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东莞市委党史研究室
2024年1月27日是高埗大桥(旧址)(以下简称为高埗大桥)通车40周年纪念日。高埗大桥是东莞改革开放的重要历史见证,凝聚着东莞始终置身改革开放的潮头浪尖,敢为人先的改革精神。今天,我们要继承和发扬高埗大桥敢为人先的改革精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东莞实践贡献智慧和力量。 一、高埗大桥建设历程 (一)高埗大桥建设背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东莞在大力发展“三来一补”企业和商品农业的带动下,公路运输量成倍增加。1978年全县共有机动车2501辆,公路主干线809辆次。而在公路桥梁建设方面,1979年全县共有公路桥梁191座,通车公路里程1224.9公里,其中等级公路长度354.8公里,等外公路870.1公里。所谓的等级,只是简易公路或者四级公路。对于东莞河涌密布的地理状况而言,公路桥梁密度里程远远不够,特别是水乡地区出行大多依靠渡船,行车待渡时间长,往往造成严重的交通堵塞。由于路况差,以至往返粤港之间的货柜车司机有“不怕东莞佬,最怕东莞路”的口头禅,可见那个时期东莞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状况。东莞县委、县政府也认识到,搞好公路桥梁建设,才能促进生产,搞活流通,繁荣市场,满足群众的需求。只是全县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规模较大,仅仅依靠国家投资,资金仍存在较大的缺口。 改革开放初期,全国实行的交通建设投资体制是一种建立在计划经济体制上、排斥市场机制的投资计划分配制,基础设施建设资金非常缺乏。1979年以前,国家每年拨给广东的公路建设资金仅600万元,远远不能满足全省的路桥建设的需要。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广东一改过去单纯依赖国家投资的传统做法,积极探索多种形式、多种渠道广开门路筹资进行路桥建设。 在上级投入不足的情况下,东莞用足用活《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中发〔1979〕50号)的文件精神。1980年6月,东莞县第四次党代会上县委明确提出:“随着生产的发展,交通、邮电事业要跟上去”,并确定了开展基础设施建设首期目标的任务。在加强公路交通建设上,东莞主要做法是争取上级支持的同时,一方面采取县、区、乡集资的办法,进行改造沙土路为水泥公路。另一方面对水乡地区进行改渡为桥,改变交通不畅的环境局面。1979年万江大桥竣工通车;1980年中堂大桥作为广东省交通厅首批安排的渡改桥项目,正式动工建设;1981年万江金泰大桥动工兴建。这一时期,东莞水乡地区,在继续发展利用水路交通运输的同时,开始修建新的桥梁,打造四通八达的公路交通网。 (二)高埗大桥建设始末 高埗位于东莞北郊,挂影洲围西部,三面环水,是鱼米之乡,但受东江河阻隔,陆路交通不便,主要靠渡船与外界往来。从高埗到莞城、万江仅一江之隔,在没有桥梁的情况下,群众过江只能依靠渡船。渡船营运时间短,且易受台风、暴雨天气影响,外出务工、经商的高埗人倍感交通不便。公路桥梁的缺乏限制了高埗人民群众的生活圈,阻碍与外界的交流联系。改革开放前,高埗一直以农业种植及农副产品加工为主,1978年全公社工农业总产值837万元,其中工业仅有37万元,占总产值4.4%,公社财政实力十分薄弱。 1979年,高埗公社引进第一家港资企业——高埗稍潭毛织厂,随后毛织二厂、三厂、织造厂、冼沙毛织厂等企业先后落户。这些企业投资者多以早年旅港的港商为主,他们基于乡情、亲情,抱着试探心理返乡投资,高埗公社外向型工业发展开始起步,但与周边公社相比,高埗工业发展势头明显不足。据1980年工农业总产值数据显示,高埗989万元,其中工业123万元;万江3344万元,其中工业1648万元;石碣1610万元,其中工业589万元。可以看出,高埗与周边公社相比差距明显,是当时东莞4个最落后的公社之一。高埗在港商进来投资办厂后,交通路况差的问题越来越凸显,沿江的泥巴公路一到下雨天就烂得走不了,且事故时有发生,投资者心存顾虑。在众多制约高埗经济发展的原因中,三面环水地理位置导致交通不便是主要原因。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高埗冼沙大队自力更生,自筹资金搭建简易便桥,方便群众出行。此后,高埗借助水上运输克服交通的困境,水上运输队搞得如火如荼。东莞以高埗水上运输队为基础,成立了县水上运输联社,后改为水上运输总公司,成为当时县和公社结合克服陆运困难的初步探索。1977年,高埗提出建设一座大桥沟通高埗与万江进而连通莞城的设想,但是由于当时高埗的经济力量薄弱,一直都没有能力实现。时任高埗公社党委书记袁仲庆认为:“没有大桥,高埗发展就没有出路”。穷则思变,高埗没有“等靠要”,没有被资金的缺乏束缚了手脚和思想,决定依靠自己的力量建设大桥。 1980年下半年,高埗召开公社党委会议,研究兴建大桥事项。会议认为高埗要发展经济,引进企业,必须解决交通出行问题,同时群众也强烈要求,希望有一座大桥方便出行。这次会议作出修建高埗大桥的重要决定,并正式成立建桥指挥部。 高埗将修建大桥的决定向东莞县委、县政府作了汇报,得到县委、县政府的同意和支持。时任东莞县长的莫淦钦认为高埗人“敢想”,有创意,值得鼓励,并指示高埗先搞出蓝图、拟定方案、造出预算。同时,东莞县除了高埗大桥,还拟修建石龙大桥。东莞有关负责人找到时任广东省交通厅厅长李牧,希望省里能在资金上给予支持。李牧直率地说:“要钱没有,可以给政策,你们自筹资金建桥,可以通过收过桥费还本付息。”“这样干行吗?”李牧说:“李建安副省长已向我交了底,省政府已拟定了有关过桥过路收费的政策,不久即将实施,你们大胆干吧!”于是,得到上级同意与支持的高埗迅速行动,筹备建设大桥,并委托广东省设计院进行大桥设计。 1980年底,高埗大桥规划设计图完成,初步估计建桥需要150万元。经过积极争取,东莞县政府支持35万元,省交通部门支持15万元,信用社贷款60万元,但还差40万元。为了解决建桥资金问题,高埗公社党委广泛征求意见,集思广益。 1981年初,高埗召开公社会议,讨论修建高埗大桥资金问题,经过请示县委、县政府并获得同意,最后决定采用向农民集资建桥,过桥收费还贷的办法建设大桥。高埗向全公社公布建桥集资方案:“每人出十元,户户出劳力,自己修大桥”。具体的内容是:凡饮高埗水,男女老少每人投资十元钱。凡有劳动力的高埗人,十六岁以上的,不分男女老少,都要主动抽时间到高埗大桥义务劳动三天。 高埗群众对集资建桥的决定,反响非常热烈。10元钱在1981年的高埗,农民要出售167斤的稻谷才能挣到。公社干部每月工资不到40元,10元钱相当于去掉三分之一的工资。针对少数群众中存在的不同声音,高埗公社干部耐心做通思想工作,而且公社干部带头多捐钱,最后这个决定得到了高埗干部群众的支持。全公社1.8万多人口,都积极集资,共筹得20多万元,作为第一笔启动资金。到建桥工地出义工的人,按当时劳动力价格,每人劳动一天工钱估算为10元,按8000人次的三天义务工来算,仅此一项就就节约了24万元。通过群众集资的方式,高埗解决了资金问题,为建设高埗大桥提供保障。 1981年5月,高埗大桥开始动工。在资金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大桥指挥部根据各生产大队人口、面积情况,统筹安排每日所需劳动力。同时,公社一边建大桥一边想办法筹款。在公社党委的不懈努力下,省老区办、省交通厅、东莞县政府也陆续拨款支持,银行贷款也逐步到位,保证了大桥工程进度。为了尽快把大桥建好,很多人吃住都是在工地,所有公社干部都不放假,就连春节假期也只轮流休息3天。在公社干部的带动下,群众干劲十足,齐心协力要把大桥早日建成。 1984年1月27日,高埗大桥正式通车。时任交通部副部长潘奇莅临东莞调研,东莞县领导汇报了高埗大桥是农民集资、集劳建成的,建桥过程中提出了“想致富,先修路”口号。潘奇听后很感慨,深受感动,认为东莞动足了脑筋,解放了思想。后来“想致富,先修路”经典口号响彻全国。因为有村民集资和银行的贷款,高埗大桥建成后,在桥的两端各设有过桥收费站。当时收费标准是:小车、摩托车、手扶拖拉机等0.5元;2至5吨货车和20座以上的客车分别收1-3元;医院救护车、公安部门的警车、消防车在执行紧急任务时免费通行。这样,每天可收过桥费300-500元。5月7日,《人民日报》以《农民集资建桥,过桥收费还贷》为题报道高埗大桥建造经验,并配发评论《加快建设的一招》,高度评价高埗实施“集资建桥,收费还贷”的创举。全国各地纷纷前来高埗取经学习,高埗因一座大桥,第一次走向全国。 (三)高埗大桥建设模式 高埗大桥是在首创“农民集资建桥,过桥收费还贷”模式下建成的,在全国开创了运用市场手段大搞基础设施建设的先河。要修路,先找钱,交通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对于交通建设资金来源,当时广东的做法是:争取上级部门的拨款、利用财政拨款和银行贷款、利用外资和自筹资金。在这样背景下,高埗大桥模式采取“县给补助、银行贷款、区镇自筹、群众集资”等办法,解决了建设资金不足的问题。同时,高埗大桥模式也是“活用”中央允许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政策,开展基础设施建设打破惯例、大胆尝试、开创新路的率先实验。 高埗大桥模式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对公共产品市场化的一次成功实践,其核心“集资建桥、过桥收费”,具有明显市场经济的特点。 投资主体多元化。投资主体多元化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高埗大桥在兴建之初,就明确提出要吸收各方面的投资。项目建设资金来源多元化,政府不再是唯一的投资者,还有其他的投资者。高埗大桥总投资250万,其中由县补助50万元,银行贷款100万元,群众集资28万元,其余部分是高埗政府自筹资金。从中可以看出,高埗大桥模式的建设资金来源有政府、银行、群众集资等等,投资主体多元,改变了过去我国基础设施建设一元制的国家投资体制,资金来源更加广泛,解决过去基础设施建设过于依靠国家投资、逐级申报、时间漫长、资金到位难、建设速度慢等等问题,为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做出了初步探索。 基础设施使用有偿化。使用有偿化是相对无偿使用而言的,国家计划经济体制下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还未转向资本市场,整个投资格局还是以政府投资为主,只要列入计划,就可以无偿使用,不必考虑回收投资。高埗大桥模式采用“过桥收费”的办法收回投资,收取的过桥费用于偿还群众的集资款和银行贷款,开启了有偿使用基础设施的市场化探索。高埗大桥模式把基础设施当作特殊商品,实行“有偿使用”的做法,改变了过去形成的公共基础设施无偿使用的旧观念,解决了基础设施政府投资不足的问题,减轻了国家、政府的负担。同时基础设施使用有偿化成为积累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的重要补充,逐渐成为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来源。 投资方式市场化。投资实施市场化是在投资的具体实施中,引进市场竞争机制,利用公开招标投标等多种方式,从而突破了单纯以行政命令下达建设任务的管理体制,保证投资者能根据少花钱多办事的原则,选择投资实施的承担者。高埗大桥模式通过集资、贷款方式解决资金问题的方式,首次将基础设施建设作为一个产品市场,向社会开放接受投资资金。这是初步以运用市场经济的方法,广开渠道争取和筹集资金的手段。1983年10月,高埗大桥进入建设后期,因缺乏资金而停工。高埗党委尝试通过公开招标的形式,与施工单位签订“带资进场”合同,即由施工单位出资完成大桥工程,通车后收费再结算的办法,保证了大桥建设工程按期保质竣工。“带资进场”后来普遍运用在基础设施建设中。总的来说,无论是集资、贷款,还是“带资进场”,都是高埗大桥模式运用投资方式市场化的手段,为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方式进行了探索。 二、高埗大桥的历史作用 改善交通状况。高埗大桥的建成通车,圆了高埗拥有一座桥的梦想,从此改写高埗人举步登舟的历史,也结束了高埗没有桥的历史。高埗大桥连接起莞城和万江,解决了交通出行,人们不再担心晚上回家难的问题,与外界的交流联系更加紧密便利。公路运输也通畅起来,据《东莞市交通志》记载,建桥前,汽车到莞城要绕道28公里,经过石龙渡口,需要3小时才能到莞城,建桥后开车过桥只需几分钟。大桥的枢纽作用非常凸显,陆路运输业快速发展,据1987年统计,高埗共有货运汽车45辆,小汽车112辆,摩托车180辆,自行车1.06万辆。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大桥建成后,高埗也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历史阶段。大桥连接起高埗与外界沟通的渠道,直接刺激工商业的发展,各种毛织、服装、手袋、电子、五金、建材、玩具、饮料、食品等企业纷至沓来。高埗原来只有一家工业企业,但通车当年就引来7家外资企业入驻。1984年,高埗工农业总收入首次突破3000万元,工农业产值比重则从1983年的58.8%比41.2%转变为70%比30%,高埗进入飞速发展的时代。1984年11月21日,《中国交通报》以《建起一座桥,富了一个区》为题报道通车后的情况:“高埗桥建成通车后,仅运费、渡费一项预计每年可节约50万元。现在高埗区每天可运10卡车新鲜蔬菜到深圳特区,收入相当可观。交通条件改善后,外商纷纷来高埗区洽谈生意,投资建厂。该区已办起伞厂、刺绣厂、皮袋厂、藤厂、电子表零件厂、铝制品厂、胶花厂等7个厂。目前,高埗区有69 .8%的农村劳动力从事工、副业生产和对外加工,农民收入大大提高,人民生活越来越富。群众称高埗桥是致富桥、幸福桥。” 提供政策探索。1984年1月,高埗大桥建成通车并投入使用,大桥收费站一举成为全国首个收费站。同年,广东同样采取高埗大桥模式建成通车的还有东莞石龙大桥、广珠公路的三洪奇大桥、细滘大桥、沙口大桥等,这些大桥收费站也陆续开始收费还贷。1984年6月广东省政府正式批准省交通厅的政策建议,相继出台了“贷款修路、收费还贷”等加快公路建设的6项政策,12月国务院第54次常务会议做出“贷款修路、收费还贷”的重要决定。自此,“贷款修路、收费还贷”成为我国公路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打破了单纯依靠政府财政发展公路的体制束缚,为公路事业快速发展奠定了政策和制度基础,极大地推动了公路建设的发展。 高埗大桥模式很快在东莞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全面推广。路桥建设方面,1979年,东莞有公路桥梁191座,总长4837延米,至1989年底,公路桥梁达到267座,总长9878延米。电网建设方面,东莞提出“三个一点”的办法,就是“省里给一点,县政府出一点,镇区拿一点”,积极提高电费收费标准,用“以电养电”的办法,使东莞的能源建设步入了“快车道”,迅速建成了以电力生产供应为主,多层次、多形式的能源供应网络。通信网络建设方面,从1985年开始,东莞通过多种形式筹集资金,引进日本、英国等一批具有20世纪80年代国际先进水平的通信设备。1987年5月,东莞市首批开通包括莞城和17个镇(区)12个交换点的程控电话2万门;1989年6月完成其余17个镇(区)扩容3.3万门,率先建成全国第一个城乡一体化的数字程控电话交换网。东莞在改革开放后的快速发展和巨大变化,迅速崛起并成为广东地区重要的经济力量,被称为“广东四小虎”之一。 三、高埗大桥的时代价值 高埗大桥模式的成功,在东莞基础设施建设各个领域被逐步推广为“以电养电”、“以港养港”、“以通信办通信”等各项政策,东莞的基础设施建设得到迅速发展,东莞的公路、能源、通讯等各项基础设施建设都走在全国前列。东莞以日益完善的基础设施,充分发挥人缘、地缘优势,不断吸引着来自港台地区和欧、美、日、韩、新等国家和地区的投资,东莞外向型经济不断发展,奠定了今天东莞“双万”城市的坚实基础。高埗大桥不仅是一座现实意义的桥,而且蕴含着丰富的时代价值,对我们增强历史自信,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东莞实践,具有重要意义,其宝贵经验在新时代应不断继承和发扬。 (一)体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民之所呼,我之所应;民之所望,施政所向。”改革开放初期,高埗为建设大桥不等不靠,通过农民集资等方式筹集资金,在两年多时间建成大桥。究其根本,在于高埗党委坚持从人民立场出发,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同时,也充分发挥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当时建设大桥就是体现高埗人民整体意志、符合高埗人民根本要求、代表高埗人民长远利益的大事,是有利于改善高埗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条件的大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是一个抽象的、玄奥的概念,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止步于思想环节,而要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凝聚起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磅礴力量。 (二)体现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奋斗精神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品质,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基。高埗大桥是高埗人民在艰苦条件下,凭着韧劲,克服缺少资金、物资短缺、洪汛灾害等重重困难,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建成的。习近平总书记在《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革命传统和作风,弘扬延安精神》中强调,“全党同志要大力弘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今天,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但奋斗精神一点都不能少,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必然会有艰巨繁重的任务,必然会有艰难险阻甚至惊涛骇浪,特别需要我们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奋斗不只是响亮的口号,而是要在做好每一件小事、完成每一项任务、履行每一项职责中见精神。 (三)体现敢于负责、勇于担当的斗争精神 担当和斗争是一种责任,敢于负责才叫真担当、真斗争。当年,高埗党委向农民集资建桥,当时在全国还没有先例,虽然东莞请示了上级部门并得到支持,但只是口头回复,没有正式文件。高埗党委没有退缩,而是冒着政治风险,打破惯例,大胆尝试开创新路。究其根本,在于高埗共产党人有强烈的事业心责任感,没有私心,不会怕这怕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担当和斗争是一种精神,最需要的是无私的品格和无畏的勇气。”新征程上,我们要敢于负责,真担当、真斗争,在机遇面前主动出击,在困难面前迎难而上,在风险面前积极应对,充分彰显共产党员不惧风险、敢于斗争、勇于胜利的风骨和品质。 (四)体现敢为人先、敢于创新的改革精神 改革就要敢闯敢试。高埗大桥以“集资建桥,收费还贷”的模式在全国开创了运用市场经济手段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的先河,书写了东莞乃至广东“敢为人先”的精神品质。东莞敢为人先、敢于创新,创造了一个个奇迹,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一个精彩而生动的缩影”。在高埗大桥之后,东莞又建成全国第一条由地级市投资兴建的高速公路——莞深高速公路,国内第一座双层公路桥——东江大桥,等等。这不仅代表东莞的城市制造实力,更代表改革开放创新的道路,在桥的那头不断延伸。习近平总书记在广东考察时强调:“广东要弘扬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改革精神,立足自身优势,创造更多经验,把改革开放的旗帜举得更高更稳。”当前,我国已经进入改革的深水区,作为改革开放的先行地,东莞要始终站在改革开放最前沿,扛起历史责任,弘扬改革精神,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化改革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不断形成新经验、深化新认识、贡献新方案,为全国提供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为全国树立改革精神新标杆。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今年是高埗大桥建成通车40周年。改革开放以来,东莞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指引,在高埗大桥的见证下,取得了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的奇迹。在高埗大桥建设过程中凝聚的解放思想、敢为人先的改革创新精神,已经成为东莞宝贵的精神财富。今天,我们回顾与研究高埗大桥的建设历程,总结高埗大桥模式的时代价值,就是要从伟大的改革开放精神中汲取智慧与力量,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破解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奋力推动东莞在“双万”新起点上加快高质量发展,为广东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走在全国前列、创造新的辉煌作出东莞应有的贡献。 |
党史研究
见证跨越 ——纪念高埗大桥通车40周年
https://dgds.sun0769.com 2024年01月31 15:01
编辑:王宇辰