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韦玲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建国初期我国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中的重头戏，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得以确立的决定性一步。期间，各社会阶层呈现出的复杂社会心理，值得研究。本文以广东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以下简称“资改”）过程中，资本家、工人的社会心理表现为视角，揭示政权更迭、社会巨变对其心理历程造成的深刻影响，以助于从一侧面来加强对社会主义改造的认识。

    广东地处中国南部，毗邻港澳，水陆交通方便，华侨众多。建国初，广东私营工商业在地方经济上所占比重约60%到70%[i]，从事工商业的人较多，劳资阶级构成复杂。上述特点，使广东劳资阶级在资改中的心理表征在全国既有一定代表性，又有自身独特性。

    一、资本家的心理表现

    在资改过程中，民族资产阶级被视为被消灭的阶级，面对多变政策，心态最为复杂。几年内，民族资产阶级就接受了中共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其中的进步分子和大多数人在接受改造方面起了有益配合作用，推动这一进程；但也有资本家表现出形式各样的消极心理。

    （一）积极心理。

    一是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积极协助改造。这在解放初因爱国而留下的资本家及爱国华侨身上尤为突出。在各地各行业，不乏一大批真心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自觉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爱国工商业者，行业方面如航运业大户刘荣光等；地方有王源兴（广州）、区寿康（江门）、张创业（东莞）、蔡挺生（湛江）等。广东是著名侨乡，许多华侨从支援新中国建设出发，踊跃回国办企业甚至定居，如菲律宾华侨黄长水、印尼华侨黄洁等。他们本着“在新中国做个民族资本家，总比在异邦当个‘南洋伯’为佳”[ii]心态，有的率先回国投资；有的毅然回国参加工作，接受中共领导，建设祖国；有的多次赴香港，吸引港商回大陆投资。这些富有声望人士，以言行“现身说法”，来说明“红色资本家”可与共产党人合作得很好，对帮助中国共产党做好广大私营工商业者的思想工作，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促进很大。

    二是顺应形势，认真学政策，不断改造思想。在资改中，资本家的不同阶层都有一致心愿，即认为放弃剥削后，可成为社会主义劳动者，摘掉资本家帽子，加入工人行列。他们努力表现自己，参加各类学习培训、参观调查活动，搞好经济改组、人事安排及企业改革，发展生产。如1956年湛江清产核资中，一些工商业者“宁低勿高”，低估房价和产价，作出“思想通”姿态；在合营高潮时，一些资本家主动增资，拿出私人首饰公债、生活用的房屋以至现款来合营。[iii]反映出他们希望摘掉资本家帽子、加入工人行列的心态，是当时“阶级消灭，个人愉快”普遍心理期待的集中体现。

    三是对政策逐步了解和接受后，发出赞叹。在国民经济恢复期，广东省做了大量工作，调整公私关系，适当照顾私营工商业，帮助解决困难，使一些将倒闭的厂获得新生，私营厂商为之折服，对人民政府有了新认识，有的说：“人民政府好，真正是为我们做事呢！”[iv]私商得到照顾，有利可图，对政府的好感好评，激发了生产积极性，掀起生产热潮。在合营高潮时，不少地方的私营工商业已经历三年多的利用、限制、改造，不少行业创造条件，争取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上来。此时，一般工商业者思想上已不感突然，尤其是工商界代表人物，对社会主义改造早有体会，在高潮中积极带动全行业，主动申请合营。

    （二）消极心理。

    一是抗拒心理。利润最大化始终是资本家的终极追求。由于新民主主义价值体系尚未成为民族资产阶级自觉价值认同，民族资产阶级的价值认同意识出现暂时断层，造成部分私营工商业者的人格缺失。他们表面顺从，暗地破坏，或牢骚满腹，抨击新生社会制度和政策。在资改中，限制与反限制、改造与反改造是斗争的主要特点。但相当多资本家，表面上赞同共同纲领，接受工人阶级领导，可事实上却利用机会攻击工人阶级和国营部门。在资改初期，一旦市场环境改变，一些资本家便抵制加工订货，他们挑肥拣瘦，只愿承担利润较大的部分。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发布，资本家受到较大心理冲击，一些中小工商业者也产生糊涂思想，认为利用是“揾笨”，限制是“没得捞”，改造是“交钱劳改”。[v]因而情绪低落，消极经营，对“利用、限制、改造”政策明争暗抗。进入公私合营阶段后，不少地区、行业都存在资本家的抵触、抗拒行为。如梅县生产改组和经济改组中，一些大企业资本家，怕同小企业合并后背包袱，要求“门当户对”，有的乘机抽逃资金、安插私人乃至破坏生产。[vi]在私营轮船运输业，资本家抽逃资金行为普遍。据广州港1954年初对53艘小型船舶的调查，有23艘存在资方抽逃资金行为，抽逃金额占这23艘船舶总资产的86%。[vii]

    二是侥幸心理。建国初，党和政府要尽快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就必须充分利用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然而，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毕竟“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广东民族资本在历史上对帝国主义、官僚资本及买办经济均有寄生性，其自身又有一定依赖性和投机性，加上工业资本较少，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是主体，投机性更大。因此，在保护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利用其积极一面的同时，也有必要限制其不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对于“利用”，资本家普遍表示欢迎，而对“限制”，部分人则心有不甘。他们以“得过且过”心态，一遇机会就想“博”一下。1950年调整公私关系过程中，不少私营工商业界得到国营经济扶助，能很快恢复生产和营业；但有不少存在完全依赖思想，甚至钻空子，反向政府提出不合理要求。如广州佛山兴宁等地，借调整公私关系，要求政府及国营公司无限量收购私商积压的成品，还提出一系列不合理要求，若不遂其意就攻击国营公司。至同年9月，全省才有国营贸易公司148家，力量较私商薄弱得多[viii]，私商却叫嚷国营贸易力量太大，要求调整。他们利用国家优待政策进行图利，使国营经济和国家利益蒙受损失。由此可见私商投机取巧的一面。

    三是失落心理。在资改中，不同群体的特殊利益重新调整，一部分人势必产生“失落感”，进而出现一些消极言行。如资方人员多按“量材使用”原则重新安排工作，不少人由业主变为普通工作人员，这在人数居多的中小业主中更普遍。对多数人而言，由业主到一般从业人员的身份转换，劳动内容与劳动自主性都发生变化，尤其是公私合营后，劳动方式由“个体”变成“集体”，劳动自主性降低，从而带来一些不适应。如梅县，有些小贩认为“组织起来不好，甚至不愿调国合部门”，认为“国合工作多时间长又要下乡，既没电灯又没电影看，生活不习惯，照顾家庭不方便，不如搞代销好，甚至有的已调到国营公司的小商贩擅自跑回去并对别人说工作不要太积极，太积极了就会调国营”[ix]。梅县小贩们对合营后“生活方式”与“生活习惯”改变的不适应，便是失落心理的一种表现。

    四是疑虑心理。在改造中，许多资本家呈现出紧张情绪和不安心态，究其因，固由于所有制变革的冲击，但同样受到因此带来的生活方式与生活习惯变化之影响。这种心态，基本贯穿于改造的全过程，因为他们既要面对改造中的具体问题，更要考虑改造后的问题。到了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时，民族资产阶级的疑虑心态并没有消除。如1955年底，全行业公私合营前夕，广州市工商界中思想彷徨，忧心忡忡。有些私商说：“社会主义好是好，但我们是玻璃柜里的苍蝇，看见前途，找不到出路。”[x]这一时期大资本家考虑的是待遇和利益问题，他们关心公私合营后的人事安排和定息，担心收入减少，生活下降；中小资本家担心合营后困难解决不了；小生产者出身的资本家，要求摘帽子，改变成份，归队当劳动人民；资本家的代理人，要求明确阶级成份，当“公家人”；青年资本家年纪还轻，来日方长，又多是企业实职人员，比较关心自己的前途。

    除上述外，资本家还表现出恐惧、观望等消极心理，以及由种种消极心理混合而产生的混杂心理。作为资改主要对象，他们的心态是复杂的。以往，学术界多从资改发展阶段来分析和考察资本家的心理变迁，对资本家心路历程多从疑惧到恐慌再到服从这三阶段进行描述，这种纵向分析有一定合理性。但应看到，各种复杂心理的存在，决定他们的行为是反复多变和不完全一致的；各种踌躇不安、不踏实及对新政权的揣测、观望心态交织充斥在整个资改过程，不能简单划一，也不能认为每个资本家就一定经历从不觉悟到觉悟的心理历程。

    广东是著名侨乡，考察资本家的社会心理不能忽略华侨这一群体。广东华侨资本家一方面出于爱国情怀，愿与共产党人真诚合作；另一方面，华侨本身有一定经济实力，他们在国内的权益获得保护，一些上层归侨人士在地方上得到安排，在政府机关或国营企业任职，这些因素，为资改进程增添更多“软性”色彩，给广大工商业者树立了榜样，一定程度上缓解资本家群体的消极心理，这使得广东资本家的心理表征在呈现出共性特点的同时，也表现出鲜明个性特征。

    二、工人的心理表现

    解放初，工人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尚未切身体会，但随着资改的完成，工人光荣成为时代风尚，工人们就越发坚定拥护党的领导，从心理上获得归宿感和认同感。因阶级地位提高而获得的心理满足与现实利益的得失，使他们也产生积极和消极两种心理。

    （一）积极心理。

    一是从政治心理因素上，工人一改解放前受剥削受压迫地位，解放后翻身做主人，成为领导阶级，他们普遍反映出较积极的政治心态。解放初，工人踊跃参加民主改革等运动，工人阶级地位和政治觉悟大大提高。随着资改的深入，党的政策深入人心，工人阶级以主人翁姿态投入生产，“出现了生产情绪的空前高涨。”“五反”运动让工人尝到当家做主甜头，大部分工人积极投入运动，大胆检举、揭发不法资本家“五毒”行为，至1952年底，仅汕头一个市已检举材料15万件以上，广州市已有80%以上工商业户受检举。工人们纷纷反映：“这次资本家的威风被彻底打下来了，资本家再不敢在工人面前耀武扬威了，我们真正当家作主了。”[xi]

    二是从经济心理因素上，出于现实利益和长远利益需要，工人们纷纷拥护资改。从现实利益看，现实的实惠增添他们对资改尤其是公私合营的期盼。如广州南区华南酒厂、友联胶厂职工认为“合营是铁饭碗，不愁打破，如有些工友说，合营好啊，政府肯定会搞啊，木饭碗变成了铁饭碗”。星光电珠厂工人希望合营后有宿舍、有汽车。至于女工，更盼望合营，希望解决同工同酬、子女读书等问题。[xii]从长远利益看，合营后可保证生产正常，保证不失业，得到政治权利和铁饭碗。凡此种种，已初步显示出高度计划经济体制形成过程中，工人在心理上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接受和理解。

    （二）消极心理。

    一是守旧心理。解放初，共产党对城市管理缺乏经验，加上国际上的经济封锁，1950年工厂停工工人失业情况严重。那时工人对社会主义优越性还没切实体会，他们就更多的留恋旧习惯、旧做法。这种心理在资改初期较明显。不少工人希望按传统的老办法、老的章程干，保持现状，担心改来改去会遇到新问题。“五反”前工人阶级意识较淡薄，对“五反”有顾虑，倾向于从雇佣关系来界定自己与资本家的社会关系，把自己与资本家界定为一种正常的“雇佣”关系，怕政策不稳定，怕得罪资本家。另外有很多店员与资本家有师徒或亲戚关系，他们在界定与资本家的关系时还具有强烈的伦理和宗族色彩，就是所谓的“五同”关系，即同姓、同宗、同学、同事、同乡关系。随着资改运动的全面铺开及公私合营高潮的到来，守旧心理才被一种全新的、要求彻底改变命运的心理所取代。

    二是求全心理。在私营企业内部，由于资本家的阶级立场所决定，他们要设法多剥夺工人生产的剩余价值，而工人则要维护自己正当权益，有时甚至提出过高要求，尤其是提出过高的福利要求，希望改造一步到位、十全十美。如工人队伍中，存在不够安心工作现象，认为私营及合营企业工人的地位比不上国营，希望能直接进入国营企业。[xiii]这种心理，表现在资改工作中，出现了过于求全、求纯，对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过于简单划一等现象，以至于在较长期间遗留了一些问题。

    三是实惠心理。在坚持本阶级物质利益原则过程中，忽略精神境界，结果实惠思想时有萌生，形成一种思想上顾虑重重、经济上不满足现有待遇、工作上不愿意受过多约束的实惠心理。如资改初期，广东内河私营航运业工人由于觉悟不够高，疑虑较多，存在“四怕”思想：怕失业、怕减工资，怕调动工作，怕制度严，因此对合营曾表现出消极倾向。[xiv]这种顾虑心理，归根到底是出于对现实利益的考虑。当公私合营的潮流袭来，很多工人对公私合营寄予美好的利益期许，这种追求现实利益的心理就更明显一些，如有些工人“怕调职位怕失业”，有的“怕削减福利，怕减工资”，有些“怕制度严，怕学习多，批评多”，等等。[xv]

    四是攀比心理。这是一种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心理，旧的社会制度被打破，新的社会制度尚未建立完善，传统社会所固有的绝对平均主义的抬头，渴望“大锅饭”、“铁饭碗”的心态，使得厂与厂、地方与地方之间互相攀比，甚至只顾眼前利益，不顾全大局。

    通过梳理史料发现，当时各级党政机关以及社会团体，均把资改的主要对象——资本家及其家属作为宣传教育的主体，对他们心理的分析及对策政策的制订比较充分；相对而言，对工人、职工、店员的心理评判较为简单。人们普遍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工人对其身份理应感到无上光荣，因此应该坚定阶级立场，提高政治觉悟，拥护社会主义改造。但事实上，作为社会主义改造中最重要群体之一，工人阶级虽表现出显性的政治热情，却又有一些难以言明的真实心理：短时间内自身难以摆脱的旧社会原有的心态；对新社会意识的接受有一个适应过程，呈现出多元性、不稳定性等特征。在生产力发展不足情况下，有的行业急于改组与合并，有的对国营企业和私营企业区别对待，忽略了“私营企业的职工是整个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影响私营企业职工的经济待遇。这些资改中的偏差，势必给工人心理带来负面影响。

    三、结语

    纵观解放初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过程中，从改造的受益者到改造的主要对象，这些与改造利益攸关的社会群体，分别表现出不同的社会心态。总体而言，在社会大环境下，资本家出于自身和家庭的种种考虑，最终由动摇、不满到接受、配合；工人阶级由不习惯、不适应到完全支持和拥护党的改造政策，并成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后的最大受益群体。还应看到，在广东资本主义工商业中，华侨资本是一个不容忽略的因素，华侨纷纷回国投资进行经济建设，并从理论认识到实际行动上对资改加以响应，加以执行，努力创造条件，以把具有资本主义成份的经济纳入社会主义正轨。可以说，广东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之所以没有受到太大的阻力，与社会各阶层的心理尤其是劳资阶级的社会心理有莫大的关系。在社会变革面前，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大多数人能顺应历史潮流，拥护、支持和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从心态和心理层面推动了这项伟大事业的顺利进行。

      （作者单位：中共东莞市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