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继锋教授访谈

蔡建勋       徐二凯

       李继锋：中共江苏省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副主任、教授，兼任张太雷研究中心主任、南京中华民国史研究会副会长、江苏省口述历史研究会会长。著有《袁振英传》《抗日战争全纪录：1931-1945》等。

       采访者：李教授，您好！您是《袁振英传》一书的主要作者，也是研究袁振英的专家。我们很想知道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到袁振英，并开始研究袁振英的？

      李继锋：2004年，三江学院院长助理郭彬找南京大学校报主编孙江林，询问他的家族史有无研究价值，袁振英是家族中的一成员，是他的三姨夫。孙江林是我的大学同学，他介绍郭彬来找我商量。那时，我对他的家族包括袁振英都一无所知。但通过郭彬提供的家族成员的简历，我觉得这个家族的历史值得研究，而袁振英成为研究的起点。就是这种机缘，我开始关注到袁振英，并开始研究他。

      采访者：阅读了您的《袁振英传》，我们能够感受到，袁振英热爱自己的祖国，对积贫积弱的中国感到痛心，他怀有一颗强烈的改良报国之心。

      李继锋：是的。他少年就在香港读书，受到西方文化影响，新文化运动开始后，他在北京大学求学。1921年又去法国里昂大学留学，深受中外新思潮的影响，对中国的未来发展与文化趋向都有自己独特的见解，有些见解在那个时代堪称惊世骇俗。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如女性缠足、迷信、严苛的礼教等，他非常反感，而追求个性解放、民主法治，尤其沉醉于当时最新潮的思想——社会主义。他了解马克思主义，但更痴迷于无政府共产主义，追求在中国建立无强权、无贫富悬殊的理想社会，此后，他付诸行动，为之奋斗。他曾经试图通过文化教育等来慢慢影响别人，改变社会。他反对宗教主导教育，反对教会大学向学生灌输基督教义，为此，他曾经与岭南大学校长李应林当众公开辩论，他认为不是上帝造人而是人造出了上帝。也正是在“广东反对基督教大同盟”组织的集会上，他和周恩来在广州相遇。当袁振英晚年生活陷入困境，周恩来出面给他安排了工作，让他拿着一份不菲的工资度过余生。

       采访者：袁振英自称自己为“五四运动急先锋”，您认为袁振英的这个表述客观吗？

      李继锋：五四运动急先锋，共产主义马前卒。这十四个字是袁振英的自我评价。但说五四运动急先锋并不完全准确。事实上，五四运动爆发时，他并不在国内。不过，“五四运动急先锋”是和“共产主义马前卒”相对仗的，他所说的“五四运动”应该是内涵更宽泛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从1915年就开始了，那时袁振英己经在北京大学读书，他表现得非常活跃，与黄凌霜、赵太侔等发起组织“实社”，成立了北京大学最早一批的社团。新文化运动中有大批社团脱颖而出。罗家伦、傅斯年等组织的新潮社影响更大，但成立的时间晚了实社一年左右。袁振英等还编辑出版《自由录》，宣传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是当时最新潮的思想，反对私有制，主张男女平等、反对礼教与强权、实现群体自治等，被北洋政府视为洪水猛兽，严加弹压。《自由录》的文章影响众多青年学子，包括毛泽东、巴金。袁振英的老师胡适就专门提及《自由录》的影响。他和袁振英共同致力于“易卜生主义”的宣传，袁振英是中国第一本《易卜生传》的作者。易卜生塑造的娜拉形象鼓舞了众多女性追求自由恋爱与女性的独立。袁振英的这些影响远在五四运动之前，因此，称他为“新文化运动急先锋”最为准确。

      采访者：袁振英参与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是最早一批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请问李教授，他是从一个无政府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的吗？那时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

      李继锋：关于袁振英是最早一批中国共产党党员涉及到建党之初党员成份复杂性的问题。记得2009年，在中共一大纪念馆召开袁振英学术研讨会发言的时候，我就提及：从其思想脉络而论，伴随袁振英最长的还是无政府共产主义。中国共产党创建初经历过社会主义者同盟的阶段，而当时泛义的社会主义者包括马克思主义者，也包括无政府主义者等。而无政府主义有许多流派，其中袁振英所服膺的无政府共产主义的终极目标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与马克思主义的目标有些相似之处，这便是当时无政府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双方有所合作的原因。当时共产国际的代表来到中国时，也有意识促成双方的合作。袁振英是在这种背景下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在那段时间里，袁振英对苏俄革命高度认同，撰写并翻译了大量介绍苏俄革命及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文章，特别是宣传苏俄革命的一些文章。众所周知，无政府主义者是不愿意受严格纪律束缚的，黄凌霜、区声白就曾经与陈独秀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但袁振英并没有参与这样的争论，而是热心为党工作，他是到法国留学的时候才脱党的，可见，袁振英与黄凌霜等无政府主义是有很大区别的。就人格而言，袁振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嫉恶如仇，遇到自己反感的事情，敢于发声。在共产党内那一年多的时间里，袁振英更多关注的是无政府共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某些共同点，并在合作中刻意弱化了两者之间的分歧。至于他为什么脱党，因素颇多。一是他留学法国，忙于功课，专心学问，不想分心政治。留学期间，他既没有参与共产党的活动，但也未见他参加无政府主义活动的记载。二是袁振英对陈独秀的一些私德颇有微词，认为追随这样的领袖难以成功。三是他受无政府主义影响多年，认为共产党的纪律过于严格，这应该是他脱离共产党的关键。

      采访者：在您的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矛盾的袁振英：他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而他本人不但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建者之一，更是少见的参与上海、广州两个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呢？

      李继锋：从组织上讲，袁振英曾是一名共产党员，但从他的思想底色看，他还是偏向无政府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者注重个人的自由，不主张建立纪律严明的政党，但他们有时为了寻求有效的路径，不得不借助其他力量，只有这样才能看到理想实现的希望。但随着了解的深入，无政府主义者会发现自己与三民主义或者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鸿沟，中途就又离开了，成为“革命的同路人”。当然，这其中有很多无政府主义者变成了三民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非常有名的如恽代英、陈延年等。陈延年是陈独秀的长子，曾是一位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陈延年在到欧洲留学之前，他办了一个刊物叫《进化》（无政府主义者的主要刊物）并任主编。陈延年到欧洲后，在参加共产党之前，他还办了一个杂志叫《工余》，也是一个无政府主义刊物。恽代英也是，他36岁去世，留下300多万的文字，是一位深思熟虑的人。他是在相信无政府主义七年半以后，才转变为共产主义者。无政府主义当时其实是一个跳板，青年知识分子走向马克思主义的跳板。为什么可以成为跳板呢？就是因为彼此有诸多的相似性。所以，大量的早期共产党人都曾信奉过无政府主义或者受过其影响，包括周恩来、吴玉章、董必武等。相对于无政府主义，信奉列宁主义的中国共产党特别重视组织性和纪律性，中国共产党党员愿意为无产阶级、为人民大众、为国家民族牺牲很多的个人自由，革命与战争年代尤其如此。无政府主义者是不愿意长时间牺牲那么多个人自由的，违背了他们参与政治活动的本意。从信仰上讲，袁振英了解马克思，苏俄革命成功后，他受到鼓舞，接纳了马克思主义的很多观点。当区声白在广州与陈独秀展开激烈辩论的时候，袁振英完全可以站在区声白那一边发声的，可他没有，说明当时他对马克思主义认同度很高，现实中更是为共产党工作，他主编的《新青年》的“俄罗斯研究”栏目产生了重大影响。毛泽东的好友蔡和森在谈到共产党创立的时候，说过这样的话：那个时期有几个纯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所以，我们必须同无政府主义者合作。袁振英是以无政府共产主义者身份参加共产党的，这是他政治的底色，但他入党之后与马克思主义者并未有什么争辩。但是，袁振英终究还是无政府共产主义者，所以最后脱党也很自然。新中国成立以来，袁振英把自己脱党的全部责任推到陈独秀身上，那是当时特定的环境所导致的，因为那时的舆论环境是完全贬低陈独秀对建党的历史性贡献的。不过，袁振英在新中国建立时，并未到台湾或者国外去，而是留在大陆，并对共产党的施政非常拥护，因为他发现新中国实现了他的诸多政治理想。不过，“文革”期间，他受到迫害，被拘禁起来，他致信周恩来求助，并对当时不讲法治不重视人权予以直言不讳的批评。可见，袁振英是一个敢讲真话的人。

      采访者：我们如何恰如其分地评价袁振英呢？如何定义袁振英的历史价值？

      李继锋：袁振英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在中国共产党建党史上发挥过无法忽视的作用。对他要实事求是地评价，要通过长时段的观察来定位，既看到他最主要的贡献，也不能过度拔高，更不应该苛求前人。

      首先，从政治上看，他是中国共产党最早期的50多个党员之一，既然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被称为是开天辟地的大事件，那他的名字就已经熠熠生辉了。

      第二，袁振英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却长期不为人所知。1920年7月到达上海以后，他一直为《新青年》和陈独秀工作，当时其他人基本上是兼职从事建党工作，而他很特殊，是全职在陈独秀身边工作。不仅如此，他还在苏俄办的《俄罗斯生活报》（英文报）任职。由此可见，他同党的关系，同共产国际的关系都是非同一般的。他在回忆录中称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国际性的组织，因为各国人都可以参加。袁振英既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又是广东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一个人跨两个党小组，也是比较少见的。虽然，他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只保持一年多，但发挥过的作用却非常显著，他在党史上是彗星一样的人物，闪耀一瞬而迅速消失。

      第三，他对苏俄革命的介绍与宣传、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有突出贡献。他是《劳动界》《共产党》《新青年》三个重要杂志的编辑与撰稿人。尤其是他主编的《新青年》“俄罗斯研究”栏目的被认为是该杂志倾向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标志，而这个栏目的文章大部分是他一人所译。从第8卷第1号到第9卷第3号，《新青年》杂志的“俄罗斯研究”专栏共发表38篇文章，其中袁振英自己就翻译发表了24篇文章，大部分文章都是他翻译的，可想而知，他的贡献有多大。

      第四，他在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值得深入研究。我们现在的人可能对无政府主义不是那么了解，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在中国还不大，无政府主义成为最左翼思想的代表。袁振英从1912年就开始相信无政府共产主义，又在北京大学组织实社，编辑《自由录》，对无政府共产主义的传播尽心尽力。胡适就提到，如果你想了解无政府主义，去看《自由录》就会明白的。直到五四时期，无政府主义都比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更广泛。它反对私有制，要建立“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大同社会。它甚至主张不要有家庭（私有制的基础），更甚则是连姓名都不要。袁振英对私有制非常反感，这也是他写文章署名常用“震瀛”（化名）的原因，他不太喜欢用“袁振英”这三个字进行署名，认为个人姓名也是私有制的表现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一位社会主义理论家。他对各种流派的社会主义理论都很了解，翻译和撰写过很多的文章。他自称为“五四运动急先锋，共产主义马前卒”，对自己是相当精确的定位。

      第五，袁振英在中国近代文化学术史上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包括翻译、节制生育等方面，最为重要的是他对易卜生主义的介绍。挪威戏剧家易卜生被评为世界思想史上的十大思想家之一。《新青年》上有一期专刊叫“易卜生专号”，专门介绍易卜生思想。在《新青年》上出专刊的除了马克思，就是易卜生了，可见当时易卜生思想的影响力及其重要性。“易卜生专号”当时有三篇重量级的文章，一篇是胡适的，一篇是罗家伦的，还有一篇就是袁振英的文章，袁振英的这篇文章也是他在北京大学的毕业论文改写的，他成为中国第一个写《易卜生传》的人。易卜生的戏剧深深影响了20世纪初的中国青年。

      袁振英非常擅长翻译，是翻译界的前辈，翻译了很多的西方著作。他在人口节制方面，袁振英很早就提出了人口需要节制的观点。他还在广东省第一中学率先实行男女同校。

除此之外，袁振英在中国现代史的人脉关系中也具有重要价值。因在北京大学学习的缘故，袁振英很早就走进中国的思想文化核心圈。北大当时是中国的思想文化摇篮，包括辜鸿铭、陈独秀、蔡元培、胡适、傅斯年、罗家伦等都与袁振英发生密切关系。毛泽东到北京大学的时候看了袁振英主编的实社《自由录》，非常感兴趣，并跟当时北大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朱谦之进行交流，所以袁振英的著作影响过他。袁振英的著作也影响过巴金，巴金成为无政府主义者，也是看过实社《自由录》的，且对他有非常大的影响。袁振英同陈济棠甚至蒋介石都有直接的接触。所以他的回忆中，涉及到大量当时中国最有名的人，包括思想界、学术界、政界和军界等，是研究中国近现代史非常好的资料。

      采访者：袁振英是重要的党史人物，他是最早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的东莞人。您的《袁振英传》出版后深受袁振英研究者以及广大党史爱好者的喜爱，出版以后的这几年，在袁振英研究方面有无一些新的成果？

      李继锋：近年来，关于袁振英的新研究成果很多，写袁振英相关的文章有上百篇，会议论文更多了。截至目前，在袁振英研究的史料发现方面还未有更重大的突破。但也有一些新的发现，比如在美国找到他所编写的教材，这是新发现，我们准备把这些资料利用起来。另外，袁振英同共产国际之间发生过很多的关系，关于中国共产党早期的资料，我们自己留下或者记录的很少，大多数都留在俄罗斯那边，从共产国际的档案中寻找袁振英的资料可能是下一步研究工作的重点。此外，在日本、韩国、菲律宾、香港以及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很有可能有涉及袁振英的资料都还没有去挖掘。袁振英的研究还在路上。

      采访者：李教授，通过今天的采访，我们对袁振英又有了更深的了解和认识。请您用一句话来概括袁振英可以吗？

     李继锋：袁振英是性情耿直、嫉恶如仇的理想主义者。他一生所从事的岗位中，以教师和记者为主。但袁振英刚正不阿的性格是不太适合做记者的，因为那时的记者存在收受贿赂的情况，这对于刚正不阿的袁振英来说是难以接受的。所以，他当了一辈子的老师。如果要对袁振英的一生做出概括，我认为还是他的自我评价最为准确：五四运动急先锋，共产主义马前卒。这十四个字生动又贴切。

      采访者：好的，非常感谢李教授接受我们的采访。

（作者单位：中共东莞市委党史研究室，采访时间：2019年1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