此基础上，东莞县（市）委提出工业走引进、消化、国产化路子，引进高科技，引进成套先进技术、设备，使外向型企业从劳动密集型过渡到技术密集型。技术的消化吸收和革新，促使“三来一补”不仅借了“鸡”，下了“蛋”，而且借来的“鸡”很快变成了自己的“鸡”，为东莞从“借船出海”转为“造船出海”、从“数量型”经济转为“效益型”经济奠定技术基础。

    “三来一补”的兴起和发展，对东莞人才发展带来巨大影响，通过利用外资建立的新型的现代化企业，不仅给东莞的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强大活力，而且引进了先进的管理技术，摸索积累了按国际惯例办事和与外商打交通的经验，培养了外向型经济管理人才。相当一部分“三来一补”企业通过加强员工培训，使成千上万的农民从一般的生产者变成了先进的技术人员和企业管理者。越来越多的中方员工进入企业的各种技术管理行列，一些中方技术人员甚至反聘到外商的境外工厂工作。此外，在引进先进技术、加快工业技术改造的同时，还大力引进科技人才，尤其是有科技成果和技术专利的人才，使全县的科研队伍不断注入新的力量。智力的开发和人才的培养，成为东莞经济腾飞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五）引进外资成效显著，对外贸易的经济地位日益加强

    “三来一补”企业的发展，使企业资金来源更趋多元化，尤其是引进了大量外资。1978年，东莞县引进外资开始起步。1979年，全县“三来一补”项目共引进外资173万美元（不含对外借款，下同）。进入80年代，东莞利用外资从最初的来料加工逐步发展到“三来一补”与“三资”并举。1978-1984年，东莞县累计实际利用外资5175万美元，利用外资领域逐步拓宽，利用这些资金发展了加工业和宾馆旅游业，以及能源、交通、通讯、邮电、水电、原材料等基础设施建设。如先后筹资参加省办电，参与建设沙角发电厂等能源电力项目，建成一大批公路、桥梁、港口、码头，率先建设城乡一体化的数字程控电话交换网，搞好厂房以及生活服务措施等，较大缓解东莞能源、交通、通讯的紧张状态。通过利用外资，大大弥补东莞建设资金的不足，促进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和科教卫生项目的发展，改善东莞的投资环境，提高东莞生产技术水平，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飞速发展。

    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以来，在对外贸易领域中率先放开一、二类产品购销价格、打破流通统购统销，改变了计划经济下的僵化的流通体制，进一步扩大物资的自由调配，提高工业产品商品化程度。7年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每年增长20.1%，1984年达7.39亿元。随着地区经济结构的迅速调整和地方外贸自主权的扩大，外向型工业产值迅速上升，外贸迅速扩大，出口增长较快，外贸出口每年增长19.3%，出口创汇能力进一步提升。到1984年底，全县外贸出口总额完成1.30亿美元，结汇总额1.09亿美元，“三来一补”工缴费成为全县出口创汇的重要来源。1984年，随着对外交往的扩大，东莞县政府组织代表团走出国门，也接待了一批来自外国、香港的经济贸易代表团。对外经贸的发展，推动了东莞县经济从封闭型向外向型的转变。

    （六）吸纳了大量本地以及外来劳动力，改变了东莞人口结构

    “三来一补”的兴起和发展，对东莞社会劳动力结构和人口结构产生重大的影响：一是加速本地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三来一补”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使农村大批剩余劳动力和城镇待业青年得到了妥善的安置，极大减轻全县劳动力的就业压力，尤其是农村劳动力，纷纷“洗脚上田”“离土不离乡”，从事工副业生产。1979年，东莞县农村劳动力46.81万人，其中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37.34万人，占79.8%。1984年，全县区乡企业人数增长了2.94倍；全县农村劳动力52.68万人，其中从事非农产业（主要是区乡“三来一补”企业）的劳动力27.84万人，占52.8%，首次超过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结束了历史上多数农民搞饭吃的局面。此后随着第二、三产业的迅猛发展，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速度亦呈逐年加快之势。二是吸引内陆地区大量富余劳动力就业。从80年代初起，由于“三来一补”业务所需劳动力很快超过东莞本地富余劳动力的数量，东莞逐渐出现颇为壮观的民工潮，大量内地（包括外省市）富余劳动力外来工涌进东莞务工经商或投资创业，有相当数量是拥有初中以上文化的青年，给东莞“三来一补”企业提供素质较高且较廉价的劳动力。他们一方面为东莞经济发展作出贡献，另一方面解决就业问题，并且在企业中学到知识、技能和管理经验，从而也间接支援和带动内地的经济发展。三是外来暂住人口逐步成为东莞人口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改变本土人口结构。1986年，外来暂住人口已达15多万人，占全市总人口11.27%。

     东莞改革开放取得较大成就。但是，应该看到，东莞赖以起飞的以“三来一补”为切入点的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形式，虽然不失为一种风险较小的成功抉择，但从兴起的那一刻起，便有其自身存在的局限性。这些局限性给东莞带来长时间难以解决的问题，如它本身具有的“两头在外”的“候鸟经济”特点；易受制于国际经济环境的影响，产品结构优势不突出；组织规模相对较小，劳动密集型产业比重大；土地资源粗放利用，环境污染日益严重；急剧膨胀的外来人口给社会管理带来巨大压力，等等。一旦形势发生变化，这些局限和不足便会凸显起来，制约东莞的发展。此后，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面对新形势和新课题，东莞进一步深化改革，勇于探索，敢于试验，通过实践，寻求解决新课题的途径和办法。总而言之，东莞在改革开放初期取得的成就，又一次雄辩地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正确性。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三来一补”模式在随后东莞经济社会的发展进程中，继续发挥重要的影响。

    （执笔：刘韦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