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东莞市委党史研究室

    位于珠江三角洲东部的东莞，在1983年至1994年这十余年间，充分运用国家给予沿海经济开放区的优惠政策，利用亚太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加速转移的时机，加快引进“三来一补”（指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及“三资”企业（指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商独资经营企业），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迅速实现了从传统农业县向工业城市的跨越，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之路，为探索中国农村特色发展之路作出了积极重要贡献，被中共中央办公厅调研室评价为“我国沿海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成功典型”[①]。

    一、东莞农村工业化发展之路

    改革开放前，东莞有80%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农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67%，工厂只有377家[②]，工业基础非常薄弱。改革开放后，东莞在资金、设备、技术、人才缺乏的现实背景下，大胆利用香港和国外的资金、技术、管理经验来发展乡镇企业，以兴办两头在外、来料加工为主的“三来一补”企业起步来发展农村工业，探索出一条符合东莞农村工业化发展实际的道路。到1983年底，东莞已初步具备了向农村工业化进军的基础条件：

    在经济总量方面，东莞工农业总产值为12.6多亿元（当年价），比1979年增加71.3%；农业总产值6.7多亿元，比1979年增长92.5%；工业产值5.89多亿元，比1979年增长了52.2%[③]。

    在工业基础方面，东莞从1978年9月开始发展“三来一补”，1983年开始建立第一批合资、合作经营企业，全县城乡工业企业发展到3682家，比1978年增加3305家，初步形成了以轻工、食品为主题的外向型工业格局[④]。

    在人民生活水平方面，1983年东莞市农村居民人均收入585元，比1979年增长1.3倍，分别高出广东和全国农村人均水平约189元和252元；城镇职工人均年收入1117元，比1979年每人增加419元，分别高于全省和全国平均水平402.8元和553元；城乡储蓄由7186万元增到3.86多亿元，增长4.4倍[⑤]。

    在农村劳动力方面，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基本解决人民温饱问题，极大释放了东莞的农村劳动力。1983年已有50%的农村劳动力从农业中分离出来，从事工业和运销服务业。东莞对外经济日益发展壮大，1983年全县外贸出口、对外来料加工和侨汇三项合计近1.24亿美元，比1979年增长了57.6%。当时的东莞已经基本完成调整和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全面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过程。

    面对东莞农村产业结构有效调整、乡镇企业迅猛发展的趋势和工业经济快速增长的历史现实，1984年9月，东莞县委在第五次党代会上提出实现农村工业化的目标，正式吹响了向农村工业化进军的号角，开启了东莞从农村走向新兴工业城市的十年征程。

       表1：1983至1994东莞工农业总产值变化表（1990年不变价）

                                                          单位：万元

    注：本表数据来源于东莞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东莞调查队编：《东莞统计年鉴（1996）》，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第63页。

 表2：1983至1994年东莞工农业增幅变化示意图（1990年不变价）

    从表1、表2所示1983年至1994年东莞历年工农业总产值的增幅，可以明显看出，东莞农村工业化经历了“快速发展”到“整顿巩固”再到“高速发展”这三个较为明显的历史发展阶段。

    （一）快速发展阶段（1983-1988）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和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开创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1983至1988年期间，全国上下呈现农村和城市、农业和工业、改革和发展相互促进的生动局面，国民经济经历了一次大的飞跃。东莞不失时机地提出向农村工业化进军的发展目标，并借力国家鼓励外商投资的东风[⑥]，实现了与国家经济社会同步齐飞。

    1984年9月23日至26日，中共东莞县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讨论并通过《改革、开放，向农村工业化进军，促进经济建设全面高涨》工作报告。会议确立了东莞向农村工业化进军的发展战略，标志着东莞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正式开始跨越。会议提出经济发展总目标：从农村转移2/3左右的劳力搞工业、运销业、服务业，留下1/3左右的劳力搞农业；以1980年为基数，实现工农业总产值1987年“翻一番”（达到16.6亿元），提前五年（即1995年）“翻两番”（达到33.2亿元），工业产值要占工农业总产值70%以上[⑦]。东莞制定的目标，比党的十二大提出“到上世纪末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的发展目标提前5年。这体现出东莞对当时全县经济发展的自信和对工业化社会的憧憬。1985年1月，东莞被中央和国务院列为沿海经济开放区，更增添了东莞对走农村工业化道路的信心和决心。

            1984年9月中共东莞县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  

    为了实现这一奋斗目标，东莞从自身实际出发，以“三来一补”开路，走大力发展外向型工业的路子。在产业结构上，东莞从偏重农业转向大力发展工业、商业，实行农工商综合发展，相互促进格局；在工业产品结构上，从局限于农用工业转向大力发展生活日用工业，由重型转向轻型，由粗放型转向集约型，大力引进先进技术，改善落后企业，发展新的工业项目，加快产品更新换代，创造更多优质名牌产品，提高竞争能力；在工业布局上，从局限于城镇转向城镇工业和区乡村工业相结合协调发展，建立区乡工业区，扩大莞城、石龙、太平三大镇，逐步形成以三大镇为工业中心，区乡工厂星罗棋布的群体结构；在经济形式上，从只重视发展国营工业转向以国营、集体为主，个体、联合体、中外合资、外资独营等多形式、多层次、多渠道发展，形成百家联营、百家竞争，实行县、区（镇）、乡、村、家庭工业一齐上；在资源和市场的利用上，从改革开放初期有项目就上、有效益就抓、有钱就赚的“三就地”、“铺摊摊、打基础”的“五小”工业，转向内外结合，既充分利用本地资源，搞活地方市场，还把眼光放到外地、外省、外国，搞活经济关系，使各方面条件为我所用。

    为更好发展“三来一补”，东莞通过对外提供更优质服务、对内强化业务指导等形式，尽最大可能打通贸易壁垒。比如，为更好服务台胞，1985年专门向广东省委对台办公室申请在珠江口的新湾渔业区，成立台湾同胞接待站，直接负责对台湾同胞的宣传、接待、修船、补给和对台贸易业务[⑧]。为解决进出口业务中镇（区）和非外贸部门不能直接经营进出口业务、信息不灵、业务不熟、对客商资信不清等问题，1986年7月，东莞市政府发布《关于加强进出口业务管理的通知》[⑨]，按照互惠互利原则，委托外经部门属下专业公司，集中办理相关业务。

    实践证明东莞大力发展外向型工业这条路子是正确的。1984年年底，东莞工农业总产值已经达到25.8多亿元（按1990年不变价），实现“翻一番”目标；1985年全市工业产值首次超过农业（按1990年不变价，工业16.9亿元，农业15.6亿元）；1986年，全市工农业总产值近43亿元，实现翻两番目标；1988年，全市工业产值51.6亿元（按1990年不变价），工农业总产值超过72亿元，工业产值约占工农业总产值的71.6%[⑩]。第一、二、三产业比值为25:47:28，反映了东莞工业占国民经济的比例已上升到主导地位，初步完成了第五次党代会提出的发展目标。

    东莞实现工农业总产值翻一番、翻两番的实际时间，分别比原计划提前了3年和2年，产业结构也初步由农业为主调整为以工业为主，建立了轻工、纺织、服装、食品、工艺美术、建材、电子、电器、皮革、塑料、玩具、家具、化工、医药等20多个行业，逐渐形成了一个以轻、纺为主的外向型工业体系，进入了农村工业化的初期。

    （二）整顿巩固阶段（1989-1990）

    经过快速发展后，加上中央于1988年9月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提出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强化宏观调控力度的工作要求，东莞农村工业化在工农业总产值突破百亿的道路上遇到了瓶颈，整体增速开始放缓。从表二中可以明显看到，1989年东莞工农业总产值的增幅，由1988年的31%急剧降到16%以下，创1984年以来六年最低增幅。但东莞市委认为，国家整顿经济秩序的目的，就是为了克服急功近利思想，使经济增长更有质量，发展更为稳健，改革成效更为扎实。因此，加快发展的形势是机遇，全国治理整顿的大环境同样也有机遇。于是，东莞将国家实行经济治理整顿视为发展良机，集中力量搞基础设施建设，营造良好投资环境，在调整经济结构上狠下功夫，为后来经济增长再创新高打下了坚实物质条件。

    基于整顿经济是为了经济更稳发展，治理时期也是发展机遇的宏观认识，东莞陆续召开全市三级干部会议、全市经济工作会议、市委第七届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集中学习、深入贯彻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坚定不移地实施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按照广东省委提出的“压基建、调结构、保生产、抓改革、求效益、上水平”的指导方针，加快能源、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强化经济管理，提高经济效益，促进东莞国民经济在调整中持续发展。东莞市委提出，必须继续把交通、电力、通讯等基础设施作为今后建设的重点，力保要实现1990年全市社会生产总值增长11.2%；国民生产总值增长10%；国民收入增长10.1%；工农业总产值增长12%，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13.1%，农业总产值增长5.1%；财政收入增长7%；出口创汇力争保持1989年的实际水平[11]。

为了解决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东莞决定通过推进能源、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市场化，实行以电养电、以路养路、以桥养桥，采取“以路带路，以路建城，以城发展二、三产业”的方式筹集资金，滚动发展，使投入大、回报率低的基础设施成为超前发展的产业。东莞以银行贷款、外资投资、民间自筹等多元化方式借款筹资，配合以电养电、以路养路、以桥养桥方式滚动发展，从而解决了钱从哪里来的问题。

       东莞加强公路建设，建成覆盖全市镇、区的交通网络

     为加快交通系统建设，1988年，东莞市政府专门成立扩路工程指挥部[12]，设法筹集资金，逐渐形成包括政府投资、中外合资、股份公司投资、民企投资等多种“借钱”修路形式。多样性的集资模式，使东莞道路建设飞速发展，公路密度在广东省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为解决电力能源基础建设的供需矛盾，东莞采取两项措施：一是积极集资参与广东省办的大的电厂项目，省按照各地集资份额进行分电；二是自己出资办电，缓解供电压力。对于许多投资额都在几千万甚至十几亿的投产和建设中的骨干项目，采用“中外合资”或“内中外合资”的形式，缓解资金压力，初步形成了一种“外商的资金+技术+市场”——“内地大中型企业和科研机构的人才+资金”——“东莞的地理条件+沿海开放地区的优惠政策”相结合的“三件套”模式。这种模式不仅上马快、效益好，外商、沿海、内地还能各自发挥、共享、共用优势，发展成效也惠及三方。

    在国家治理整顿期间，东莞始终坚持治理整顿也是发展机遇的认识，最终使得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走在周边城市前面，也成为以后外商源源不断到东莞投资建厂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一时期东莞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自筹资金达100多亿元，一些来莞投资的外商称赞东莞是“投资者的天堂”。

    邓小平1992年视察南方时指出，治理整顿确实需要，但“发展才是硬道理”，“所以，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快点搞，只要是讲效益，讲质量，搞外向型经济，就没有什么可担心的”[13]。由此可见，东莞这一时期的决策完全符合中央精神。

    （三）高速发展阶段（1991-1994）

    1992年2月邓小平视察南方并发表重要谈话之后，全国掀起新一轮改革开放热潮。东莞牢牢把握这一时机，加快发展步伐，提出“15年赶上亚洲‘四小龙’”和“按现代化城市格局建设东莞”的奋斗目标，树立现代化城市观念，调整城市发展格局，促进了城市建设和经济的迅猛发展。

    在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鼓舞下，东莞抓住机遇，大干快上，继续将能源、交通、通讯这三项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头等大事来抓，经济建设出现大动作、高起点、大引进、大投入的良好发展势头。在交通方面，利用当时建筑材料货源充足、价格低廉的机会，大搞道路桥梁等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至1992年底，全市先后兴建桥梁176座，按超一级公路标准建成4条主干公路，全长132.4公里；将13条通向各镇区的联网公路基本改造成一级公路，全市通车里程达2168公里，拥有水泥公路2000公里，其中一级公路270公里，占当时广东全省一级公路的一半；平均每百平方公里面积拥有公路88公里，超过当时亚洲“四小龙”中的韩国、台湾；镇一级通车率100%，管理区通车率达98.7%，到1993年底，全市通车里程再创新高，达到2259公里，初步形成了以城市为中心，向各镇区辐射的四通八达的公路网络。在通讯方面，到1992年，全市拥有固定电话用户20万户，呼机用户20万户，移动电话用户9500户；全市邮电营业额在全国大中城市中排第十位，1993年的营业额上升至全国大中城市邮电局排第七位，邮电业务总量达6亿元。在能源方面，东莞继续集资办电、自筹发电，供电量以平均每年38%的速度增长，1993年全市网供电量达43.6亿千瓦时，人均3140千瓦时，在广东省20个市中第四位（仅次于广州、深圳、佛山）。在经济发展方面，随着农村工业化的全面铺开，到1993年底，东莞新签“三资”和“三来一补”项目协议3121宗，三年累计6989宗，年均增长35.1%；东莞协议利用外资28亿美元，三年累计50.5亿美元，年均增长1.5倍；实际利用外资7.3亿美元，三年累计13.6亿美元，年均增长92.8%[14]。并且，三年来先后引进了泰国正大、香港新世界、香港和记黄埔、韩国三星、美国杜邦等一批境外大企业投资或技术合作的大企业、大项目。

    1993年，东莞市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比值由1978年的44.6:43.8:11.6，调整为14.2:53.4:32.4，东莞工农业总产值首次突破200亿大关，达242.3亿元新高（按1990年不变价），其中工业总产值181亿元，占当年工农业总产值的90%。这充分表明，工业已经在东莞国民经济中占举足轻重的地位，经济发展取得丰硕成果。因此，1994年10月召开的东莞市第九次党代会正式宣布，“经过十年左右的努力，至去年（1993年）年底东莞已初步实现了农村工业化的发展目标”[15]。1994年之后，东莞经济增长一直高歌猛进，工农业总产值连续几年突破了300亿、400亿、500亿的大关。

    二、东莞农村工业化所显现的基本特征

    东莞能够在十年间率先实现农村工业化，究其原因，是得益于这十余年国内外的许多利好因素和东莞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解放。具体来说，一是国家给予沿海经济开放区很多政策优惠，东莞处于广州和深圳特区之间，两地的辐射带动作用得以惠及东莞；二是亚太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呈现大规模、快速化向外转移的趋势；三是东莞选择了“三来一补”作为农村工业发展的突破口；四是全市干部群众解放思想，形成共识：发展才是硬道理。东莞农村工业化，有以下四个明显特征：

    （一）坚持以“三来一补”为突破口

    “三来一补”成本低、收效快、风险小，是我国沿海落后地区工业化快速发展的有效形式，被称之为“借船出海”、“借鸡生蛋”。东莞根据自身劳动力丰富、土地资源充足的优势，克服缺少资金、技术、人才和市场的弱点，以“三来一补”为突破口，选择了发展外向型经济作为实现农村工业化的路径，结果在短短几年打下了东莞地方工业的基础。

    东莞从1978年9月开始发展“三来一补”，1983年开始建立第一批合资、合作经营企业，像滚雪球一样，外向型经济逐步向高层次发展，到1991年底，全市共签订“三来一补”和“三资”企业协议8070家，实际利用外资13亿多美元；到1993年，东莞共对外签订来料加工协议1.2万多宗、“三资”合同3000多宗，实际利用外资总额29.05美元，利用外资企业累计出口创汇32.11亿美元；到1994年底，东莞的“三来一补”企业数已经达到9608家，三资企业数2193家，其中中外合资1506家、中外合作383家，外商独资304家。这一时期，东莞的工业企业遍布农村各乡镇，而“三来一补”已经成为当时东莞农村集体经济的重要支柱。

    通过发展“三来一补”，东莞积累了资金、技术和管理方法，并与国际市场接轨，使地方工业迅速发展起来。如东莞的宏远集团就是靠“三来一补”起家，他们通过初期搞来料加工积累了资金、技术和管理方法，然后不断扩充发展，如今已成为广东实力雄厚，经济效益良好的企业。

    （二）坚持以解放思想为先导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只有解放思想和更新观念，才能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上述关于“三来一补”的选择，也体现了东莞人的思想解放和实事求是。当时，选择这一发展经济的形式，东莞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外界曾有不少人指责东莞“捡资本主义的破烂”、是在“建立沙滩经济”，但东莞人“咬定青山不放松”，坚持以“三个有利于”（即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实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标准，赢得了经济发展。

    东莞原来是个农业县，改革开放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一直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发展思路，各项经济指标都围绕这一目标来制定。但是，公路刚修好通车，交通流量就迅速突破设计流量；不断投资搞通讯、电力建设，但通讯、电力年年紧张；刚刚搞完的村镇规划，马上觉得落后了，以至于必须年年更改，等等。现实明确告诉东莞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思路已经落后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必须在指导思想上有一个大的转变。因此，在1986年召开的东莞撤县建市（县级）庆祝大会上，市委提出要建设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城市”的目标；在1992年全国掀起新一轮改革开放热潮后，市委又提出“按现代化中等城市格局建设东莞”的目标，构建一个中心市区带一大片郊区，以城市带动农村的格局。城市建设思路的转变，促进了城市化；城市化的发展，又成为工业化的坚实载体，加快了工业化的步伐。

    即使在国家整顿经济秩序时期，东莞党群干部仍坚持解放思想、顺势而为。1989年，在全国治理整顿期间，东莞解放思想，发扬敢闯敢“冒”的精神，创造性地执行中央方针政策，大搞以交通、能源、通讯为主的基础设施建设，为下一阶段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又一次在困难中抓住了难得的发展机遇。

    （三）坚持把基础设施建设放在重要位置

发展经济，离不开基础设施建设。东莞实现农村工业化的整体进程中，一直强调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性，从始至终抓交通、能源、通讯三大设施建设，从而最大程度上发挥了毗邻穗港澳经济金三角的地理优势。主干公路、联网公路的陆续建设和投入使用，对东莞经济的推动作用以及产生的效应是不可估量的。例如，第一阶段期间，全国第一座“集资建桥、收费通车”的地方公路桥梁——高埗大桥于1984年1月建成通车，开创了运用市场经济手段大搞基础设施建设的先河。东莞境内最后一个开通公路的麻涌镇也于1986年12月正式通车，结束了水乡无公路的历史[16]。1987年4月、5月，通过自筹资金及合资共建的沙角发电厂A厂、B厂相继投产发电。第二阶段期间，市委将能源、交通、通信建设列为1989年重点抓好的十件大事的前三件头等大事来抓紧抓好。1987年从日本NEC公司引进2万门“NEAX61型”数字程控自动电话交换机，使原来的电话号码同时改为六位拨号制，其后又建成了体现当时世界先进水平的数据网、分组交换网、移动通信网和SDH传输网，实现了城乡电话交换程控化，传输数字化。1988年制定了《关于建设我市四条主要公路的方案》，规划扩宽改造广（州）深（圳）、（东）莞惠（州）、莞（城）（石）龙、东（莞）深（圳）四条主要公路并于同年9月动工，连接主干公路通往各镇区的13条联网公路陆续施工。第三阶段期间，超前的基础设施建设优势已开始显现。1990年，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林若在东莞视察时，称赞“东莞市近两年花大力气进行交通能源建设，是个有远见的决策”。1991年，东莞市还获得了“广东省‘七五’交通建设先进市”称号。

     东莞加快通讯设施建设，到1989年6月率先建成全国第一个城乡一体化的数字程控电话交换网

    据统计，从改革开放初期到1991年，东莞用于交通、通讯、电力、厂房等基础设施建设的总投资达62.7亿元[17]。其中，交通10.23亿元，电力8.7亿元，通讯4.88亿元，三大基础设施建设费用总计占比38.1%。，大大改善了城乡投资环境和生活环境。东莞始终把基础设施建设放在重要战略位置上优先发展，成为当时和后来东莞外向型经济长足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这是东莞农村工业化的一大亮点。

    （四）逐步从粗放型、数量型向专业化、集群化发展

    产业结构调整是实现结构优化升级、促进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环节。资源驱动型的外向型经济类型，在起步时可以产生非常明显的效果。但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化，“三来一补”发展经济的方式出现了明显的局限性，主要是：“三来一补”企业大部分为劳动密集型产业，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低。这是发展外向型经济不可忽视的一个问题。

    早在1988年，东莞就提出“三来一补”要发展、要提高的方针，不但要“借船出海”，还要创造条件“造船出海”，注重引进与消化并重，上水平、上规模、上效益。同时，陆续制定了一系列关于引进利用外资项目的政策措施，限制劳动密集型和产品档次低的项目；限制规模太小如主要设备投资50万元港币以下的项目。对“三来一补”的一般引进项目，安排在农村管理区办理；对原来引进带有污染的项目如电镀、漂染等企业，合同到期都要取消，逐步调整。同时，把引进重点放在技术水平高、资金密集和产品市场前景好的项目上。如1993年全市引进的“三来一补”企业，平均项目规模为233.8万美元，其中总投资500万美元以上的项目1338宗。产品结构已经向多层次、高档次方向发展，设计的行业从以前的毛织、小五金、手袋、服装等向其他更广泛的行业如智能电子玩具、电脑磁头、照相机、微型电机等资金及技术密集产品扩展。1994年10月，东莞市委宣布初步实现农村工业化的同时，明确提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口号和任务，其内涵是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迈进，提高技术含量、附加价值和人均国民收入水平，使“数量型”经济逐步向“质量型”经济转变。

    针对“三来一补”发展初期存在的各自为政、资源分散、过于小型、不利于企业发展壮大等弊端，东莞根据现实发展实际，对“三来一补”工业布局进行了规划和调整，力求行业分类相对集中。经过调整，初步形成了几个集中连片的产业中心，如：市区发展成为电子、食品为主的行业加工区；虎门发展服务、商贸行业；石龙重点布局发展医药、保健品行业；石碣重点发展玩具、电子；厚街、高埗重点发展鞋业；大朗重点发展毛纺织业；沙田、麻涌重点发展原材料加工业等。通过产业结构和产业布局的调整，东莞工业从过去只有“三来一补”的“满天星斗”企业，到逐渐有技术密集型、资金密集型的“众星捧月、星月相辉”企业，是外向型经济有了质的飞跃。

    三、东莞实现农村工业化的历史贡献

    东莞的发展与全国一样，发端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农村改革。所不同的是，东莞凭借自身得天独厚的地理和人文优势，走出了一条沿海地区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迈进的特色成功之路。东莞农村工业化目标的实现，除了使东莞城市规模连续升级、城乡基础设施日益完善、农村经济结构有效调整、农民成功转变为现代工人之外，更具重要意义的是，东莞率先实现农村工业化的成功案例，为全国农村提供了具有普遍意义的参考借鉴。

    （一）推动了东莞城乡一体化、农村城市化

    东莞实现农村工业化之路是对中国特色的农村城市化道路的大胆探索，其成功经验“提供了我国城市化的一种现实可行的模式”[18]。农村工业化推动了东莞城乡一体化和城市化进程，使东莞从一个贫穷落后的传统农业县跃变为一座新兴工业城市，实现了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从农村到城市的深刻社会变迁。

    第一，东莞农村工业化目标的初步实现，就地转换了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使得离开土地的农村劳动力转向真正意义上的工人或亦工亦农，同时吸引数以百万计的外来务工人员。据统计，1995年东莞外来人口达142.18万人，而当年东莞户籍人口为143.65万人，接近1:1的比例。人口向城市及城镇迅速集中，对城市承载能力、基础设施、服务能力等都提出了更高要求。于是，东莞开始了以社会主义新农村为目标规划、建设城市的征程，为1994年之后建设现代化城市打下了良好基础。

    第二，经济建设取得飞跃，推动东莞加速乡镇行政体制改革。东莞先后报请广东省政府批准东莞市樟木头等十余个镇区调整行政管辖区域范围，申请升级城市级别，实行镇（区）管村体制^[19]。1985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批准东莞为沿海经济开放区。1985年9月5日，国务院向广东省人民政府发出《国务院关于广东省惠阳、肇庆、梅县三地区行政体制问题的批复》函，同意撤销东莞县，设立东莞市（县级），以原东莞县行政区域作为东莞市行政区域。同年10月11日，广东省人民政府向惠阳地区行政公署发函，作出同样批复。1987年东莞调整城区范围，设立街道办事处，同年10月在全市各镇成立管理区。1988年1月7日，国务院又批复广东省人民政府，同意将东莞市由县级市升格为地级市。同年1月16日，广东省人民政府向全省各地转发国务院的批复函。至此，东莞实现了由农业县到地级城市的升格。行政架构的变动，不仅使东莞的中心市区面积扩大，还涌现出虎门、长安、石龙、桥头等20多个具有小城市规模的工业卫星城，一些农村管理区也从原来的农业为主迅速转变为以工业为主。1992年，东莞确立了“按现代化城市格局建设东莞”的发展战略，很快就从原来的农村乡镇变身为城乡一体化的现代组团城市。

    （二）为探索多元化投融资体制先行一步

    东莞在实现农村工业化的历史进程中，创新多元化、多渠道的投资融资体制，为全国道路建设而乃至投资建厂方面探索出一条新的发展道路。

    在创新投资主体结构和集资方式上，东莞可以说是先走一步，影响深远。早在1981年，东莞人民就开创了“贷款修桥、收费还贷”的先河。当时，东莞高埗公社（1987年改称高埗镇）每人集资十块钱，用“以桥养桥、以路养路”的创新做法修建了“高埗大桥”。1984年1月27日大桥建成通车后，《人民日报》发表社评，赞扬高埗大桥创下了中国历史上“农民集资建桥，过桥收费还贷”的新模式。自那时起，东莞就特别注重坚持谁投资谁受益的市场体制，把市场经济原则引入到这一时期全市路桥等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发展，形成了多元化投资主体模式，从而拓宽了集资渠道，实现了交通等基础设施、工业产业资金的良性循环利用。这一集资模式后来在能源建设、交通设施建设方面都得以应用，使难度较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反而成为超前发展的行业。

    在投资建厂、引进企业方面，东莞按国际惯例办事，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和融资机制，建立起一个全民、集体、私营、个体，中资及外资并存的多元化所有制结构，形成了全民企业下属有集体企业，在全民、集体企业中，有私人参股。不管是什么企业，是谁控股，都在市场中按照价值规律办事。多元化所有制结构的初步形成，为企业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打下了基础。企业一般都成立董事会，基本按照股份经济的模式运作，董事会下设经理，实行经理负责制。同时，在当时的行政体制条件下，东莞通过简政放权，充分调动基层积极性，推动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在这种条件下，各镇（街道）集中本区域内的人力、物力财力引进项目、兴办实业，对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三）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进典型

    东莞在既不是特区又不是大城市的薄弱基础下，自发创新“土方子”、新经验，由一个传统农业县发展成为中国最具活力、经济最活跃的新兴工业城市，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东莞奇迹”，从而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进典型。

    1988年，正值改革开放1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办公厅调研室赴东莞调查组来到东莞，进行了为期30天的综合考察，于同年8月14日在《人民日报》刊发了《东莞十年——对我国沿海农村社会主义建设一个成功典型的考察》一文，称改革十年，“东莞的面貌发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变化，成为广东省经济起飞最快的地区之一”，“东莞作为外向型经济模式的一个典型，正在引起人们的关注”，“从根本上说是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方针和政策的结果。东莞市委以正确的指导思想领导了这场伟大的变革，他们坚持实事求是，扎根于本地区的实际，解放思想，敢为天下先”，认为“东莞的基本经验，很值得重视”。1990年，中共中央办公厅调研室把东莞作为调研室的联系点，对沿海城市如何改革开放进行调查研究。1993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再次来到东莞，考察了东莞的城乡建设，并发表了《东莞之路——我国沿海农村通过工业化走向现代化的一条现实道路》调研报告，称赞东莞是“我国沿海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成功典型”，“东莞为我们加快经济建设提供了有普遍意义的经验”。在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到来前夕，中央把东莞作为全国18个走中国特色发展道路的先进典型之一，派出调研组又一次来到东莞，总结东莞的实践与经验。2008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国特色发展之路课题赴广东东莞市调研组撰写的《东莞奇迹是如何创造的——广东省东莞市经济社会发展调查》一文并作了“编者按”，指出东莞“成为‘华南模式’的缩影，也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执笔：刘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